[危机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 中国的外交现状

　　摘要在1959-1962年的中印危机中，印度国内政治扮演着一个悲情角色。官僚政治的权力之争和派系互动，使得尼赫鲁的中印危机管理战略实际上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中印边界危机事件爆发后，尼赫鲁出于维护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决定公布中印两国政府间的一切信件往来，以安抚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使自己一步一步成为其反对派和右翼分子的“被绑架者”和“代言人”。中印两国间的危机外交形同虚设，印度的危机管理战略只剩下强迫和军事内容，导致中印危机不断恶化。
　　关键词危机外交 国内政治 中印危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26-33
　　
　　中印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友谊，但当代中印关系却有着非常不幸的历史，那就是1959-1962年因西藏问题以及中印边界问题所发生的中印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印度国内政治扮演着悲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印度的危机管理战略发生消极演变，即由外交与军事两手、侧重外交演化为侧重于军事，危机外交则蜕化为宣示性外交，名存实亡，军事行动成为印度危机管理战略的主要内容。此后，印度推行“前进政策”，试图用武力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以此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强加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或者接受印度单方面的边界要求，或者进行反击。对于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新中国而言，前者是不可能接受的。中印边界危机由此恶性升级。本文拟从危机管理的视角出发，分析印度国内政治、特别是官僚政治与公众舆论因素对尼赫鲁危机外交的消极影响，因为国际政治由国内事务所塑造并根源于国内事务， 这是印度国内政治影响其危机外交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危机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
　　
　　（一）“危机外交”的内涵及基本原则
　　1.“危机外交”的内涵
　　 “危机外交”的内涵与“危机管理”的定义息息相关。在学术界，关于“危机外交”与“危机管理”的界定与争论持续至今。一般而言，这两个术语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都是指应对危机，包括对危机的后续处理。但严格来说，就这两个术语使用的广泛度进行比较，“危机管理”要远远大于“危机外交”。实际上，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前国防部长关于这场危机的评论使得“危机管理”的术语广为人知，即“今后的战略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危机管理。”[1]
　　从某种程度上说，“危机外交”作为一个专业词汇的产生，缘于“危机管理”这个术语本身的一些内在不足。“危机管理”的通常含义是指进行克制以求降低战争风险。然而，这种含义有两方面内在的缺陷。第一，这种定义常常忽略了核时代危机决策者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每一方都追求两个存在潜在冲突的目标：战胜对手，同时避免核战争。“危机管理”必须处理这两个潜在冲突目标的内在紧张关系；第二，“危机管理”这个概念也具有鲜明的技术理性和效率色彩。这一点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学者和官员们试图在组织结构和决策技巧中寻找核危机管理的秘密钥匙”，但“良好的危机管理不可能产生于计算机软件、特别行动小组和通讯信号，而是要依赖于一些基本的状况。”[2] 实际上，即使是在东西方关系已经缓和的今天，对于危机管理的技术理性持谨慎的态度仍然是适用的，尤其是在涉及大国间的危机时更是如此。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危机外交”一词，认为这种提法更具有思想和实践要义。[3]
　　在具体内涵方面，“危机外交”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从狭义上说，“危机外交”是指诸如俾斯麦、罗斯福或者基辛格那样的职业外交家的行动。从广义上说，“危机外交”等同于“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一种政治，[4] 它包括选择和确定目标、制定政策、采取和执行决定、以及与其他政府的互动和交流的整个过程。
　　2. 危机外交的基本原则
　　危机外交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其中应特别提到的有：1. 多元支持的决策过程，即要求危机决策结构有助于政策选项的多元化，以修正认知过程和组织行为方面的僵化，缓解高度压力所产生的病态认知特质；[5] 2. 危机外交政策的执行，要有严格的政治控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军事行动服务于清晰界定的政治目标；3. 目标的有限性。界定一个清晰和有限的目标，需要用数学的精确性来衡量。[6] 在超级大国间的危机中，选择有限的和克制的危机目标以避免挑战对手关键的国家利益的逻辑是必不可少的；4. 降低时间压力。时间压力会损害保持选择自由的目标，使得危机中的一方或者双方都不能仔细审视其可以获得的政策选项，这或者是因为绝对的时间限制，或者是由于时间限制所施加的高度压力和紧张状态降低了危机决策者对政策选项的敏感度；[7] 5. 必要的认识对手的洞察力。危机决策者必须要易位思考，努力以对手的眼光来解读危机局势，以此来判断己方行动的效果。这也许是最难贯彻的危机外交原则，诚如霍尔斯蒂所言：“对对手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的敏感性,是急需补充的技巧；”[8] 6. 保持危机交流的畅通。危机交流给危机双方提供了一种沟通管道。在危机交流中，最危险的问题是危机交流信号过度拥挤以至于不能从中解读出重要的信息。[9] 因此，危机交流应该是清晰而简洁的，并伴有重要的信号和行动来加强这种交流，而不是相反。[10]
　　
　　（二）国内政治对危机外交的影响
