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_全球化下中美关系

　　摘要美国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十分世俗而实质上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教对美国的影响是根本的和深远的，美国的外交也是意识形态外交。美国的对华外交一直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基督教在中美关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既不能抱悲观的态度，也不能过于乐观，而是要清醒地看到其复杂性。
　　关键词基督教 全球化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36-41
　　
　　众所周知，宗教，特别是基督新教，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根本的和深远的，说“美国是由基督教统治的”一点不为过。无论是研究美国本身还是研究和美国有关的问题，我们都无法回避宗教的影响，可以说，宗教是一根主线，所有的问题最后都要归结到它的身上。需要说明的是，当前美国宗教的模式已由早期基督新教占主流演变为“1955年W•赫伯格教授所说‘美国宗教的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位一体熔炉’（Protestant-Catholic-Jew Triple Melting Pot）模式”，[1] 本文不对二者做具体区分，一般在宽泛的意义上用“基督教”统称之。
　　本文要探讨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对中美关系到底产生了并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下主要分基督教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基督教在中美关系史上的作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一
　　
　　美国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十分世俗而实质上非常宗教化的国家。
　　一般人在看待美国时都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因为它十分符合世俗化的特征：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公民绝对的信仰自由、社会生活不受宗教清规戒律的束缚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
　　早在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他就发现了这一点：“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2] 根据美国盖洛普的调查，在美国，有95%的人“信仰上帝”，其中，86%的人为基督教徒，成年人中，70％的人从属于某个教堂。[3] 据美联社调查，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要多得多。[4] 据美国学者伍斯诺的调查，在20世纪末，有2/3的美国人从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只有1/5的人从属于工会或商会。[5] 以上这些数据都反映了美国人有强烈的宗教情结。美国自建国以来，绝大多数总统都是基督教徒，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业绩的总统几乎都以基督教信仰著称，而在近几十年更是有至少3位总统――卡特、里根和小布什――因其强烈的基督教信徒形象登上了总统的宝座。美国的政党也深受宗教的影响，共和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基督教保守派。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共和党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政坛，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保守势力逐步扩张的缘故。民主党在诞生之初，主要依靠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保留了天主教传统的新教信徒的支持。后来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由于执行了脱基督教化的政策，导致了民主党的衰落。而近年来，民主党为了赢得政权，开始向基督教保守派靠近，逐渐成为一个和共和党没有什么差别的政党。美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产生于新教理论的新教资本主义经济，美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其实就是基督教伦理。可以说，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宗教因素。所以，美国政治学学者利普赛特说：“对美国的宗教实证性归纳看来，从十九世纪初一直到现在，美国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宗教性的国家之一。”[6]
　　上面说到美国具有表面的世俗化特征，其实这些特征也都是来自于基督教理念的实践，并不是真正的世俗化。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其实起源于耶稣时代的原始基督教教义，成形于近代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它是基督教宗教改革的结果。美国人生活的世俗化来自于基督教新教的勤劳致富、荣耀上帝的理念，不同于世俗国家的物质主义，更不是拜金主义。既然美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我们就不能用一般世俗化国家理论来分析它的政治行为特别是外交行为，例如适用于世俗化国家的“利益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宗教性很强的国家。宗教信仰造就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人的对民主自由的执着和美国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及天命意识都来源于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新教。美国比一般世俗化国家更注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意识形态外交，在中美关系上当然也不例外。
　　
　　二
　　
　　基督教徒一般具有强烈的传教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美国的对华外交一直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自与中国有接触以来，欧美国家就把中国当作一个传教的重点地区。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使传教士感到振奋和激动，因为让数亿人归属上帝对传教士来说虽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但又具有莫大的诱惑力，他们不会舍弃这个“荣耀上帝”的机会。传统的中国，在基督教徒看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儒家传统）和搞偶像崇拜（佛教信仰）的国家。这样的中国只是一个异教统治的国家，而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国家，所以是不应该被消灭的世界，而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最早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是欧洲天主教会，美国建国后开始差遣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内容为基督新教的教义。从宗教影响的角度看，自美国传教开始到冷战结束后至今，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30年至新中国成立。1830年2月，美国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来到澳门和广州，标志着美国对华传教的开始。[7]此后，美国向中国传教的热情一直不衰，传教力量也愈益强大。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传教力量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洲，美国的新教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开始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8] 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些上层人士有很多都是基督徒，像孙中山、唐绍仪、王正廷以及“四大家族”中的蒋、宋、孔三大家族都信仰基督教。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华的态度比较友好，除了因“护教”理由曾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外，美国没有参与任何对华的侵略战争。并且，美国还在多种场合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在抗战期间，美国援助亲基督教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反基督教的日本，甚至成为其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础。“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对华关系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情感而非利益。这构成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对华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9]
　　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尼克松访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即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这与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教”力量和今后的敌人。同时，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采取的是“扶蒋反共”政策，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不允许站在西方帝国主义一边的基督教会在新中国的存在。于是中国教会走上了“三自”爱国道路，割断了同国外教会的一切联系。这个阶段，中美关系跌入了低谷。宗教问题引发的嬗变也加深了中美之间的隔阂。
