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 泛娱乐化浪潮与主流价值观传播

　　通过“追星女”悲剧事件，透视泛娱乐化浪潮下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缺失及其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可行性的对策，可以给媒体提供理性的警示。 　　 　　“追星女”杨丽娟疯狂追星13年，6次进京，3次赴港，耗尽青春、家产，老父为此卖房甚至几欲卖肾，绝望中终于蹈海自溺走上了不归路。这条能挣到无数眼球的新闻自然引发了媒体报道的狂潮。在泛娱乐化浪潮席卷报纸、电视、网络的当下，公众或许第一次活生生地感受到“娱乐至死”的残酷。
　　随后，由此引发的热议很快将一则娱乐新闻演变为一场关乎教育、社会、心理、媒体伦理的深刻省思。
　　
　　“泛娱乐”语境下价值观的扭曲错位
　　
　　一切都可娱乐，一切都是娱乐，“明星代替了劳模，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理论，娱乐覆盖了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杨丽娟疯狂追星13年的曲折历程、种种细节，在悲剧发生之后很快被各路媒体纷纷挖掘出来。比如，16岁的“星”梦使她发誓“不见刘德华，我决不嫁人”；从此，“电视上刘德华的演唱会成了杨丽娟每天的必修课，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从各种娱乐杂志剪贴下来的刘德华的照片”。 “偶像至上”压倒一切，不学习，不工作，疏离社会，淡漠亲情。阅读、倾听、追随、做梦，这一切人生活动的唯一诉求对象便是―偶像刘德华。
　　我们不难发现，在杨丽娟成长的13年里，她接收的外界信息单一而有限，教育的中断，家庭的封闭，使她偏离有助于塑造成长期青年的健康路径，这直接导致了她精神世界的自闭乃至偏执。
　　杨丽娟追星13年，正是中国传媒的娱乐浪潮狂飙突进的13年。步入上世纪90年代后，“娱乐至死”的口号甚至成为继“造星”“捧星”和“追星”之后的中国媒体势将娱乐进行到底的“精神旗帜”。而在媒体、公众和公关公司的“合谋”中，一场场“造星运动”“选秀活动”将举国一次次带入无理性的娱乐狂飙中。受众娱乐需求的大释放带来的是商业运作的大成功。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正视、还原了媒体的娱乐功能。但近十年来随着娱乐功能的不断强化，“泛娱乐化”成为当下新闻界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之一。除了一切原本提供娱乐的媒体形态和节目形态外，新闻的娱乐化成为“泛娱乐化”的突出标志。
　　有学者认为新闻的娱乐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影视报道“星”闻化，即媒体是各类明星的创造者；硬新闻软化，即竭力从硬新闻中“提炼”出娱乐性因素；悲剧事件幽默化，即以“黑色幽默”的调侃笔法描述悲剧性事件。
　　依据拉斯韦尔和赖特的理论，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同时滋生着负功能，即鼓励逃避主义，纵情享乐，降低大众品味，阻碍艺术发展。显然，“泛娱乐化”带来的后果尤其严重。
　　首先，媒体娱乐功能的强化、泛化必然削弱甚至剥夺了其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其次，造成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公众对重大事件的冷漠无知；值得警惕的是，泛娱乐化轻易俘虏的受众，便是正处于人生观形成时期的杨丽娟们。他们盲目崇拜“追星”文化，判断力和思考力不断弱化，价值观人生观一步步扭曲错位，最终必然沦为娱乐魔弹一击就倒的“靶子”。
　　
　　“商业逻辑”主导下的主流价值观传播缺失
　　
　　在杨父生前的文字里，记者发现了他控诉媒体欺骗行为的信件。“媒体说的、写的，给了我们巨大压力。” 临死前的杨父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回顾“追星女”悲剧事件的始末，我们不由对活跃其间的媒体角色发生了质疑甚至诘问。
　　2006年3月，地方媒体报道杨丽娟追星事件，网络立即转载，一批媒体迅速跟进。当地媒体更是联合一些媒体和网站启动名为“圆梦行动”的计划。显然，这则娱乐新闻在媒体的策划下渐渐放大为一场公众欣欣然旁观的“追星”闹剧。
　　2007年3月27日，悲剧发生后，媒体立即投入这场难得一见的“新闻战”。据说“参与追访的传媒几近30家，场面庞大如采访大人物。”锲而不舍的追踪、连篇累牍的渲染、事无巨细的报道，甚至为了抢到“独家报道”某些媒体不惜玩起了“藏匿”的噱头，为了迎合主人公的追星需求不断推波助澜。
　　上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新闻业开始出现的娱乐化倾向，正是市场驱动新闻业的结果，由此在西方产生了新闻专业主义和市场驱动新闻主义的内在冲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新闻界也出现了类似苗头：一些严肃的新闻节目让位于吸引眼球的娱乐节目，一些高雅的文化访谈节目让位于搞笑的此“秀”彼“秀”。
　　而原本以传播主流价值观为使命的一些的新闻媒体在娱乐风潮的冲击下，对于转型时期的重大问题、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关乎民生疾苦的主流话题却常常处于“失语”的窘境中。
　　今年3月31日，杨振宁、陶一之、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等11位名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接受了“2006影响世界华人”的殊荣。“然而，与媒体闪光灯频闪和北大学子高喊 ‘章子怡，章子怡"的狂热相比，找到破解H5N1病毒方法的美国休斯敦莱斯大学女科学家陶一之、发明纸质电池的芬兰Enfucell公司首席技术官张霞昌等科技明星，却被媒体和大学生冷落。英国广播公司就此撰文称，中国传媒只重视炒作娱乐明星，不重视报道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种导向与当前国家倡导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主旋律相去甚远。