　　危机外交政策的理性和结果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内政治的影响。对此，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有很多描述，但将这种初步的印象和叙述转变为理论分析的，却是官僚政治分析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哈培林（Morton Halperin）和艾利森（Graham Allison）。[11] 官僚政治学派强调危机外交决策的政治特征，认为危机决策反映了特别行为者及其观点的影响力：他们的支持对于政府的生存必不可少，这也确保了他们可以获得较大的博弈能力。
　　关于国内政治对危机外交的影响，官僚政治学派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内政治会损害危机外交决策的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军方的行动路线会限制危机决策者可能的选择。此外，认知和组织的僵硬也会相互加强。再者，内部的政治压力也可能导致对外政策基于不现实的假设和期待。[12]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集体决策的理性大于领导人或单独或与其核心顾问磋商后做出的决策。[13] 本文主要探讨国内政治对于危机外交的非理性影响。
　　具体地说，国内政治对危机外交的非理性影响在于它限制了危机外交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两方面：国内政治中的官僚政治因素深刻影响危机决策者的危机外交动机，并影响其危机决策能力；媒体造势所形成的人为“公众舆论”，提高了危机外交的观众成本。所有这些都制约着危机外交的政策走向。
　　1. 官僚政治因素对危机外交的影响
　　官僚政治因素影响危机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卷入国际危机的国家内部的政党政治与派系互动，构成了影响危机外交的一个重要变量。因为在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危机是否会升级，除了外在环境的挑战与刺激外，国内政党如何回应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衡量指标。更为重要的是，官僚政治因素影响危机外交决策。官僚政治因素会使危机外交决策的过程充满冲突和斗争，因为任何决定都包含着竞争性的相关利益冲突。此外，官僚政治因素也会深刻影响危机外交决策的心理动机。在发生决策冲突的情况下，危机外交决策者的心理压力会应运而生，“个人内心世界对接受或拒绝某一既定的行动路线的矛盾心理”也在所难免，[14] 从而导致危机外交决策者对危机结局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无论是危机外交决策冲突亦或是心理压力，均会损害危机外交决策能力。
　　通常来说，官僚政治对国际危机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有三：（一）国内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决定了该国进行危机外交的机制，以及决策者的权力限制等危机外交的关键性因素；（二）最高领导人的国内政治基础。决策者的国内政治基础问题，会导致他在处理危机时，更多地考虑以怎样的方式处理危机，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三）精英之间的权力争夺。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使得危机决策者确信有必要追求一种能抵消国内政治中的威胁性因素的政策，以稳定其政府联盟或捍卫其本人在国内的政治前途。
　　综上，危机外交的官僚政治理论，强调动机偏向对危机外交的影响，即危机外交的动机需要，认为危机外交的直接动力来自心理上的情感需求，而情感是出于对政府、联盟或者领导人自己的强烈威胁意识而产生的，并推动和影响了其危机信息处理过程和危机决策能力。具体来说，一旦危机决策者意识到无所作为或有所作为均包含严重的政治风险，决策者可能会采取“防御性的措施，避免冲突”。[15] 这时，决策者可能会采取保守的姿态，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即使决策者不满现有的选择方案。于是，对那些可能会激起决策冲突的信息，决策者视而不见。在此基础上，决策者逐渐相信其对手不会抵制己方的要求或行为，即使抵制的话，决策者也相信自己的国家会以相对较低的代价赢得战争。因此，上述的国内政治因素使得危机外交决策者在进行危机外交决策时有着“明显的自我欺骗或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16]
　　2. 公众舆论对危机外交的影响
　　“公众舆论”对危机外交的影响，是指它对公开的危机外交的影响，主要在于它构成了危机外交过程中的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观众成本是指决策者若违反对国内民众的承诺，以及无法解决危机威胁，将会有离职的高度可能性。有的时候，官僚政治斗争使得政治精英们会利用媒体造势，形成人为的“公众舆论”，以制约其政治对手的危机外交。
　　关于人为的“公众舆论”，著名学者贡纳尔•米达尔曾做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舆论和态度上变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发生于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集团里。……实际上，广大群众除了被煽动起来充当乌合之众，参加暴乱和游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与国家大事无关的呼吁的诱骗，而充当投票人以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虽然他们的意见也被称为‘公众舆论’。” [17]因此，人为的“公众舆论”并非是广大群众的舆论，而是人数不多的政治精英圈内的舆论。政治精英们通过媒体造势，把自己的舆论冠之为“公众舆论”，对危机外交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的某一政治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众舆论”影响危机外交的过程，也即媒体和媒体造势对危机外交的影响过程。