　　第三阶段，从尼克松访华至冷战结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坚冰融解，基督教也被置于这一关系中重新审视和认知。从美国方面来讲，基督教徒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只是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苏联――中美才走到一起，这也体现了基督教的“外交智慧”：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在对华外交中，美国始终都在进行“宗教渗透”，希望将中国“和平演变”或者“文化演变”。从中国方面来讲，“文革”结束后，中国教会重新恢复了公开的宗教活动，人们也开始考虑对基督教重新“定位”。加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展开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这一阶段，围绕基督教诸问题，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
　　第四个阶段，冷战结束至今。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克林顿执政和小布什执政两个时期。苏东剧变以后，中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体制，一度被美国基督教分子视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一方面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没有出现倒退，反而有了更大的发展。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10] 克林顿时期，美国不仅强制性地让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还专门出台了旨在在中美关系中加强要价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后，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急剧扩张，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11] 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对基督教文明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所以它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其目的是“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拉姆斯菲尔德语）。现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宗教问题的羁绊。
　　
　　三
　　
　　全球化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不管什么样的人持什么样的态度，谁都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发展和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全球化从经济概念开始，逐渐演化为一个文化、政治概念。”[12]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传统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世界性的、国家性的和地方性的事物相互影响，世界各个要素之间关系密切，世界变成了一个“无国界的社会”。现在我们谈到全球化，已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经济概念，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包含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促使国家事务、国家政策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原来属于一国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变成了全球性的共同议题，能源、生态、人权、宗教等问题成为国际组织或者某些国家干涉、插手别国事务的“正当”借口。全球化还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形成，像一些环保、人权等专门国际组织已经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决策。全球化还促使形成了一些明示的或默示的“国际准则”，使得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上不能像从前一样随心所欲不受束缚。全球化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人们需要超越国别在更高层次上看问题。
　　宗教和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广义全球化的角度看，最早、最成功的全球化是宗教的全球化。[13] 我们知道，一些大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向外扩张的本质，这种宗教的力量不仅是宗教的、精神的，同时也整合了、融汇了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一方面，这些宗教的扩张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为这些宗教的扩张提供了平台。近年来基督徒人数不断膨胀，迄今已增至20亿左右，而且分布也越来越广泛，其中欧洲有5.6亿，拉丁美洲有4.8亿，非洲有3.6亿，亚洲有3.13亿，北美有2.6亿。据美国历史与宗教学教授菲利普•詹金斯估计，到2025年，全球将有26亿基督徒；到2050年，全球将有30亿基督徒。[14]
　　可以设想，在全球化的促进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体系空前直接接触、碰撞，再加上一些富有扩张性的宗教的强力冲击，宗教领域将最有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
　　前面已经讲到，美国基督徒具有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他们的目标是让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他们那套大众民主、全面性人权、广泛的自由等带有明显的近代基督教胎记的文明，一句话，就是把这个世界建成一个基督教王国。美国人不是痴人说梦，环顾当今，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已经朝美国努力的方向上迈进了一步，美国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扩张，全世界卷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数国家变成了宗教自由的国家。随着美国曾经的对头俄罗斯重新融入基督教文明，仍然在坚持反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的，似乎正如亨廷顿所预测的，只有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了。姑且不管儒家文明是否为一种宗教体系的争论，至少在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看来，中国将是除伊斯兰教世界外的另一个敌人。带着这样的意识形态，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果中国不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改变，那么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打开国门后，一直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开放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中国积极面对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是获益较多的一方，至少在经济方面是这样的。当然，全球化不可避免要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文化、政治方面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导下，不再注重意识形态的斗争，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应对当前的机遇和挑战。在近年来更是提出了“和平发展”的口号，强调中国发展的和平意义，避免与那些对中国抱有成见的国家针锋相对，以争取更好、更宽松的发展环境。一方面，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不变，在原则问题上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加强对外的交流与合作，用对话、谈判等手段进行斗争，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也适当地做出了让步。在中美关系上，中国目前最不愿意看到双方关系恶化、破裂乃至倒退，这就要求中国在与此密切相关的宗教等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更多的智慧。
　　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美国人立足于基督教国家性质的认识基本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是，因基督教引起的纷争中美最终会走向敌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唯物主义者是冥顽不化的，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义。虽然务实主义让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功只加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自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与美国在各个方面发生斗争和冲突。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增加了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的自信，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美国人转向宗教”的情况。这种情况使得宗教右翼保守势力极易在宗教问题上进行动员，将国会作为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阵地，极力把所谓反宗教迫害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保守势力持有的敌对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关于这一点，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说得很清楚：“中美关系这几年，在多个方面朝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方向发展，惟有在宗教问题上，越绷越紧，宗教问题竟然成为‘全面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障碍。”[15] 确实，冷战之后，美国在宗教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11年来，美国连续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反华议案；美国政府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连续8年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的评语仍然很差”；2006年，美国总统甚至在白宫会见所谓的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公开向中国施压。
