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让大家去买房】 《史记》

　　地产的事儿，最近把大家弄得很烦。其实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是个中国人，从皇帝到布衣，没有一个不烦的。国人之喜欢土地，从造字之中就可以看出，比如“富”字，上有一屋，中有一口，下有块田，这就是人生理想了。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皖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堂皇，无比惊诧。震惊之余，却被一个问题纠缠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为什么他们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屁颠屁颠地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有人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迷住了。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先秦和汉初的几个大商贾，后来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可是几乎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好富，本富靠农田致富，末富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但他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这就奇怪了。农田为“本富”，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所以司马公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这也可以被看成“理财建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所以，要声讨，就别再指责温州炒房客了，先批判司马迁吧。不过批判归批判，事实却比冰还冷。历史学家李剑农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如今又半个世纪过去了，规律还是规律。
　　为什么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中呢?我来点破秘密吧：因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所以早早收归国有。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把盐业和铁业国营化，那时候，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美洲人还在猎人头玩。此后，秦汉唐宋明清民国，只要是能赚钱的，国家无不收归国营，从盐铁，到茶酒，到漕运，到对外贸易，到矿山铁路，到银行电信。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叫国资委，专管这摊事。
　　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私人资本的角色就很微妙了，谁也不敢往大里玩，因为千年以来的教训是，你搞得稍微大一点，一定会与“国家利益”冲突，一博弈，要么灭家要么抄产。以用途最为广泛的铁器工坊为例，从先秦到晚清，最大规模的私企不过千人，2000年间规模几乎没有扩大过。
　　法国史家布罗代尔曾经写道，无论中国还是伊斯兰教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因而，最成功的商人面临的永恒问题是：在哪里再投资他们的利润。他说，“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所以也就有了司马迁的“以末致财，以本守之”。
　　说到这里，你应明白，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今天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因“国进民退”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解决之道何在?那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活跃工商业经济，让工商资本留在工商领域。这很难吗?很难。因为你要颠覆从公元前770年就形成的那种治国理念。
　　
　　（摘自《新周刊》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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