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检阅车制造内幕|红旗检阅车

　　红旗HQE：中国“第一车” 　　 　　据中国第一汽车公司红旗事业部部长郭世君透露：“红旗HQE车，已被选定为2009年国庆60周年庆典胡锦涛主席的阅兵座驾。”
　　定位于“元首级”的HQE顶级红旗车，其初次亮相，可追溯至2005年的上海车展。虽然2005年时就曾有人质疑它的外形，说它与劳斯莱斯幻影过分接近，但当观察者绕过车头，围车转上一圈，还是能感受到“红旗”的气势。
　　HQE车长超过6米，延续了原有(顶级)红旗一贯的三排座椅的传统。其外观设计，无论是整体风格还是每一细节(车标、车灯、格栅)，处处都蕴涵中国式尊贵。此外，阅兵车还装配6．0LV12发动机，再辅以全手工打造。
　　从这几项硬指标中，人们已可清楚看出：红旗HQE的市场定位，可以比肩劳斯莱斯幻影、迈巴赫57／62，这是一汽给红旗HQE确定的远大目标。2005年后，历经4年研制、改进，随着红旗HQE从“概念车”下线，它的第一任务就是担负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时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检阅车。国庆阅兵之后，红旗HQE的市场定价，外界普遍分析为“300万元”左右。
　　红旗HQE注定不会成为一款平民车，2009年的10月1日，它将再次被万众瞩目，其后，它仍将成为代表中国最高礼遇的国宾车。
　　
　　1984年红旗车“浴火重生”
　　
　　当然，除了外形和基本动力参数，胡锦涛主席阅兵车的改进设置以及相关安全设施，仍属高度机密。而1984年、1999年大阅兵时的红旗车制造过程，早已解密。翻看前两次阅兵车的制造过程，也可以管窥主席阅兵车的“非同凡响”。
　　1958年，邓小平曾到长春一汽视察，他问当年一汽的负责人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饶斌说：“比伏尔加高级。”邓小平追问：“比吉姆呢?”“比吉姆高级。”(伏尔加车、吉姆车，均为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向中国出口的轿车，当年伏尔加车供局级干部使用，吉姆车供部级干部使用)邓小平闻讯喜形于色，说：“噢，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可以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我们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这次对话，让在场者印象深刻。
　　而1981年5月，《人民日报》却刊发文章称：“红旗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1981年)6月起停止生产。”此后，红旗的底盘、发动机、变速箱连同生产线，转而生产CA630旅行客车(面包车)。
　　但红旗的生产者们此后不断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国家领导人反映，希望早日恢复红旗车的生产。在艰难企盼中，一汽人看到希望：红旗停产后，国家花费大量外汇，进口了几台防弹(保险)车，供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可用过之后才知道，国外防弹车的防护性和舒适性，并不比国产的红旗CA772好多少。
　　1983年年初，中央警卫局负责人到一汽传达中央领导还想乘坐“红旗防弹车”的指示。1983年9月底，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向一汽人下达了“1984年国庆节前，生产一批红旗阅兵检阅车”的任务。
　　当年10月，田纪云又专门听取生产红旗活动篷检阅车和红旗轿车改造的汇报。在听取中汽公司陈祖涛关于生产阅兵车的安排和对红旗进行改造的设想后，田纪云说：“(红旗)活动敞篷检阅车，可立即动手搞，先了解哪个国家的活动(敞篷)构件好，可进口10套装车试试，如果好的话，再进口一些。红旗车改造和研制第二代红旗，这个路子我也是赞成的。我们这么个大国，总得搞一些轿车，总得搞一些自己的王牌，红旗的牌子不能丢，但质量必须提高。”
　　1983年12月2日，中汽公司向一汽正式下达了生产任务，第二天，中央警卫局传达了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对红旗活动篷检阅车结构的具体意见，要求按奔驰600的活动篷结构生产：仅后部改为活动篷，而驾驶室顶部仍保留原来硬顶；要增设阅兵用的车载扩音机；加装自动调节高度的脚踏垫(自动升降底板)。并且要求：1984年10月1日前，要提供至少两辆防弹型活动敞篷检阅车，为邓小平检阅三军乘用。
　　此前，长春一汽轿车厂曾生产过13辆红旗检阅车，但像1983年中央领导要求的这种活动敞篷式检阅车，还是第一次“遭遇”。设计、试制、生产这种新车，既无感性认识，又无技术资料。尽管如此，一汽轿车厂党委仍提出“万无一失，确保中央用车”口号。历经250个日日夜夜，国产红旗活动动篷阅兵车，终于在1984年8月20日装配结束，路试成功后，9月6日，由中汽公司总工程师陈祖涛亲自“押运”至中南海，向中央警卫局领导交车。
　　随后，红旗阅兵车又经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反复试车和演习，终获准参加国庆阅兵活动……
　　这是中国人记忆中经典的一幕：1984年10月1日上午10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阅兵总指挥秦基伟上将，分乘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CA770JY新型检阅车，圆满完成1984年大阅兵。
　　
　　1999年阅兵车“制造内幕”
　　
　　1984年大阅兵之后整整14年，1998年3月，一汽集团又接到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准备红旗阅兵检阅车的电话指示。
　　同年6月10日，高层有关领导批示：此次国庆阅兵，采用第二代全新大红旗开天窗式检阅车。半年后的12月25日，北京中南海内，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围在一汽最新研制的9辆新型轿车旁，在江主席盛赞新型红旗车的同时，中央警卫局局长尤喜贵提出：可否再看看1984年的国庆阅兵车?
　　这一“看”非同小可，两种车型比较之后，高层又给一汽下达紧急任务：再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赶制4辆老一代红旗阅兵检阅车。此后，两种阅兵车按先后顺序，分别被命名为1号方案和2号方案，而整个建造任务则因为保密工作需要，命名为“9910工程”。
　　两套方案的制造者们猜测着：江主席会选用哪一种阅兵车?其实，新旧两款各有优势，新车科技含量高，且有流线型车身；老车则庄重、大方、气派，有历史传承意味。而在技术指标、安全性上，两款阅兵车，都比进口防弹车高。
　　1999年5月8日，正当制造者们全心投入生产时，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此时，红旗人预感到：与美国联合开发的1999年第二代新型红旗阅兵车很可能“没戏了”。果然，经高层领导几次研究，中南海最后选择了老一代红旗阅兵车。一汽的设计制造者叉在老车基础上，加装了进口的电动天窗、可翻转式脚踏板、阅兵车扶手等整套先进检阅装置。为增加99式旗美观性，他们还为阅兵车设计了新式轮辋，并采用激光切割的装饰罩，大大提高了发动机的散热性。
　　鉴于1999年国内外紧张的政治形势，设计制造者还加强了整车的防弹性。例如，1999年从美国引进的电动天窗，安装在红旗阅兵车的装甲层和外壳之间，从外观上看，属于埋藏式结构，这种装配结构不仅活动自如，而且有高度保险性，不仅在中国属首创，其装配要求甚至比进口车标准还高。
　　1999年7月11日，江泽民来到一汽红旗驻中南海服务站的工人师傅中，在试乘了自己的“座驾”后，他与工人逐一握手，表示感谢。
　　
　　(摘自《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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