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地区战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区别

　　摘要：随着国内政治社会结构的演进及国际社会的变迁，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及对国际社会的认知决定着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及发展。然而，关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方式一直处于争论中，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大胆假设国际社会逐渐转为以地区为单位构成(这并不质疑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力量存在，从而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路径置于地区平台。强调中国将通过融入地区合作平台来进一步实现对国际社会融入的深层化，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地区战略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应如何践行地区战略。
　　关键词：地区战略　地区政治　国际社会　中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5－0016－22
　　
　　毛泽东曾经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并将中国定位于第三世界成员，这成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理国际关系的立足点，即中国如何以第三世界为战略平台寻求中国利益的最大化。随着国内政治社会结构的演进及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变迁，学者及政策实践者纷纷提出新的理论视角及实践方案，而目的都是融入当今国际秩序。这并非是中国被国际社会所“同化”，而是一种平等性的、强调自身独特性的融入过程。但是，中国应采取何种途径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呢?是消极被动的还是积极主动的?是一步到位的还是循序渐进的?是通过军事强制还是和平共享?在笔者看来，最终采取何种途径根源于中国自身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本文将大胆假设国际社会逐渐转为以地区为单位构成，但不质疑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路径置于地区平台，强调中国通过融入地区合作平台来进一步实现对国际社会融入的深层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外交理念层面、战略政策层面及机制、制度层面都面临着重大调整。关于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存在诸多争论，其中主要分为内向型与外向型的战略选择，即一种小国思维与大国思维的碰撞，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对立。
　　选择内向型战略的基本逻辑是国家应内视自身状况，解决自身问题，提升自身实力；只有解决好自身问题，才能确保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内向型战略采用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封闭式的视角――“封闭性的民族例外论”，这种思想偏好符合中国“韬光养晦”的传统思想。但随着对国际公共物品需求的增多，“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国际社会舆论及其他行为体的压力将会促使国家政策发生改变。国家难以脱离国际社会的影响，脱离国际社会意味着固步自封，难以为继。
　　选择外向型战略则基于全球层面趋于同质化，更强调国家对外政策的积极主动性。它不仅体现在改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意愿上，也体现在国家积极承担相应责任上，即一定程度上忽视国内维度的严峻性，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极大的意愿与决心融入国际社会。然而，这种政策选择有时会因与既得利益者相冲突而增加融入的困难，并且面临一国的政策理念难以在全球层面被认可。例如，为西方国家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因此，这种外向型战略的论调虽很吸引人，但为时过早。
　　总之，内向型与外向型战略的定位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无法满足均衡国家的战略需求。追溯其根源，即“中国没有清晰且一以贯之的长期基本国家目标、外交哲学以及长期或长久的大战略”，这也是现今“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最大的认知和政策困境”。尽管中国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但是并未提出一个明确、公开、正式的地区战略或者亚洲战略。为此，我们是否能够基本假定世界是由地区构成的，进而提出中国的战略可以立足在地区层面，即首先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地区，如中国积极融入东亚、中亚地区合作；其次强化地区间的联系，如中欧、中非等地区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
　　
　　二、中国采取地区战略的可能性
　　
　　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时空背景下，中国地区战略展开的平台和逻辑起点需要重新定位。时间上，既需要宏大的历史视野，又需要具有现实的应变能力；空间上，既需要全球理念和眼光，也需要地区视野和关怀。中国国际战略的展开，必须有与中国的全球战略相契合、相包容的地区战略。故中国地区战略的提出既具有理论必然性，亦具有现实必要性。
　　
　　(一)理论层面
　　地区研究如同外交政策研究，一直处于国际关系领域的边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对地区予以足够重视。但是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范畴下的概念，即地理的临近性和环境的相似性，更多意味着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综合性概念，即通过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互构、塑造而建构的概念，“以共有的特性、内部的互动类型以及共享的观念来理解地区的存在。”
　　从宏大历史视野上讲，人类的整合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地区向全球的过程，与此相似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延传更体现了事物发展的逻辑与互为条件性，强调由小及大的运作过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应从周边展开，然后由周边扩展到全球，最终获得其影响力，这既是应然性问题，亦是实然性结论。
