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治理不好沙尘暴_如何治理沙尘暴

　　记忆中,沙尘暴引起广大公众的关注,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而后,沙尘暴渐次增多。看过一个统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转到新世纪,光2000年一年,北京就有12次。
　　如果把时间的维度再拉长一些,更能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农耕文明不占优势的时期,沙尘暴就会消失。比如,在明代276年中,北京共有95年出现沙尘暴,但主要集中在之后的200年,这同朱棣迁都北京后周边人口聚集,农耕和采伐过度不无关系。有学者考证之后发现,沙尘暴的记载一般会在政权更迭之后三四十年出现――北魏在平城(大同)建都54年后,洋河谷地有了沙尘暴;女真统治燕京30年后,是金代沙尘暴最频繁和强烈的时期;清兵1644年入关后,直到康熙十五年(1676年),沙尘暴方又迷漫京城。
　　由此可见,沙尘暴实在可以被称作一个“文明病”。
　　上世纪30年代,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沙尘暴的“黑风暴”出现在美国。当时大规模沙尘暴横扫2/3美国国土,肆虐达10年之久。这场黑风暴的起因同中国惊人地相似,代表农耕文明的白种人把土著印第安人赶出大平原之后,这块东起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至落基山脉,北接加拿大,南抵墨西哥湾的大平原,便成为移民的乐土。不到半个世纪,这片昔日的草原和森林茂盛的土地便被齐整的农田所覆盖。
　　反观当下中国,为治理风沙,三北防护林――这个可列入吉尼斯纪录的最大人造林工程从1978年算起,迄今30多年,但沙尘暴依然不时光顾。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在“黑风暴”过后,不过用了三四十年便基本恢复了大平原的生态。
　　美国当年的“罗斯福工程”,无非是大范围种树、退耕还林、立法保护水土资源,这些事情中国无一不在做,且规模和动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透过表象,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产权同使用权的关系。中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无论是个人还是地方政府,理论上只有使用权,于是造成了一个悖论:有土地的(国家)鞭长莫及“管不着”,用土地的只想尽快榨取土地价值。最终土地沦为实质上的“无主之地”,于是破坏性开发、杀鸡取卵、短期行为层出不穷。
　　在牧区,模仿内地的田地承包搞的牧场承包现在看来不能不说是个弊政――乍看上去,这项看似激发牧民生产积极性的举措,由于授予牧民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因此牧民会想着在承包期内,怎么将名下的牧场地力最大可能地榨干。于是大家拉上铁丝网,与邻为壑,过度放牧,古老的轮牧习俗消失了,每一片土地都在承受超出自身能力的压力,直至崩溃。
　　在这样扭曲的产权安排之下,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迁徙的自由度。在美国1934年大风暴后被迫迁走的250万居民离开后,大片撂荒的土地重新回到自然状态,这种客观上的休耕给土地迅速带来了生机。而在中国,由于人们通常是“被选择”居住地,使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为一种强制性死循环。
　　一位研究内蒙草原沙漠化的专家曾给我讲过一个现象:做草场恢复实验时,他们发现,无论怎么想办法植树种草,消耗了大量的水,但效果并不好,反倒是那些没被刻意关照的荒僻的沙窝里长出了一人高茂盛的野草。由此他得到结论,对于那些尚未完全荒漠化的草场,大自然具备比人工更大的恢复能力――撂荒,这种听上去被动的行为,也许是对草场最好的起死回生的策略――而现实是,这种最后同自然和解的机会我们也可能无法抓住。当土地使用者最终沦为一帮“无赖房客”,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这次西南大旱,听说有的村庄集体迁徙,在一些地方,干部劝告有能力的人出去打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朴素的办法,这些点滴所为实际上都是恢复生态的有益之举,应该鼓励和提倡。
　　在北京的春天,面对黄沙弥漫和土腥味浓烈的空气,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出历史上建政三四十年必出沙尘暴的文明怪圈,还要靠从上到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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