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定比爱情更至上?_爱情至上的女人很可怕

　　早在麦家的这部新作品还没写完时，关于它的“风言风语”就已经满天飞了。《风语》的流言很多，但以文学的态度严肃地看待《风语》的，目前却很少。我想，这对作者不公平。 　　
　　手艺是写作的重要才华
　　
　　《风语》讲述的是中国黑室的故事。黑室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设立的神秘部门，“美国密码之父”亚德利曾在那里工作过。主人公陈家鹄是一个数学奇才、天才破译家，在目前看到的第一部里，主要是围绕着他进入黑室前后的故事来写，一系列把他作为目标的暗杀和保护行动，正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的。
　　《风语》虽没有人物原型，但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都是可以扎进历史中去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庆，多方力量在此角逐、暗战，这些代表不同政府、不同利益的力量互相制衡、互相利用，甚至试图置对方于死地。书里忠诚地再现了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多条线索平行交错、齐头并进。这样一来，这个故事就血肉丰满了，除了主动脉，还有诸多毛细血管，阡陌交通，有条不紊。作者建架了一个宏大而精细的体系，如何编织这些人物关系、如何安排故事经纬线，显然是一个十分精巧的技术活。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老话题。麦家被有的评论家认定为类型小说作家，但在读过他的几部小说后，我觉得这种说法只不过是题材决定论。事实上，从《解密》、《暗算》到《风声》、《风语》，麦家这几部小说的写作手法都是有明显变化的，结构和语言风格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蔓延生长。
　　同时，我也相信，技术活就是最难的活。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说：“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懂得手艺就是写作最重要的才华之一，能把故事讲好，是一个优点而不是缺点。
　　
　　他们是真正有灵魂的人
　　
　　当然，《风语》所写的仍是麦家所独有的“解密”题材，体量庞大，却针脚绵密。麦家一再强调，解密码太残酷了，是绞灭天才的方式，是对人的智力的毁灭方式――解不开，是正常的；解开了，是神迹。他对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推进过程中所特有的苦难命运，显然是感同身受的，更是对人的无能为力感觉到了某种痛楚。
　　其实，何止是解密工作，革命、战争，对人性的辗压何尝不是到了疯狂的地步。陈家鹄被“正义”胁迫着参加破译（也就是战争），摧毁了他的人生，拆散和毁灭他与妻子的爱情，这绝对不是他的意愿，可是，他别无选择。只要不同意，就是民族罪人。战争让这个国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也放不下一张温暖的饭桌。正常的人伦早被残酷的现实发配到国境之外，甚至离开中国也不可能得到和解；人也只能异化为一颗大局观下的棋子，变成刀俎上的鱼肉，任命运宰割。
　　即便如此，麦家心怀悲悯，仍决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些向着“不可能”而迈进的主人公，就是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赫拉克勒斯，走出迷宫的忒修斯，也是盗来天火自我牺牲的普罗米修斯。他们都是英雄。在麦家的笔下，这些英雄都有些非正常人类的偏执气质，《风语》里的陈家鹄与革命气息格格不入、自私自我。
　　对这些异人，我所最钦佩的并不是他们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而是他们敢于在全民一致要求革命、要求献身、要求纯洁、要求神圣的氛围下，还尽可能地倔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个性。事实上，看到那些从来不需经过思考就能英勇献身的勇士，我对他们的怜悯总是多于尊敬：正如茨威格所说的，“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真正的战士。”革命至上，就一定比爱情至上或家庭至上更高贵吗？我看，不见得。像陈家鹄们，人虽然被收编到组织中，但他们始终抱着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革命至上把爱情或家庭看作他们在难以逃脱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仍然坚持自己的思考，圈起自己内心的小小世界；他们才是真正有灵魂的人。
　　可悲的是，在战争年代革命年代，恰恰是最不需要灵魂的；越是有思想的苇草，越是会成为大风所摧毁的目标。
　　（摘编自《云南信息报》）
　　
　　《风语》
　　麦家 著
　　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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