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_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

　　摘要2009年日本民主党首次登上执政舞台，鸠山由纪夫当选第一位出自民主党的日本首相。鸠山上任前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突出强调以“友爱”精神建立“东亚共同体”。这是一个极具鸠山个人政治思想色彩的提法。其具体内容尚不十分清晰，但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在指导思想和侧重点上都有所不同。本文拟就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做一探讨。
　　关键词鸠山由纪夫　东亚共同体　FTA EPA　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2-0012-20
　　
　　一、鸠山“东亚共同体”的思想源流
　　
　　鸠山由纪夫首相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思想由来已久，并与其“友爱”的政治哲学密切相关。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政策和计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一种理念，与小泉纯一郎内阁“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有所不同。
　　(一)小泉内阁首次与东盟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而对华态度冷淡。2001年11月中国同东盟就lO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受其影响，2002年11月，日本与东盟发表了《全面经济合作总体构想共同宣言》，争取在10年内实现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经济合作，并首先与新加坡缔结了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其中未包括农业内容。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后，同年12月日本也加入该条约，并首次与东盟10国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议，共同发表了《致力于新千年富有活力而持久的日本与东盟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和《东盟――日本行动计划》。作为双方共同行动战略，宣言首次写入了日本倡导的“东亚共同体”设想。日本宣布与东盟建立“富有动力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加强合作，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
　　然而，小泉执政时期，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不仅不重视同中国的合作，而且通过加强与东盟关系同中国展开竞争。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举行，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加，形成所谓“10+6”机制。日本一些人主张把“10+6”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框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削弱中国的影响。直到日本外务省经济局2009年10月公布的《日本EPA谈判――现状与课题》报告仍未提及中日缔结FTA(FreeTradeAgreement，简称FTA)问题：民主党执政后，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日本驻东盟大使鹿取克章表示，虽仍坚持以“10+6”为主体，但不同意弱化中国之说，而强调“日本应该通过‘日中湄公河政策对话’及‘日中经济高层对话’等框架，加深同中国的合作。”
　　(二)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出用“友爱”精神建立“东亚共同体”。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思想与小泉内阁不同，其根源在于两者的政治哲学不同。小泉执政期间仰视美国而俯视邻国，几乎无政治哲学可言，而鸠山则把“友爱”理念奉为“辨别政治方向的指南、决定政策的判断标准”；把“友爱”视为政治哲学和…自立与共生时代’的精神支柱。”据鸠山首相称，
　　“友爱”一词最早是其祖父鸠山一郎在翻译欧洲一体化启蒙思想家、奥地利人(其母为日本人)考登霍夫?卡莱吉的代表作《与集权对抗的人》时，把书中的“博爱”一词翻译为“友爱”的。
　　卡莱吉既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即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也反对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他崇尚以人为本的“博爱”精神，认为若无“博爱”，
　　“自由”将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平等”会招致暴政，均不可取。希特勒上台后，奥地利沦陷，卡莱吉的书遭到纳粹焚毁，迫使他逃亡美国。
　　鸠山一郎曾于1931年历任犬养毅内阁、斋藤实内阁文部大臣。他深受卡莱吉的思想影响，战后主张以“友爱”精神“排除左右两翼极端思想，建立开明的民主社会和独立自主的文化国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鸠山一郎于1954年率领自由党的反主流派，与吉田茂为首的主流派决裂，创建了日本民主党，出任总裁，并于1954年至1956年当选日本首相。在此期间，日本社会党左右两派于1955年合并，对民主党执政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主党又与自由党合并，建立起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并长期执政。
　　伴随冷战结束，日本社会党衰落，自民党内腐败沉疴导致政局动荡，鸠山由纪夫认为自民党的历史使命业已终结，并于1996年退出自民党，另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在建党宣言中重提“友爱”精神，这几乎是重演了40年前其祖父鸠山一郎以“友爱”精神创建民主党的历史。所不同的是，鸠山由纪夫扬弃了其祖父“友爱”理念中的“反共”色彩，将“友爱”重新定义为“自立与共生”，强调日本要通过这种“友爱”来避免“自由”可能带来的弱肉强食与“平等”可能造成的平均主义。
