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北京信访村在哪儿 北京治理“上访村”

　　雷厉风行地治理“上访村”――城市管理者们重视这个顽症 　　 　　2006年1月25日，距离春节只有4天了。在北京市市长办公室里，日理万机的王岐山市长还在专注地处理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明德担任学术顾问的“关于‘上访村’”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时在报告上勾画着，有时紧蹙眉头，有时摇摇头，报告中的不少现实问题引起了他深深的关注。他在报告上写道：“吉林同志：对此上访村刘淇同志有过明确指示，如何拔掉这个‘顽症’，请牵头研究，节后要开专题会，节前则要就安全、稳定问题严防死守”。报告转到北京市副市长吉林手里，他也批示：“西平同志；摸清违章底数，上访村是一重点，请与有关部门核实报告中提到的上访村、公园的地点，纳入拆违、整治范围。”2006年2月6日，北京市政府督察室通知北京市2008环境指挥部办公室：“现将王岐山、吉林同志关于《北京社科院简报》第三期‘上访村’调查报告的批示转去，请研究准备上会材料，于2006年2月26日前报市政府。”
　　王岐山市长立下军令状，吉林副市长点将，他限定时间让2008环境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郑西平尽快处理。
　　郑西平在接到吉林副市长批示的第二天，便召开了有关方面的座谈会，要求大家不仅要发现问题症结的所在，更要提出治理的方案。由于这个上访聚集区是宣武和丰台的交界地，所以两个区的有关政府部门和公安、城管、园林的执法人员被邀请来研讨，我们作为这份报告的撰稿人也被邀请进来。与会者毕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尤其提出了很多治理的建议。他们感到，上访聚集区所以屡屡管理却屡屡膨胀，就是仅仅着重于治标而未能治本，还由于这个地方是多个权力部门都能管却都不能一管到底。如今，王岐山市长的批示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整合，给彻底治理带来了机遇。
　　郑西平在研讨会后的第二天，亲自带领我们和园林局一批年轻人实地考察，并且要求我们在10天的时间里全身心地“扎”下去，只有充分调查了，才有治理建议的发言权。
　　
　　本来不应由北京承担的棘手问题
　　
　　在调查中大家有个共同的感受：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在承担着共和国和平崛起的重要职责，距2008年北京奥运已不足千天，北京的稳定与形象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然而，这个令首都感到棘手的“上访村”和“上访花园”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上访村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成为境外媒体报道的热点，它的存在与规模的扩大已经形成了气候，这里上访人员的情绪偏激乃至手段趋向极端，这里环境脏乱的程度，正在以滚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膨胀，的确成为首都形象与稳定的后患，而且治理难度相当大。上访村展示的完全是贫穷、愚昧、落后。冤屈和精神变态。到“上访村”一看，简直“不忍卒读”，绝望、无助、愤懑充斥着这个地段，零下10度在塑料棚子里过夜的80岁老人，在地上爬行的残疾人，在重病中苟延残喘的上访者……这样的景象虽然阴暗却很生动，难怪不少境外媒体渐渐向这里聚拢，他们在离北京市中心这样近的地方搞到这样多的活资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上访”是困扰首都多年的老问题，到这里聚集的上访者几乎全部来自外地，也就是矛盾的成因几乎与北京没有关系，但是北京的特殊位置又不得不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而问题的解决又绝非北京一个城市所能承担，解铃还需系铃人――上访者当地的政府和执法机构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几个年前，我们就一直把上访人员视为“异端”，这个观念到现在都很顽固。这里面的确有不少误解，如果坚持这种观点，以驱赶和打压作为唯一目标，上访的队伍决不会缩小。正是强势利益集团的霸气造成了上访人员的怨气。一味打压弱势群体的怨气，只能使怨气越来越大。有资料显示，在总体上访案件中，政法系统执法犯法案例所占比例在70%以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野蛮执法和违法执法。特别是在审讯过程中采用的逼、供、信手段，造成当事人被屈打成招，最终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其家属多次来京寻求法律救助。
