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社会慈善 隋唐时期的社会概况

　　隋唐时期无疑是中国古代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国力的强盛，为中国社会慈善活动的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隋唐时期中国的社会慈善活动，不仅表现于物质的丰富性，更由于佛教等宗教组织的极大发展，广泛地影响于民间，使社会的慈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政府的仓廪制度是官方进行社会慈善活动最重要的形式。例如，汉代建立了“常平仓”，而在隋唐时期，则有著名的“义仓”。据《隋书?长孙平传》记载：“平(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间巷，以备凶年，名日义仓。”也就是在每年秋季粮食收获时，根据民间的贫富情况，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相应数量的粮食，存储在地方的粮仓，以备荒年赈济使用。“常平仓”是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平抑粮价的一种方式，尽管客观上产生了慈善的效果，但更是一种政府的经济活动；而“义仓”则不同，它有完备的粮食入库、储存、管理和赈济制度，“义仓”的粮食只是用于荒年救灾，此外不能转移他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义仓”是政府组织的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慈善。在唐代前期，国力鼎盛，“义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料记载，从唐太宗大兴“义仓”开始，到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天下‘义仓’无虑六千三百七十余石”，所储存的粮食量约占全国总藏谷量的40％。
　　不过，正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所展现的那样，在中国古代，由政府组织的慈善事业一直都是与执政者密切相关的，所谓“人亡则政息”。尤其是中唐之后，由于“安史之乱”以及藩镇割据，“义仓”也就基本废弛。
　　此外，隋唐时期，政府还有很多恤老、慈幼、施药等慈善事业方面的举措，这些都是延续前朝的“仁政”惯例。如唐代对于养老问题，制定了法律上和礼仪上的规定，组织一些尊老敬老的礼仪或慈善活动，为老人提供救助，在社会上倡导敬老的风气；在灾荒期间，官方出资为饥民赎子，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始终没有促进民间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官方的观点始终停留在官方慈善与民间慈善对立的立场。他们并不认为民间的社会慈善活动是对官方救助的补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表现了“仁政”的不足，是与政府争夺民心，是对政府的一种威胁。
　　与此同时，佛教、道教等宗教团体却始终延续着社会慈善的传统，而且越是在社会动荡的时期，这些宗教团体进行的社会慈善活动越多，毕竟出家人是“方外之人”，对于世俗政治的威胁要小得多。
　　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期，佛教各宗派不但在组织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所以延续了其一贯的以慈善活动来诠释教理、吸收信徒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民间的影响力极大，对于促进民间慈善之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隋唐之际，佛教寺院开始在院内建立起拥有固定场所、固定功能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这是完全意义上的民间慈善机构。
　　悲田是佛教用语。佛教徒为修习慈悲心而行布施，有五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悲田”，即对于贫穷、孤老甚至动物的布施。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实际上是佛教寺院设立的收容穷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的慈善机构。和南北朝时期的六疾馆、孤独园相比，悲田养病坊的组织机构更为完善，维持的时间也更加长。
　　之所以说这是完全意义上的民间慈善机构，因为悲田养病坊最早完全是由佛教寺院独立设立、经营的。宋代胡三省说，“时病坊分置于诸寺，以悲田养病本于释教也”。当时经营悲田养病坊的主体是寺院，运营经费也是由寺院化缘筹措。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代陕州龙光寺内的悲田养病坊，“远近道俗，归者如云”，“常养病者数百人”，而寺院的僧人则四处化缘乞食供养之。
　　但是，在武则天主政时期，由于她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对悲田养病坊大力加以扶持，这样悲田养病坊逐渐被官方化，最后演变成为一个官办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被去掉了悲田二字，改为“养病坊”，养病坊的经费来源则完全依赖官方，主管人员也由官府委派的官吏担任，佛教寺院遂逐渐丧失了管理权。
　　佛教在隋唐时期开展社会慈善活动，极大影响了民间的慈善风气。除救灾济贫、施药治病等传统形式之外，佛教有很多慈善形式。例如，佛教寺院有接纳十方僧众的制度，后来逐渐扩及民间，经常收容过往的旅客在寺中寄宿。由于佛教寺院遍及各地，所以成为接待远程行客处所。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朝廷甚至下诏说：“其有山谷险难，道途危苦，赢车重负，须暂憩留，亦任因依旧基，却置兰若。”也就是在一些道路艰险的地方修建寺院，以便往来客人寄宿。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常有饭粥，不论僧俗来集，便僧房宿。有饭即与，无饭不与，不防僧俗赴宿。”此外，还有所谓的“义井”，也就是供公众汲用的水井；“义渡”，也就是建造方便路人的桥梁等等。这些慈善活动的目的，是“取施无求报”――不要求回报的施予，完全消除了地域、对象的差别，为当时的民间社会慈善活动增添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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