　　(三)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在思想上“脱美入欧”。鸠山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并不是搞“脱美入亚”，实际上是“联美入亚”。日本在经济贸易方面将更积极地加强同亚洲的合作，但并不等于完全脱离美国。然而，在思想层面上看，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的源流并不在亚洲或美国，而是在欧洲。鸠山由纪夫表示，重提“友爱”政治哲学，就是为纠正美国模式主导的“全球化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
　　“向保护国民生活与安全免受市场至上主义伤害的方向转变政策，建设共存的经济社会。”
　　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深受欧盟思想之父――卡莱吉有关欧共体思想的影响。1922年，年仅28岁的卡莱吉曾发表《泛欧罗巴》一文，提出分三步走建立一个非战、和平和统一的欧洲：首先设立各同政府组成的委员会，探讨欧洲各国在关税、裁军、货币等方面的共同利益；然后设置欧洲法院，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在此基础上结成关税及货币同盟，形成单一的欧洲经济圈；最后，成立“欧洲合众国”，对外为单一国家，联邦内部的各国则保持最大的自由。鸠山继承了卡莱吉的一体化思想，强调“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在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多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
　　
　　二、鸠山“东亚共同体”设想的政策倾向
　　
　　(一)鸠山认为“东亚共同体”需要加强中日韩合作。小泉内阁采取仰仗美国，拉拢东盟及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排挤、牵制中国的政策，竭力争夺东亚地区主导权。鸠山首相则反其道而行之，表示建立“东亚共同体”是基于“友爱”理念提出的一个国家目标，上任后优先加强同中国、韩国的合作。
　　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东亚共同体”设想在安全方面坚持依靠美国，在经济方面以日本同东盟的关系为重点。日本明知同中国实现自由贸易对日本经济推动作用最大，但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和对华战略的制约，态度十分消极。2005年，小泉内阁外相町村信孝曾宣称：“如果东亚国家都能够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价值观来结合，将来也许能够形成一个经济与政治的统一体。但是，东亚的情况是若干个国家价值观不同，我不认为会一下子走到那儿”，“尤其是中国，今后在政治上怎样发展还有不确定部分，要成为共同体的成员，还要看共同 的价值观”。这反应了日本自民党右派势力的传统看法。小泉执政期间6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等因素导致日本同中韩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滑向“政冷经凉”。日本同韩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无果而终。
　　民主党执政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受到一定抑制。鸠山内阁主要成员与安倍、麻生等自民党内立场偏右的鹰派政客不同，属于保守势力中温和的自由派。他们主张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充实同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鸠山内阁成员无人参拜靖国神社。鸠山首相强调，日本不能忘记日本作为亚洲国家所具有的国家定位，必须把东亚作为生存的基本空间，不断努力营造本地区稳定的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框架。可以认为，鸠山“东亚共同体”设想的政策倾向就是要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以利日本未来的发展。
　　这一变化是以日本外贸结构巨大变化为背景的。1990年日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27.4％，而2009年前三季度则降至13.5％，与之相对，中日贸易则占到20.5％，远超过美国。日本与整个亚洲的贸易占日本外贸的49.4％。鸠山首相的政策智囊之一、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指出：“日本处在亚洲的网络性发展之中”，而不再是所谓“雁行发展形态”。不仅如此，中国正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已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外汇储备早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中国的GDP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种中日力量对比的逆转和日本国内政党轮替几乎同时发生，为日本调整“东亚共同体”相关政策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二)鸠山内阁对“东亚共同体”未来的成员采取灵活态度。日本外务省2009年10月发表的《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现状与课题》报告描绘出“亚太地区经济伙伴关系(EPA)”蓝图：一是东亚自由贸易圈设想(EAFTA)，成员为“10+3”；二是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设想(CEPEA)，成员为“10+6”；二三是亚太自由贸易圈设想(FTAAP)，由APEC成员组成。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范围，日本民主党内意见似乎尚未统一。冈田克也外相曾表示不包括美国，而遇到美国反对后，鸠山首相又表示不排除美国。实际上，鸠山首相是希望以中日韩为核心，以欧盟为样板推进东亚共同体进程。2009年10月鸠山首相访华，出席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便体现了这一政策取向。鸠山关于中日韩是东亚共同体核心的提法曾令东盟不快，但不久便得到平息。2009年11月，日本与泰、柬、老、缅、越五国举行了首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日方表示，将在3年内向五国提供超过5000亿日元(约合377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ODA)。鸠山首相强调，这与他倡导的“友爱精神”是相通的，湄公河流域是掌握“东亚共同体”设想的关键地区。