　　而另一种观点则比较乐观，认为中美的关系不会恶化，不会在对立以至对抗这条路上走下去。这种观点首先认为中国传统的儒教（儒家）和佛教思想虽然远离神，不信神，但不敌对神，不像伊斯兰教那样直接否定耶稣的教义。中国自唐朝基督教传入以来，除了个别特殊时期，对基督教基本上表现得相当友善和宽容。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上帝阙如”的文明，并不是赤裸裸敌对上帝的文明。他们还以韩国为例，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韩国的快速发展说明中国的文明也容易接受基督教。伴随着美国对基督教传播的保护和中国对宗教的宽容政策，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据美国《时代》周刊长期在华记者艾克曼断定，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不少于5000万，在人员的构成上也呈知识分子化趋势，甚至在官员中也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徒。[16] 持这种观点的人据此认为，基督教徒在中国人口中将会占有相当比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当中国政府试图在不危害它的统治而从基督教中获得好处的时候，耶稣的羊就终究会驯服中国的龙”[17]。也就是说，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化的国家，中美将不再对立，甚至完全可能结成同盟。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我们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既不会“走入绝境”，也不会“一路坦途”，而是介于中间状态。虽然中美文化特别是宗教上的差异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差异本身并不必然引起冲突。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统一大国，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严重的宗教冲突和战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诚的，这种政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宗旨，而且也是对在总人口中占少数的信教群众的保护。近年来，人们对宗教的正面作用有越来越多的认识，政府也承认宗教对社会稳定和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政府权威人士公开承认宗教可以“以和谐化解紧张，以祥和代替焦虑”，对“心理疏导”意义重大。[18] 中国置身于全球化的潮流中，与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中国既有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也有吸收基督教文明中有益成分的宽阔胸怀。从实践上来看，中国的宗教政策也是越来越宽松。从基本价值观的角度看，双方虽然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基本上都有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基础，而中国的价值观普遍缺乏这种基础，但难以否认的是，美国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价值观自近代以来也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可见在基本价值观上中美是有共同点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甚至认为中美宗教方面的一定合作也存在可能性，例如反对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是两国间的利益共同点。以上这些客观因素都是避免中美关系走向“绝境”的现实基础。
　　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文化特别是宗教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长期对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不会像乐观者所预测的那样迅猛。政府担心，基督教进入中国，不止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搀杂着其他目的。对于宗教被政治利用，国际敌对势力打着“传福音”的旗号，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以此分化、西化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这种情况，中国肯定会坚决反对。近年来，境外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的渗透仍然是“咄咄逼人的，越演越烈的”，特别是这种渗透有统一的指挥，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国家行为”。比如韩国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到广州一路传教，引起了政府的高度警觉。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基督教信仰糅合在一起，可能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严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势必会加强防范措施，不允许宗教无限制和无秩序发展，进而将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基督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当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扩大持宽容态度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平稳；反之，中美关系就会出现波折。随着沟通的加强和理解的加深，双方如果本着求同的精神，审慎而妥善地处理宗教分歧，那么就会把因宗教原因对双方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注释：
　　[1] [美]斯潘塞小帕默著，向红笳、徐晓东译：《世界宗教概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2]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9页。
　　[3] 于歌：《美国的本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4] 裴孝贤：“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载《交流》2000年第1期。
　　[5] Robert Wuthnow, Th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London: Rout-edge, 1998, p.482.
　　[6] S.M.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 in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oubleday/Anchor, 1967, pp.170-171.
　　[7]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4辑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
　　[8]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9] 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2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10] 于歌：《美国的本质》，第167页。
　　[11] 同上。
　　[12] 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13] 赵士林：“全球化与宗教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14] 刘家峰：“全球化还是地域化”，载《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5] 文平：“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载《南方周末》，2008年3月13日。
　　[16] 转引自于歌：《美国的本质》，第182页。
　　[17]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anity Is Transi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Back Flap.
　　[18] 文平：“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
　　（作者简介：郑易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南京，210016；董农建，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徐州，221116）
　　收稿日期：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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