　　从地区演进而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化，与其伴随的是地区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地区范畴的凸现，众多学者视世界是由地区组成的，是“地区的世界”，“更加地区化的世界体系”是冷战消失后的世界常态，逐渐将地区作为一个分析层次和分析变量。首先，地区本身存在地区特性，地区结构、地区体系与地区进程和地区环境，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互动落脚在地区层面，“大国关系与国际事务也基本上是在特定的地区框架内发生和展开的”。地区层面的凸显挑战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所假定的行为体的同质化，提出了世界由非同质复杂的地区构成的假定，即可将地区视为一个分析层次(分析变量)及政策平台。其次，全球化促使区域性合作突出，欧盟一体化程度在《里斯本条约》后进一步加深，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近期也有进展，非洲区域合作引起关注，这为国家间和平、防止战争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提供了另一选项，进一步验证地区可以作为全球社会的新层次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
　　从中国周边环境上看，伴随国际体系的演进，世界权力中心的位移，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政治舞台的重心之一。随着地区机制和机构加快整合，地区的整体形象及实力提升，中国周边地区的崛起是当今时代的主要标志。并且，中国直接面对的是其所处的地区环境而非国际大环境，“亚洲是中国所有的国家利益(安全、经济和政治)同时存在的唯一的一个地区”。而地区环境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地缘位置的优越性，区域内的行为体互动程度较高，受对方政策趋向的影响最大；其次，社会文化、观念的相近性，共有的历史渊源与历史记忆，地区的“社会性”程度比全球的“社会性”程度高，有助于培养群体归属感，这种集体感将成为中国地区战略构建的驱动力。地区作为中国与全球社会的连结点，是中国由地区性国家转向全球性国家的战略立足点，是中国扭转国际社会关于权力转移观念的实践领域。这既关系到地区战略是否契合特定历史时空，也涉及到中国领导层的心理认知。 　　地区不仅为我们“窥视国际关系的各种动力、结构、进程与结果提供了空间范围得到限定、因而更具特定意义的场所，而且也搭建起了一个其他变量因素可以发挥作用的平台，并能够中介和过滤全球体系与环境对国家的影响，将其地方化和具体化”。地区层面的凸显，也进一步扭转了过去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夸大全球层次的作用，低估地区层次的重要性”。
　　
　　(二)历史时空视野层面
　　宏大的历史视野赋予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设计的特定时空观，将有助于诠释中国外交战略的变迁与演进，把握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脉络，进而检验外交战略的逻辑性及连续性。
　　回顾中国外交战略，如何协调国际社会与国内需求的关系，以及时空之间的关系显然影响着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战略方向。一边倒的联苏反美战略、三个世界战略、全方位战略等虽然都试图将时空关系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但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是较缺乏连贯性、统一性，即使可以与特定时间能够契合，但空间定位有时依然难以一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正处于向独立主权国家过度的特定时间，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特定历史空间。这虽然契合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时期)坚持以意识形态和特定阶级为基础的对外战略，但在西方社会看来并非是融入国际社会，而是与西方国家的对立，尤其是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阵营路线。随着美苏两极争霸的加剧，中国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将战略立足点放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在一段时间内(从毛泽东延续到邓小平时期)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空间位置的一大特征，但这些战略选项一直是难以逃离费正清所提出的“冲击一反击”模式。
　　而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逐渐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区分，开始将战略阵线收回到国家层面及周边地区，将视角从保障军事和政治安全为核心转变到涵盖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综合安全为主要目标。这种全方位的外交战略为国家提供多种平台，但是平台间的协调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如何契合当时历史时空，准确的说是如何符合国际社会及国家实力的要求，制定出相应的国家外交战略将是最为关键的。
　　当前国内与国际社会出现巨大变迁，中国外交战略应契合当前历史时空，其“路径不应直接经略全球，而在于集中经营亚太”，更准确的说就是中国周边地域。对中国而言，地缘政治、经济重心重回亚洲，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合。在当前历史时空之下，中国周边区域为中国实施发展战略、发挥国际影响和提升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依托。
　　
　　三、中国实现地区战略的必要性
　　
　　任何一个国家参与对外事务都是基于对自身内部及外部环境的客观评估而定位，从而实现主观意愿与客观环境的有机结合。中国参与并重视地区层面的政策取向，除了上文所指出的地区缘何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国采取地区战略的可能性，还需要考虑以下两个维度――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国际社会的塑造――作为中国实现地区战略，参与地区合作的必要性。
　　
　　(一)国家买力的决定性
　　国家实力，是从一种内向视角审视国家，突出国家的国内维度，即国家的实体l生基础、制度性构架和观念性聚合。国家的实体性基础是客观存在的，制度性构架联结着国家实体与观念，而国家的观念性聚合问题将实体性基础与制度性框架予以区分，并与制度性构架一定程度上彼此替代(并非绝对)、互相补充。
　　国家的实体性基础，包括领土、人口、自然资源及财富值等。中国不仅在实体经济总量上的骤增及仍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虚拟经济与世界强国的差距也逐渐缩减并渐趋超越。如仅基于国家的实体性基础，来定位自身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难免会有失偏颇，并忽略了制度性架构及观念性聚合，所以我们还需添加后两个变量来分析国家的自身定位。