　　2009年10月，笔者在东京出席中日关系研讨会期间，在与日本民主党主管外交事务的国会议员交谈中感到，关于“东亚共同体”建设，日本民主党认为应从容易做起的经济、贸易、金融、环保等领域着手，加强同中国等东亚各国的合作，其成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与功能协商确定。据观察，目前鸠山内阁对东亚共同体成员范围的界定相当慎重，似乎是有意为了减少国际上的争论和对日本的压力。对于小泉内阁时期日本力推形成的“10+6”东亚峰会机制，日本今后也可能采取灵活态度，而未必作为唯一选项。
　　(三)“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和“东亚共同体”是鸠山外交的两大车轮。目前，在日本海外投资累计总额中，对美投资占33.1％，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投资仅占8.9％；今后二三十年内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仍将维持世界第一。因此，日本仍将坚持把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2010年是日美修订安全条约50周年，鸠山内阁将借机改善日美关系。与此同时，日本民主党政府决心打破自民党政府的对美追随外交，谋求建立所谓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
　　当前，日美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是驻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鸠山内阁要求重新修订日美就冲绳基地整编问题达成的协议，促使美军从冲绳撤出。美方则态度强硬，要求日本民主党政府照原案执行。今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为集中精力通过国会预算，处理好内政的麻烦，鸠山只好采取拖延战术，表示争取在2010年5月底之前解决这一问题。
　　鸠山政府调整日本的对美政策并非偶然。鸠山首相的祖父鸠山一郎执政时就曾反对吉田茂内阁“对美一边倒”政策，与苏联建交，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去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鸠山由纪夫立即指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所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致。”他认为，“美国单极独霸的时代宣告终结”；“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宣告结束，世界正由单极体制走向多极化的时代”。尽管美国对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颇有微词，但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影响力下降却坚定了鸠山内阁自主发展对外关系的决心。寺岛实郎表示，“在维系日美同盟的同时，与亚洲各国建立多层次的关系，是21世纪日本前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英国在防止美国被欧洲孤立的同时，将欧洲大陆的利益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主张“日本发挥类似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种脚踏美亚两条船，即美亚并重的政策。
　　(四)日本将继续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进程，并竭力保护本国农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标志是签署和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而日本与各国谈判的协定大多并非FTA，而是所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民主党执政后仍将坚持这种做法。FTA是指在特定国家、地区之间缔约方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服务贸易关税壁垒的协定。日本的EPA则是指包括FTA要素、包括更广范围的协定，例如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扩大人员交流，取消边界和国内的有关限制，协调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方面的合作。
　　日本之所以采用EPA方式，是由于日本农业市场的开放面临很大困难，如果只限于FTA的谈判，往往会因日本在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而陷入僵局。为了使谈判对象国感到能更多获益，从而舒缓在农产品关税问题的对日压力，日本增加了在其他领域提供经济、技术合作的内容。实质上是开放强项、保护弱项的一种策略。
　　2004年6月日本农林水产省发表的《EPA／FTA谈判中处理农产品问题的基本方针》提出五条基本原则：第一，确保进口农产品的安全性；第二，对农业的多种功能作用给予充分关注；第三，确保日本的粮食安全；第四，避免对日本农业结构改革产生不利影响；第五，对一些敏感产品采取灵活措施。具体措施是：(1)对于目前还在实行保护性政策的关税配额产品、进口配额产品、关税保护作用较大产品等农产品，应设为农产品开放的例外产品。(2)对于规定废除关税的农产品，应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缓冲期。(3)与协定对象之间应设置保障措施机制，允许进口方在进口产品增加给自身造成损失时提高关税。(4)注重分析自由化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必要时采取应对措施。(5)为防止迂回进口，应确立切实可行的原产 地规则。(6)减让关税的同时，要求对方在限制其对日直接出口无序性扩大方面给予积极配合。(7)要求协定对象废除其对日本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以增加日本农产品的出口。(8)有关国家之间应构筑包括食品卫生、动植物检疫措施在内的一系列体系，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