　　每年有多少人次进京上访，这个数字一时难以统计，外电报道是几十万人次，但保守地估计，绝对要超过几万人次。如果各地政府正常运转，就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畸形社会才出现这种现象。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来到北京，就是对共产党没有丧失信心，相信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北京，历尽艰辛到北京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畸形的角落
　　
　　在北京，只要你问起“上访村”，人们就会把你指向永定门车站附近的东庄，而东庄和东庄附近的平房几乎全部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黑旅馆。据说这一地段7096的平房都出租给来北京上访的人们，房东们则拿着高价房租到附近的楼群“享清福”去了(上访人语)。在东庄，我们看到并不宽敞的街道南侧围墙下、胡同里，几十个用纸壳、塑料布搭成的窝棚里住着男男女女的上访人。为什么上访人都奔这来?一位年轻的河南高姓上访人概括为三个理由：一是最高法信访接待站在这里，二是距“两办”只隔着陶然亭桥，只需10分钟路程；三是黑旅馆的通铺虽然极其简陋，但每宿只有3块钱，可谓“全市最低价”，适合大部分上访人的经济条件。
　　2005年10月15日下午3点10分，几个河南籍上访人把我们带到开阳桥南侧的十几栋平房区，这里的准确地址是“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花园路”。
　　我们以找亲属为由，贸然跨进了第二栋平房的细长的过道里，按事先想好的方案径直地向里走去……
　　大约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闻讯赶来的女房东不客气的把我们“请”了出去。
　　匆忙中，我们走马观花地看到了一些情况：
　　在一间间10平方米左右低矮的平房里，非专业木匠钉制的三层板铺上，蜗居着十几个身材不等的人。有的在蜷着身子看材料，有的趴在床上写着什么。还有一个看上去60多岁的老头，一边用木拐敲着地，一边大声发着脾气……一米多宽的过道上，除了蜂窝煤炉子、煤气罐、干树枝做火源外，还有炖在三块砖头上的锅里咕嘟着从饭店捡回来的“折罗菜”，一股股难以驱散的香臭难辨的怪味在拥挤的过道里徘徊着。
　　我们被“请”出来后，不甘心地在附近的铁路桥上踱着步。突然，从平房区里出来2男3女，慌里慌张地向我们走来，并在一个人的手势下，把我们带到铁路下面的小树林里。他们中的一个人说：“我看你们不像是公安和城管的，你们想问什么我们都告诉你们，只要别曝光就行，一曝光我们就没地方住了……”他们所介绍的“上访村”的概况，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这些“上访村”分布的地点是：
　　北京南站附近的东庄、南站铁道北一百间左右的平房；开阳桥南侧的平房和小楼房、花南旅店、东高地儿；甘家口附近的平房，约有40间左右；木樨园、中纪委附近一片70户左右的平房区；前门大街两侧胡同里的平房 和小旅馆及开阳桥下和陶然亭桥下、与东庄仅隔着一个铁道口的“上访公园”等等。
　　以上这些地方都是长期滞留在北京的老上访户集中居住的地方。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是：东庄、甘家口、木樨园、中纪委等地的部分楼房单间，已被上访户以每月450元一500元租下，然后在屋内打上通铺，再招租上访人留宿(相当于“二包”)。租金以每人每天4～5元不等，每间可容纳15～18人，出租人平均每天收入70元左右。据说这些“二包”者，因有了固定且又可观的收入，早已不再上访了，并多数已与异性的“相好”过上了姘居生活。
　　“上访公园”是一个北京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相对于北京其它的景点公园来说，它实属“末流”。它的准确位置是从永定门火车站向南走，5分钟后过一个人工值守的铁路道口便是。两年半以前，这里曾是几千平米的平房区。经北京市政府重新规划后，这里围上了铁栅栏，并栽上了小树，还在公园的中心地带安上了健身器材，以供群众休闲、健身之用。可是，就在公园还没来得及起名的时候，突然被几百个上访人“占领了”。从此，这个良好的初衷被彻底毁坏了。常来这里晨练的63岁的张大妈说；“花园建好后，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本想在这里锻炼身体、休闲聊天。可是，几百名上访人在这里点火做饭，夜里还有不少人在几十个临时搭建的塑料窝棚里过夜，这里的社会治安能好吗?这还不说，他们还在小树上乱拴绳子、钉钉子挂东西，在草坪上烧火做饭。既破坏了环境，更隐含着火灾隐患，谁还敢来呀!”