　　国家的制度性构架是黏合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框架，由国家机器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等组成，使得国家成为―个有效的有机体。国家和政府运作方式逐渐考虑到公众的需求，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逐渐调整国家的制度性构架，但国家和政府依然面临着更多的困境，制度架构的庞大与冗杂，层级间的矛盾与争执和运作的滞后与强制。这些痼疾将会致使制度架构的不牢靠，容易受到内外压力的挑战与威胁。
　　国家的观念性聚合问题是深层次的、抽象的核心，更多的体现在国家特性上，即国家的合法性依据。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与支撑性的意识形态涵盖着国家主要的观念性聚合问题，这些都会对国家实力产生影响，并左右着国家的自身及国家社会的定位。
　　国家实力意味着国家对外行动的能力依托问题，即运用自身的对外政策能力改变其他行为体行为的能力。基于国家实力的实体性基础、制度性架构和观念性聚合三个内在维度，为展示当前中国对外行动的能力与效果，这需要更准确的定位自身实力及制定相应的战略。
　　
　　(二)国际社会的塑造性
　　宏观导向的体系层面限制并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取向。国际社会指“一群国家不仅形成了一个体系，也建立了对话机制与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以规范它们的关系”，中国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塑造，如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自身状况及意图所决定的。而这种大环境如同一个“融合器”，包括体系结构的变迁、进程的变换和观念的重组这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引致国际格局的变迁，即行为体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位移(上移与下置)，实力的分布状况和国际格局中的“极”。虽然这种变迁仍难以挑战单一霸权国家的独占地位，但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出现及跨国行为体的发展，国际体系格局展示出多层次行为体的交织与互动，地区化不断塑造着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尤其是类似欧盟一体化组织机构在国际格局中凸显，东亚的地区组织机构也日益呈现其重要性。
　　第二，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化、相互依赖的增强，互动密度的提升，国际社会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进程维度是指单位之间互动的模式与类型，不仅包含物质性维度，亦包含观念l生维度，在不断互动中调整自身的利益诉求及战略意图。全球层面的进程互动遭遇瓶颈时，地区层面的进程受其影响较轻，特别是地区层面的多边主义进程。在全球层面的国际社会逐渐被地区层面所切割，国际社会进程的区域化逐渐显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调整其角色定位，不仅寻求区域内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更多的是强调国家与区域间的互动。
　　第三，现存国际社会依然处于西方国家的话语权统治之下，是在国际格局与国际进程的变迁完善后才会导致话语权及观念的变化，故而该维度的变化是最为缓慢，但影响却是最为深刻的。中国难以在全球层面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一方面体现在国际社会的结构不合理性、功能的不健全性，作为历史遗留的国际制度框架，其合法性也值得质疑；另一方面体现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流观念、游戏规则的西式化。中国在IMF提款权问题、WTO条款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境遇，充分证实国际规则仍由西方主导。但同时地区共有的社会性因素要高于全球共有的社会性因素，东亚地区的共有观念要高于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共有观念。如果地区话语纳入到国家外交政策议程中，那么一定程度上会避免国家在全球层面话语中的不 利位置。
　　根据国家物质实体、制度框架和观念聚合三个变量组合的国家实力评判标准以及国际社会的外在变量，我们得出中国并非能够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或者大国，但可以将中国视为一个地区性的力量。中国的国家实力尚不足以在全球层面发挥重大影响力，但中国在地区层面的影响力却已经发生。因此，中国拥有在地区层面协助创设的规则、制度框架内展示其施展并限制自身力量的能力。
　　
　　四、中国地区战略的参与方式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应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国家，地区战略的立足点应定位于亚洲地区平台，“中国和平崛起的首要舞台将始终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其次是中亚和较小意义上的南亚”。这一地区战略的选择是基于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认知，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定位自身利益与身份，进而融入地区发展与合作过程中，中国地区战略的参与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积极参与并建立地区组织。中国成功主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这不仅为中国提供经济、能源上的合作，更多地意味着中国在该区域军事与政治安全的缓和。东亚合作机制更加复杂和充满变数。以东盟为主导的“10+3”与“10+1”双层架构再加上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补充性合作机制共同塑造着东亚地区秩序。通过制度性框架的完善，地区多边主义的合作形式将易于培养出共同的情感和利益诉求，有助于强化“集体感”，积极促进地区合作和促使基于地区多样性特征的地区合作框架。
　　第二，增进与周边地区经济联系。经济实力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密度增加不仅为中国国内改革与发展提供动力，也提升了中国在该区域内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正是在经济实力的推动下，逐渐融入地区体系，由此产生“溢出效应”。在东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的践行、“清迈倡议”的履行及中日韩次区域合作的开展，促成东亚形成自身的区域经济体系，涵盖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亚地缘经济战略问题得到重视，中国不仅仅着力开发中亚地区的能源，同时开拓中亚地区的消费市场及原材料市场。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在“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实现绝对收益的同时，也收获了相对的经济权力”。由此，与周边地区经济联系的比重增加，将会为中国营造一个有利的地区秩序。