　　根据上述原则和措施，日本把农业领域作为例外与对象国单独谈判，逐步降低进口关税，而不是实现“零关税”。而且这种降低关税还具有可逆性，在感到受损后还可能重新提高关税。例如，日本与墨西哥EPA谈判便在农产品进口免除关税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终墨西哥只好同意日本降低关税而不是“零关税”。结果，根据2005年生效的日墨EPA协定，日本对墨出口额的98％实现“零关税”，而墨西哥对日出口额的农产品减让率只有47.2％，总体87％实现了“零关税”。日本与七国之间生效的EPA的农产品平均减让率为54.9％，远低于工业品平均97.8％的减让率。中日FTA谈判的难点之一恐怕也在于此。
　　
　　三、东亚共同体将在探索与创新中逐步形成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5月访日时明确表示，“亚洲振兴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协调与合作”，中方愿意同日方及亚洲各国一道努力，“推进东亚合作与东亚共同体建设，在促进亚洲阵型中实现中日共同发展”。2009年10月，温家宝总理出席在泰国举行的第四届东亚峰会时也指出，有关各国“要本着兼收并蓄、相互借鉴的理念，促进文明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要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很显然，中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东亚合作取得进展。
　　(一)“东亚共同体”能否实现关键之一是中日韩能否形成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的初期阶段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而高级阶段是经济一体化，即自由贸易区的形成。2010年堪称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元年。其主要标志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涵盖11国、19亿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的13％，GDP达6万亿美元。
　　东亚地区未来将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多区域相互促进的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格局，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多元并存的合作体制，最终走向多元一体的合作格局。东亚地区在地理上是由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组成，而中国使这两部分连接在一起。如果“10+3”合作框架未来能全面实现自由贸易区和经济一体化，就意味着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是以东南亚为先导，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成自由贸易区，又会使东北亚与东南亚经济连为一体。而东亚共同体能否建成，下一步就要看未来10年至20年中日韩在东北亚能否建成自由贸易区。如果中日韩未来能建成自由贸易区，其经济、贸易规模将分别占世界的近20％和30％，如果再加上东盟，东亚共同体的GDP将达11万亿美元，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大体相当。
　　据2004年韩国一家研究机构测算，如果中日韩缔结FTA，最大获益者是韩国，其次是中国和日本。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韩国GDP提升1.29至4.73个百分点，使中国GDP提升0.03至1.05个百分点，使日本GDP提升0.03至0.16个百分点。然而，中日韩三国之间签订自贸协定还需一定时间。迄今，中日韩三国分别同其他国家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但彼此之间仍处于研究阶段。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2l世纪初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同中韩关系严重恶化，虽然福田康夫首相执政期间得到明显改善，但由于日本政局动荡，难以在这类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二是中日韩都有各自的难处，一些弱势产业需要保护。例如，中国的汽车、机械产业；日本的农业、水产业和纤维产业；韩国的农业、水产业，以及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对日依赖等。
　　韩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超过70％，高于中日两国，更倾向于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由于韩国主要依靠从日本进口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组装加工后出口到中国，所以形成目前韩国每年大约200多亿美元的对日本贸易赤字，而对中国则有400多亿的贸易黑字。因而韩国必然会考虑一旦同中日两国缔结FTA，如何防止对日贸易赤字扩大和在中国市场上与日本企业的竞争。再者，农业贸易自由化会引起韩国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即便签署了FTA，要获得韩国国会的批准也要花费较长时间。因此，韩国政府现阶段只好采取先易后难、先远后近、“脱东亚入美欧”的做法，首先于2007年和2009年与美国和欧盟签署了FTA。从韩国角度看，首先拿欧美做FTA的“试水”对象较为理想，可以把矛盾控制在经贸领域，而与中国和日本之间则有许多复杂因素和敏感问题，有可能面临国内的许多阻力，所以相对谨慎。
　　日本2002年迄今先后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瑞士、越南等国家缔结了经济合作协议(EPA)；并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印度、澳大利亚、秘鲁等国正在进行EPA谈判。日本之所以选择与一些中小国家缔结EPA，主要目的是：第一，中小国家对日本的出口量有限，即便降低或取消关税也不会对日本国内产业造成多大影响；第二，利用同中小国缔结EPA，可以借助该国同东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联系，使本国产品得以打入更广大的市场，即单方面享受对某一地区的自由贸易实惠；第三，中小国家为了获得日本经济技术援助，愿意与日本缔结EPA，这有利于日本避免在农业领域被迫实行“零关税”；第四，与中小国家缔结EPA容易主导，而与大国缔结FTA则担心被对方“吞掉”。