　　具体地说，媒体和媒体造势对危机外交的影响，就是在危机外交的过程中，媒体使用各种象征符号为危机事件及其发展定性，引导个人对危机的认识、评价和态度，这种过程也即媒体造势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是有选择地进行，并使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词汇来煽动公众的情绪。通过造势运动，媒体调动公众舆论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危机处理，对危机外交施加影响。
　　媒体对危机外交施加的影响主要有两点：（1）它对危机外交的大众舆论进行了民意测验，（2）更重要的是它充当了危机外交的舆论阵地和决策背景。一般来说，外部冲突的报道会在民主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情，而一个多元的政治体系通常容许媒体对国际冲突事件充分地进行追加报道，并展示大量的国内政治因素互动的情形，包括政治领导者、各种政治党派、利益集团和公众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大众舆论的民意测验，使得政治精英能够衡量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反应状况。 据此，政治精英根据代价与收益的考虑，为达到在危机中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会通过媒体控制对大众进行信息释放和信息解释，调动国内公众更深入地卷入国际冲突，从而损害在任精英的利益和削弱在任精英的权力，以加强本政治派别的地位。[18] 这是国际冲突的国内背景。不过，这也强化了由冲突所引发的对对方的敌意，增加了危机降级的难度，构成了媒体对危机外交决策的非理性影响。
　　
　　二、国内政治与印度的危机外交
　　
　　国内政治对印度危机外交的影响，主要在于其逐渐堵塞了印度的危机外交之路，最终使得这种危机外交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具体来说，自1959年3月西藏叛乱引发中印两国危机开始，到1959年8月25日朗久事件的爆发前，印度所采取的是外交与军事两手，但侧重于外交的危机管理战略，其内容是用政治战略构筑同中国的友谊之墙，维护其北部边境安全；同时运用渗透手段，采取试探性前进政策和逐步扩大的方法，力图赶在中国之前，控制更多的边境地区。在危机外交方面，则采取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抵制印度媒体和议会的压力，但同时对中国不让步，与中国论辩，并尽力说服中国的外交战略。[19]
　　然而，在朗久事件发生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国内日益高涨的边境安全要求作出反应，公布中印边境问题的《白皮书》，向印度国内展示了中印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外交文件。同时，把保卫东部边境的安全任务从阿萨姆步枪队（一个保安队）手中转移到印军手中。
　　尼赫鲁的决定使中印双方就解决边界危机的谈判地位严重受损，因为这实际上是置谈判于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没有一个想执政，或仅仅想保持其人民对它的尊重的政府能够公开地放弃它开始时宣布是公正而必需的目标，从原先所持的立场后退，并承认对方至少部分正当的要求。舆论的偶像是英雄而不是漫天要价却以低价成交的买卖人。舆论虽然害怕战争，但它要求国家以及外交官员像英雄一样行事，不在敌人面前屈服，甚至不惜冒战争的风险。舆论谴责那些为了和平而做出的让步，指责即便是做出部分让步的人为懦夫和卖国贼。[28] 在这种情况下，中印双方之间的外交实际上蜕化为一种宣传竞赛，不仅不能为解决中印边界危机找到任何方案，或达成任何协议，甚至不能为达成协议这一目的而进行谈判。至此，印度的危机外交形同虚设。
　　
　　1. 官僚政治对印度危机外交的影响
　　尼赫鲁之所以做出那样的错误决定，主要是因为印度的国内形势、尤其是官僚政治的因素对尼赫鲁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其担心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受到威胁。
　　最强的压力集团实际上来自国大党内的右翼。自印度独立起，国大党内的左翼和右翼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直到边界争端浮出水面之前，右翼并不得势。国大党内部对尼赫鲁政策的反对以一系列显赫的权势人物为代表，其领头人是内政部长潘特（Pant）、财政部长德赛（Moraji Desai）、粮食与农业部长潘特尔（S.K.Patil）、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交通部长拉姆（Jagjivan Ram）等。这些高官及其支持者在边界争端事件中找到了以国防部长梅农和印国防政策为靶子攻击尼赫鲁及其外交政策的机会。尼赫鲁认为政治精英们对其外交政策的攻击实际上是对其国内政策的隐形打击，因为印外交与内政的联系是如此紧密。[20]因此，尼赫鲁的中国政策成为其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一块试验地。
　　在官僚政治层面，也有一个压力集团，主要由印度对外事务部高官和总部设在新德里的军方高官组成，他们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这个压力集团力图使尼赫鲁相信，中国不愿意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做出反应，既使中国做出反应的话，印度军队也能摆平。当然，军方内部对此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印军远远没有做好准备应对中国的军事反应，应该避免短期内导致与中国对抗的政策。[21] 然而，这种观点的影响力太小。
　　政治反对派也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因素。当时，印度主要有四个反对党：1. 社会主义党（The Socialist Party），在1957-1962年的选举中成为印度的第三大政党，反对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温和立场，要求“采取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积极行动，拒绝1954年中印友好协议，拒绝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22] 2. 自由党（The Swatantra Party），成立于1959年，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反共倾向的大资本家保守党，其领导人是拉贾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该党在世界观上与国大党右翼接近。[23]这个政党在1962年后发展成为印度第三大党；3. 印度人民联盟（Jana Sangh），是一个反对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印地民族主义政党。在1960年该党的第八次党代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政府没能驱逐中国的“侵略”，认为“印度的中国政策是极为可悲的灾难”。[24]从1951年至1962年，该党力量日增；[25] 4. 印度共产党，是执政的国大党最主要的反对党。从1951年至1962年，印共是印度政坛上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在其他社会党权力下降、不断丢失议会席位的情况下，印共的议会席位却显著增加，其选票比率也远远大于任何其他政党。[26]