　　大众对娱乐的需求本无可厚非，媒体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应强加指责。但是，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来说，娱乐功能的泛化必然挤压和侵占了其他社会功能尤其是“传承文化功能”发挥的空间，严重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最终损害的是公众利益。
　　传播有利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价值观，应视为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天然责任。尤其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新闻媒体更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使命。
　　主流价值观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代表性”，代表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二是“导向性”，对于主流社会产生现实的精神导向。因此，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不仅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而且关乎主流社会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正在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尤其需要进取的、健康的、高尚的主流价值观来引领全民的精神境界，从而不断提升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发展水平。
　　
　　批判与创新：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艺术
　　
　　何谓现阶段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统而言之，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一主流价值观可以具象地表现为奉行集体主义原则、坚持诚信教育、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重塑公民素质和国民性格上，新闻媒体应着力于弘扬自尊、正义和博爱的品性，积极向上且自强不息的精神，勇于内省且敢于担责的价值观念。
　　目前新闻媒体在主流价值观上的传播缺失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迎合媚俗”。一些媒体为了争夺眼球一味迎合，不自觉地放弃了本应承担舆论导向的“批判武器”，就在“造星”“追星”运动不断升级的同时，包含公正、仁爱、道义等普世价值元素完全被虚置；二是“曲高和寡”，我国新闻改革进行到今天，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已取得不少突破，但在传播策略和话语表达上，一些媒体依然停留在单向度的“宣传”上，忽略受众心理需求，难以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其结果是形成“高处不胜寒”的传播障碍。
　　针对上述两种现象，对于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国媒体来说，探讨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艺术将是个永远常新的话题，更是当务之急。而坚守舆论批评阵地的同时，不断创新传播方式，不失为当下两种有效的传播策略。
　　批判是媒体发挥其“监测”“协调”功能的手段，也是实施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不论在何种传播环境中，尤其是市场原则入侵大众媒体带来乱象环生的当下，媒体更不能轻易放弃舆论批评的阵地，迷失在泛娱乐化狂热中。
　　创新则是提高传播艺术的有效“法宝”。对比央视两档“阳春白雪”类节目的不同命运，或许能从中得到些启示。一面是“文化视点”栏目的黯然收场，一面却是“百家讲坛”栏目的红火升级。从传播艺术的视角看，“百家讲坛”充分利用电视特性，顺应当下受众的文化需求，将“学术”与“娱乐”进行深度嫁接。其成功并非偶然。
　　值得关注的是该节目在传播方式上的创新。诸如“把讲台搬到了室内演播室，加强了内容结构的组合和包装，加强了影视画面资料的运用，甚至强行规定过‘三分钟专题片导入’制度，注意悬念和起承转合”，从而让学术走下神圣的讲台，在受众中产生了良好的亲和力。其次，节目把握住当下受众的双重心理需求：既需要“文化”的精神滋养，也渴望“娱乐”的心灵放牧，从某种意义上，《百家讲坛》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娱乐”。
　　可见，我们需要忧虑的不是主流价值观传播缺少受众群体，而是无法洞察、发掘受众潜在的需求“富矿”，更是无法始终抱持舆论批评的勇气，以及不断勇于创新的精神。（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财经新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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