　　然而，日本的传统做法有其限度。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渡边赖纯曾作为外务省首席谈判官参与日本与墨西哥的EPA谈判。他指出：迄今日本缔结EPA的经济范围很小，只占日本外贸总量的14％，而日本“和中国缔结EPA对日本经济提振效果最大”。据2004年日本政府研究机构测算，如果同中国缔结FTA可拉动日本GDP增长0.5％，与东盟缔结FTA只能拉动日本GDP增长0.24％。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本综合开发机构研究院(NIRA)和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2003年以来一直就中日韩FTA进行联合研究。2008年12月三家研究机构联合提交给三国领导人的一份中日韩FTA可取路线图的报告。其中指出，与经过两国之间缔结FTA再过渡到与三国之间的FTA相比，中日韩三国一次共同缔结FTA对三国最为有利，并敦促三国政府抓紧相关谈判。估计中日韩之间首先可能缔结投资协定，实现相互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从而带动贸易自由化进程。
　　(二)建立“东亚共同体”进程应有利于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框架如何设定日本民主党还顾不上考虑。不过，鸠山首相提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不应使日本周边海域成为“争夺之海”，而要使其成为友好和团结的“收获之海”。中国可顺势提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地缘战略新概念――“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彼此之间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促进东亚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未来的图们江区域开发合作和湄公河区域开发合作， 都可能成为实践东亚“海陆和合”理念的典范。
　　关于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关键要确立以“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关于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架构，各方看法不一，但都难以排除美国的参与。在东北亚，美国不仅直接参与六方会谈，而且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也必须有美国参与。在东南亚，美国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一些国家是同盟国，并一直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美国介入东亚安全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无论东亚共同体是否可能包括美国，对中国来说，努力减少日美同盟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是最重要的。美日政府应明确表示，日本的“周边事态”不包括或没有必要包括台湾海峡。未来东亚安全共同体构架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在东盟安全共同体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基础上，在ARF的框架内逐步形成。APEC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可以继续在经济、贸易、能源、金融、环境、气候等领域发挥协调作用。如果APEC再承担安全保障方面的功能，可能产生的弊端是：第一，负担过重，效率下降；第二，安全领域矛盾上升可能影响其他领域合作；第三，东盟地区论坛将名存实亡，从而引起东盟国家的反对；第四，台湾问题难以调和，即使成立安全委员会中没有台湾代表参加，一旦台海局势紧张也可能对APEC的原有功能造成负面影响。
　　(三)东北亚经济区域合作与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应相互促进。朝鲜在同美日韩安全关系高度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只好采取“先军政治”的国家发展模式，加强包括核开发在内的军事力量。而朝鲜进行导弹试射、核试验后，有关各国便根据联合国决议实行对朝制裁。2010年朝鲜的元旦社论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朝鲜《劳动新闻》等三大报在元旦社论中没有强调“先军政治”，而指出2010年朝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全党和全国的力量，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要集中力量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通过增加国家投资，保障轻工业部门需要，并扩大对外市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希望改善朝韩关系，呼吁结束美朝敌对关系，通过对话和协商建立朝鲜半岛巩固的和平体制，并实现半岛无核化。今后，朝鲜半岛敌对状态还可能引发“痉挛性”的局部紧张。正因如此，才有必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推动朝鲜半岛融入东亚安全与经济区域合作的进程。
　　未来如果能将东北亚安全与东北亚经济合作通盘设计，统筹运作，将有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新中同曾经是朝鲜的战略大后方，未来则可成为朝鲜的外贸大市场。伴随图们江开发区和环黄渤海经济圈的进展，未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将迎来新的机遇。在中韩FTA谈判的过程中，或许可以考虑优先对朝韩开城工业园区实行类似中国曾经对东盟实施过的“早期收获计划”做法，尝试与朝韩建立“2+1”合作模式。中国可以支持朝鲜开城工业园区通过合资方式在中国开设“开城产品专卖连锁店”，或在中国大型商场设立“开城专卖柜台”，鼓励开城工业园区生产的适销对路产品投放中国市场参与竞争。中国对“开城专卖产品”的进口可以实行“零关税”，帮助朝鲜探索新的国家发展模式，走上繁荣之路。