　　第三，积极发展双边关系，包括政治互信、经济往来和社会交流等。传统意义上的双边合作在国际关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加强和完善对外战略棋局中的关键性双边合作依然是他们的优先选择”，中俄、中印、中韩等双边关系如何在地区合作框架得到提升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问题。经济领域的热合作、政治领域的冷处理再加上历史问题的困扰一直左右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波动循环发展，中国与日本关系是否良性发展对中国在区域内的战略意图的实现至关重要，“从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国际高级政治的总体视角看，中日关系或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涉及域内其他力量的整合，包括中美、中韩关系等。而中美关系依然是当前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已有众多学者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本文更多的是强调与地区内国家的互动，故对此并未详述。
　　第四，扩大安全领域的合作。首先，军事领域的零和性，一国军事实力的上升与另一国安全感的下降密切联系，中国作战能力的提升对“中国周边的竞争对手造成极大影响”。在东北亚，中国与韩国、日本的关系受到军事系数的制约，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会相应增加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合作力度；在东南亚，尤其是南海领域，问题依然严峻；在中亚，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因素依然困扰该地区。其次，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益严重，民族国家遇到能力权限的瓶颈，无法通过自身有效应对，故而寻求国家间的合作，而地区间的合作能够妥善解决，如环境生态资源的保护、流行性疾病的防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核武器的扩散等，从而具有全球性意义。新的安全合作理念与模式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过程中逐渐形成，进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结语
　　
　　文章并非以传统的理论范式为框架，因为解释中国对外战略单一理论范式难以实现，而是强调理论的融合及方法的多维。所以文章试图通过一种中观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当前外交战略的选择，提出一种战略选项及如何来实现这种地区战略。
　　地区战略作为中国全局战略的一部分，要以国家整体利益目标为起点，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目标，需要处理好地区战略与全局战略的关系，以及地区战略与全局战略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中国崛起的历史阶段，地区战略的重视将为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转变提供空间平台。中国与周边地区保持较高的文化相通性，经济联系性与地缘的密切性，周边地区国家更容易接受中国提出的理念，中国更易于施展其影响力。“如果中国继续现在这种文化、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道路，那么最理想的环境很可能是在地区层面、而非全球层面。”地区战略一定程度上强调地区的自主性，摆脱先前将大国战略与地区战略的融合，“地区的成功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均衡的国际格局和稳定的世界秩序”。
　　具体而言，中国对地区战略的重视将会回击中国崛起的“威胁论”，中国积极融入地区社会，将会缓解全球社会层面的对抗性，并且引导地区内国家的认知。中国地区战略的提出满足了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需求，并且能够恰当协调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实践地区战略过程中需要恰当处理以下三对关系：
　　首先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的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给周边国家留下较好的地区形象，获得周边国家的信赖。以此为契机，中国随后继续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地区安全的维护者，恰当地处理了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从而被称为是“负责任国家”。
　　其次是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相应的国内及域内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呈现正相关性，希望中国能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地区责任)。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尤其是经济实力，周边国家期望中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地区公共物品，并且能够通过非对抗性和非强制性的方式来维护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这一关系需要中国运用多种方式来协调。
　　第三是各种权力手段的关系，即在实现地区战略过程中应注意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交互使用。硬实力更能够被外界鲜明感知，特别是控制性与扩张性，但因其在当前阶段的操作性受到极大限制。软实力的理念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极大关注，它的核心即制度模式、文化和外交政策。虽然国内外对此持不同观点，但是“北京模式”作为与“华盛顿模式”分庭抗礼的一种模式，依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关于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王缉思认为“核心是国内文化建设和全民族的价值观”；至于外交政策，涉及如何去推行国家的软实力，如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应该考虑接受国的特殊情况，需要提炼出“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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