　　上述四个政党中，前三个都对尼赫鲁的危机管理战略提出了批评。它们认为印度有必要在与中国关于西藏以及边界争端方面采取强硬立场，为此它们提出了诸如实施空中轰炸等进行军事报复的建议；而印共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势头，认为尽管印度的对手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它也应该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27]
　　还有一个压力集团是毗邻西藏的北方各邦：阿萨姆邦（Assam）、孟加拉邦（West Bengal）、山地邦（Bihar）和乌塔帕拉德什邦（Uttar Pradesh）。山地邦和乌塔帕拉德什邦是印度联邦中最大的邦，拥有最重要的政治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国大党最重要的根基在印度北部，尼赫鲁和潘特的政治根基也在乌塔帕拉德什邦这个印度最大的邦。然而，在山地邦、尤其是在乌塔帕拉德什邦，国大党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在1951-1952年的选举中，国大党在乌塔帕拉德什邦的得票率是90.7%，但在1957年的得票率仅为66.52%。在北方各邦，边界问题是一个敏感的情感问题。1959年北方各邦吸收了来自西藏的“难民”主流，因为地理距离的接近，它们能深刻地感受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它们依赖于同西藏的边境贸易的经济脆弱性。自西藏叛乱以及中印关系恶化以来，北方各邦同西藏的边境贸易量显著下降，如在1959年4月至6月，这种贸易量就由819800卢比下降至268200卢比。[28]
　　前述压力集团对尼赫鲁的危机管理战略提出了重大挑战。政党政治的派系互动，加之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失败以及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缓慢进展，使尼赫鲁极为担心党内右翼会与那些诸如自由党的反对党结成联盟――因为它们的经济世界观是如此接近，从而威胁到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此外，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加强了尼赫鲁的压力感受。尼赫鲁的危机管理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利益集团打着国家利益旗号进行斗争的工具，如国防部与军方、国防部（部长梅农）与财政部（部长德赛）之间的斗争。
　　此外，尼赫鲁的个性也是一个鲜明的催化剂，加强了其感受到的挑战和压力。“尼赫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顶不住比他更坚决的同僚。……每当他觉得公众的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这种感觉往往是错误的），他就屈从于公众的情绪。更有甚者，他还会反过来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29] 尼赫鲁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以及边界危机方面独断专行的作风， 也让他遭受更为猛烈的批评。在朗久事件发生和被曝光之前，尼赫鲁基本上大权独揽，印度内阁和内阁所属的外交委员会、甚至议会均不知道有关情况，这引起其同僚们不小的意见。朗久事件的发生，就给那些平时就对尼赫鲁不满的政界人士以机会和勇气来直接攻击尼赫鲁。因此，形形色色的人借边界事件对那些由尼赫鲁所制定的，但为他们所不欢迎的政策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总之，官僚政治因素严重影响了尼赫鲁危机外交的心理动机。尼赫鲁出于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内政治中地位的考虑，做出公开外交文件的政策决定，力图使对手相信，自己在对华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的立场，并没有向中国人做出让步，也没有与中国人达成什么秘密交易。在关键时刻，官僚政治因素推动了尼赫鲁在危机管理战略上采取倒退的态度，并由此决定了尼赫鲁外交管理中印边界危机失败的局面。
　　
　　2.“公众舆论”对印度危机外交的影响
　　公众舆论对尼赫鲁危机外交的作用表现于两方面：（1）人为的“公众舆论”，即尼赫鲁的政治反对派和印右翼分子为攻击他的对华政策，有意利用中印之间的危机事件进行媒体造势所形成的舆论，旨在对尼赫鲁施加舆论压力，以限制其边界危机外交的政策方向，这种公众舆论仍然属于官僚政治因素；（2）为中印边界危机事件所激发起来的观众的愤激情绪。印度是个民族主义比较浓厚的大国，历史荣誉感与抱负向来是影响印度对外关系的一大因素。就边界争端的性质而言，很容易牵涉到争端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问题，牵涉到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独立等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边界争端如果处理不当引发边境冲突事件，是极有可能激起国内舆论哗然的，并由此进一步导致政府只能采用强硬的危机处理战略。这是对中印边界争端情况的真实写照。