　　(四)东盟在“东亚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仍可发挥主动精神。历史教训证明：任何一个大同企图主宰东亚地区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最终必然失败。二战期间，日本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惨遭失败；冷战时期，美国企图在亚洲构筑遏制中国的同盟网，也宣告破产；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提出建立亚洲安全体系，也因遭到各国反对而夭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有两条基本经验：第一，多边合作体系的建立需要健全的双边关系做基础；第二，由中小国家联合发挥主动精神，而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导，最有利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取得进展。东盟国家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便发挥着大国之间粘合剂的重要作用。目前，东盟和中国等“10+1”、“10+3”合作机制，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圈与基础链。“10+6”东亚峰会的成员也是以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前提，并经东盟同意才可以。美同曾反对1990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简称EAEG)”设想，而今却不得不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可见形势比人强。
　　关于“10+6”东亚峰会，虽然叫做“东亚”，实则包括印度、澳、新。未来，如果“10+6”东亚峰会包括美国，最终若与APEC没有多少区别，就会丧失存在的意义。美国担心东亚形成“排美”经济共同体，2006年就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圈(FTAAP)”，并于2008年与澳大利亚、秘鲁加入了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等四国2006年发起签署的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环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展望未来，东亚共同体如果能与TPP形成同心圆，对推动WTO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未必不是件好事。这也是一种多元并存走向多元一体的进程。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需要改变“没有我参加，我就反对”的当头儿心态。
　　目前，由于中日两国在东亚合作中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所以并不存在所谓中日主导权之争。未来的关键是，中日两国能否继续鼓励东盟发挥主动精神，并在湄公河区域开发方面加强协调，积极合作。中国在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之后更要注意在东亚交往中保持低姿态，在东亚合作中争取高质量。未来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则有j个必要条件：一是东盟国家内部的稳定；二是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三是东盟与东亚各大力量之间的合作。三者缺一则东盟的主导地位都可能受到制约或影响，中国应力促东盟稳定与发展。
　　(五)“东亚共同体”的未来需要放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考虑。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将立足亚洲，着眼全球，推进国际合作。中国可以利用本国的地缘经济地位优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开放的地区主义”谋求可持续发展；以“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可持续安全。当然，“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和平的多边主义”都是有条件的。没有缔结FTA的国家便不能单方面享受自由贸易的利益；面对外来侵略和武装干涉的国家也有自卫的权利。
　　东亚虽然难以照搬欧盟模式，但有些经验可以借鉴。未来中国需要努力营造平等、互利、开放的全球经济合作环境，逐步由近而远、扎扎实实地经营“放射形”经济合作圈。首先可以从周边邻国做起，加强同朝鲜半岛及蒙古的实质性经贸合作，以东亚“10+1”和“10+3”合作机制为依托，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等渠道向西南挺进，加强同中亚的经济能源合作，形成通向欧洲的中亚经济走廊；再与印度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内的战略合作，作为长远目标争取建立中印经济共同体，从而将东亚与南亚连接成亚洲新经济大板块，并进一步建立连接和通往中东及阿拉伯产油国的能源合作带与经济共同体。这样就可形成亚洲经济共同体，也可以称之为“亚盟”。
　　另外，2005年中国与智利缔结了FTA，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缔结的第一个FTA。2009年中国又同秘鲁缔结FTA，与拉美贸易自由化取得新进展。面向太平洋，中国还将与澳大利亚建成自由贸易区。2008年4月中国与新西兰FTA生效，新西兰政府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目前，中国还在与海湾国家、南非等国就缔结FTA进行谈判。中国在与东亚邻国缔结FTA的同时，逐步形成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日本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韩国在与欧美谈判缔结FTA方面，走在中日两国的前面。展望未来20至30年，中日与欧美缔结FTA也许迟早也会提上议事日程。这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及世界经济走向更加开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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