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而慷的意思_政府保障民生不能慷企业之慨

　　 　　广东省人大代表卢光霖提出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交给市场去决定。“政府要改变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政策不能华而不实，现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但一些法规使中小企业压力很大，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就别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作才最重要。”卢光霖作为国有大企业广州地铁前老总、现在白云机场老总，最低工资与他本职工作和个人利益没有多大关系。他能够替中小企业着想，替底层民众着想，真为某些挂着“保障”牌子的衙门脸红。
　　如果说拿低工资的工人是受雇群体中的弱势者，中小企业则是雇主群体中的弱势者。他们从来都是相互依存关系，在经济寒冬中更是相互依偎着取暖。最低工资标准既束缚中小企业正常经营，也限制就业弱势者正常谋生。
　　中国农村年轻人有学手艺的传统，学徒期间不仅不领报酬，还要交几担谷子给师傅。等到出师，可以自谋生路，也可以跟着师傅当帮工，这时候有工资可领。这种雇佣关系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法律依赖性很小，学徒中途不辞而别，师傅不吃亏。师傅不吃亏，就可以放心传授技艺，学徒受益。
　　假如实施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年轻人只好交学费上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培训的内容是否切实符合雇主要求，对毕业生的技能水平雇主不如师傅那么清楚，必须依赖于职业学校本身的品牌。再则，对于一些用工量大的工种，职业学校才会开课。如今分工越来越细，每家企业都有许多工种，每个工种又不停分化出新的岗位，因此最好的培训就是在实践中边干边学。
　　通常企业内部，熟练技工与非熟练工人薪酬相差数倍。最近网上曝光有些建筑民工月薪可达5000元，有的年收入15万。我觉得不奇怪，只是大家平时看低了建筑行业而已。市场经济中，行业本没有贵贱，只是技能高低有差别。技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学校培训出来的，主要是靠实干中学出来的。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干中学”是贫富差距的最主要成因。高级技工薪酬高于教授，高于行政长官，稀松平常。最低工资标准等于堵死“干中学”的入口，把年轻人赶往学校，过高考那座独木桥。
　　有人会说，世界上80%的国家有最低工资标准，为什么中国不该有？因为中国属于另外那20%失业救济保障缺失的国家。中国的失业保险是缴了保险费的才有资格领取，没缴过的没有资格。那些想当学徒工而不能的农民，是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国外最低工资标准是失业救济金的配套措施，防止一些人一边领取失业救济金，一边打黑工。最低工资标准往往低于失业救济金或两者相当，比失业救济金更低报酬的工作还有人做当然不正常。因为失业救济金由政府财政支出，所以，政府制订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不会标准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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