　　随着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争吵不断升级，以及印度媒体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报道的逐步增多，印度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由于边界问题十分复杂，新闻舆论界往往不辨真伪、不了解有关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时候仅凭一点传闻，便用醒目的标题加以渲染和夸大报道。这往往激起不明真相的公众的反华沙文主义情绪。这种情况在中印两国的边界武装冲突发生后，特别是印度军队在朗久事件中有伤亡的边界危机局势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因边界武装冲突而激动起来的印度公众，强烈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甚至要求轰炸中国领土。同时，印度媒体还就尼赫鲁的边界政策展开了广泛的批评。
　　面对媒体对自己铺天盖地的批评，尼赫鲁急于为自己申辩。因为“尼赫鲁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个人的魅力、群众对他的崇拜和敬慕程度以及他对他们的影响力。他希望在自己与群众之间建立一种爱慕和信赖的感情，并视此为最重要的个人资产。”[30] 所以，为了阻止这种资产的消蚀，尼赫鲁不得不在印度国民面前，展示印度国家以及他本人的正义和威望形象，尽管他对边界争端地点是否为印度领土仍然心存怀疑。因此，他在公开场合就边界问题的发言，往往更多地是属于宣传性质的。他谴责中国“侵略”了印度，声称印度是个军事强国，虽然印度厌恶战争，但不怕战争，印度军事强大得足以用武力来保卫印度的国土。
　　尼赫鲁不切实际的言论，实际上是在一步步缩小他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余地。既然尼赫鲁声称中国“侵略印度”，那么他的政府就负有保卫印度国土的责任。既然政府已在军事上做好准备，足以对付中国，那么政府为什么不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并在必要的时候，把中国人从印度的领土上“清除”出去？总之，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无疑对公众情绪也起了极为有害的挑拨和煽动作用，并导致了舆论要求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的压力。反之，在公众的压力下，尼赫鲁谈论边界危机处理的调门越来越高，无论在党内或议会内，还是在新闻界，他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反对派的“俘虏”，并渐渐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至于同中国谈判，那只能是为了应付门面，说说而已。正是党内和政府内的鹰派、党外反对派、新闻界和新德里公众施加的持续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尼赫鲁沿着他早已选定的方向继续前进，不允许他有回旋的余地。就这样，尼赫鲁逐渐逆转了其多层面的危机管理战略，一步步被推上了同中国对抗的僵硬道路。
　　
　　三、结语
　　
　　综上所述，50年代印度缺乏良好的危机外交所必需的国内政治条件：即决策精英在基本的政治价值和秩序方面享有共识，免于一种迫使决策者去追求特别的危机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压力。[31]实际上，当时印度的国内政治状况，不仅无法让尼赫鲁免于政治压力去追求其危机外交政策，反而使他的中印危机外交战略承载了太多的负荷。面对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尼赫鲁在中印边界危机中采取了印度国内颇为流行的民族主义立场：坚持印度对中国的边界要求，公布中印两国政府间的一切信件。这样，作为印度危机外交的主要决策者，尼赫鲁意外地成为其反对派和印度公众舆论的代言人，被绑在民族主义情绪的车轮上越走越远。
　　不仅如此，国内政治压力也使尼赫鲁先是难以理性地评估印度行动路线的风险，继而发展到拒绝承认这种风险，在有争议的地区驻扎哨所，并相信印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一种威慑。这一切从根本上堵塞了印度的危机外交之路，最终导致了印度边界政策的可悲失败。
　　
　　注释：
　　[1] Coral Bell, The Conventions of Crisis: A Study of Diplomatic Manage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
　　[2] Richard Ned Lebow, 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A Dangerous Illus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8.
　　[3] James L. Richardson, Crisis Diplomacy: The Great Power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Max Web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128.
　　[5] Alexander L. George, “The Case for Multiple Advocacy in Making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1972), pp.751-785.
　　[6] Arthur M.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London: Andre Deutsch,1965, p.715.
　　[7] Ole R. Holsti, “Time, Alternative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1914 and Cuban Missile Crises”, in Charles F. Hermann ed., International Crise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pp.58-80.
　　[8] Ole R. Holsti, Crisis, Escalation, War, Montreal: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22.
　　[9]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0] King-Yu H. Chang,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Crisis Management: An Inventory”, in D. Frei ed.,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Bevery Hills, CA: Sage, 1982, pp.201-203.
　　[11]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67; Morton H.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1974.
　　[12]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John D. Steinbruner,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71-86, 124-136;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Press,1981, pp.169-191.
　　[13] 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Glenn H.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355-407.
　　[14] Lawrence S. Falkowski ed., Psycholog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9, p.92.
　　[15] James W. Lamare ed.,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Domestic Politics: Major Political Conflicts in 1980s, New York: Prager, 1991, p.27.
　　[16]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97.
　　[17] 转引自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18] Lewis A. Coser, “Termination of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of Resolution, Vol.4 (1961), pp.347-353.
　　[19] 参见邱美荣：《危机政治：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印边界危机为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6月。
　　[20] 尼赫鲁自己认为，“对外交政策的批评，你会发现――大多数批评也是对我们国内政策的批评，它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我能理解。”参见India, Government o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1-1962),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Parliament, I,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n Press, p.252.
　　[21] India, Government o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1-1962),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Parliament, II,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n Press, p.111.
　　[22] Yaacov Y.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Colorado,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4, p.139.
　　[23] M. A. Jhangian, Jana Sangh and Swatantra, Bombay: Manktalas, 1967, pp.106-132.
　　Erdman, H.L., The Swatantra Party and Indian Conserva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
　　[24] M. A. Kishore, Jana Sangh and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 1969, p.98.
　　[25] 在1951-1962年间，该党不仅显著地增加了在议会中的席位，由1951年选举中的3个席位发展到1962年的14个席位，而且在地方层面上所取得的成绩远远大于此。M. A. Jhangian , Jana Sangh and Swatantra, Bombay: Manktalas, 1967, pp.44-105.
　　[26] 例如在1957年，印共拥有27个议会席位，并由此而成为最主要的反对党，印共的席位在1962年增加到29个。而与此同时，其他社会党的议会席位却在下降，从1951-1952年至1962年间，由21个减少到18个，它们的选票比率由占总数的16.4%下降至9.33%。参见Yaacov Y.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pp.140-141.
　　[27] 参见Yaacov Y.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p.137.
　　[28] India, Government o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1-1962),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Parliament, I,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n Press, p.76.
　　[29] 转引自Nirad Chaudhuri, The Continent of Circe, London :Chatto&Windus,1965, p.109.
　　[30] 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31]参见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305.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92）
　　收稿日期：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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