　　另外，据知情人说，长期盘踞在“上访花园”的也不光是上访者，还有一部分常年在北京的拾荒者、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也趁机混在上访人堆里，并具有多种身份，其成份相当复杂。
　　
　　总有一天要讨回公道――关于上访案的成因
　　
　　应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的脸上刻着憔悴和忧伤，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烦躁和彷徨，他们的眼神里含着期待和渴望。他们手里拿着一份份复印了多次的申诉状、投诉信，顶着严冬酷暑，冒着风吹雨淋……经过几年的上访，虽然少数人“官司”赢了，脸上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可更多的人还是有说不尽的、装在心中的难言之苦。
　　一直坐在一块硬纸板上、右手吃力地举着上访材料的中年男子把我让到他对面的一块石块上。他叫曹福林，是甘肃灵台县人。这位38岁的男子看上去至少有50岁左右。他说：“4年前，因为对法院的裁决不服，在和法院王院长谈话中被打伤，并被强制关押18天。就连当时分别是9岁、7岁、4岁的三个女儿也未能逃脱厄运，被关在公安局的拘留所里。由于没钱看病，我被打伤的腿已经萎缩。现在我已经行动不便，每天只能靠大女儿到饭店捡折罗菜和乞讨维持父子4人的生存……我也不知道我的案子什么时间出头，我相信中国的法律会越来越健全，特别是政府官员都要依法办案、依法办事。我不相信法院院长打人没人管，执法犯法是要从严处理的。总有一天我会讨回公道的。”
　　为什么上访的人数这么多?为什么上访案这么多？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和健全，不但执法部门要自觉依法行政、司法公正，而且群众在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逐步增强的同时，也渴望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当他们在某件事务中发现执法部门执法不公，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为讨回公道，便踏上这上访之路。
　　形成上访案件的“官方”因素
　　1、权力践踏法律
　　案例：辽宁法库县一农民300年前康熙皇帝御赐给他家的“诰封碑”被镇政府强行拉走搞“开发经济”，造成全家多次来京上访。
　　2、野蛮执法和违法执法――造成上访的直接原因
　　案例：湖北武汉的吴鹤声类似佘祥林错案，历经8年上访，多次来北京申诉，最终捡了一条命。
　　3、无序执法
　　案例：辽宁省铁岭市的陆秀娟和几十个村民因举报村长经济问题(贪污、侵占卖地款总计240余万元，至今账目未公开)，公安局和检察院均以数额小为由而不予立案。多次上访反映情况，被视为“扰乱社会治安”，而被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被处罚人不服，在原有的厚厚的上访材料里又多了一份上访材料，继续多次到北京上访。
　　4、执法不公
　　案例：浙江省平阳县敖江区钱仓乡中心小学教师张冬翠1982年无端被打，1985年《中国青年报》等刊出标题为《尊师重教的春风何日才能吹到这里？》的文章，历经23年，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现在仍然在“上访村”附近不停上告。
　　5、弄虚作假，瞒上欺下，编造“无一人进京上访”的假象
　　为了向上级报成绩、创政绩，在统计数字上做手脚，已经是个别地区的个别当权者惯用的手法。这种弄虚作假、瞒上欺下的恶劣作风，不但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也使中央在制定决策上出现误差。各地政法公安系统经常在报刊出现：“几年来无一人进省进京上访……”“结案息访率达到96.7%……”个别信访机构，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高高在上，习惯于听汇报，看材料，尤其对特殊的疑难案件也不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对下级的千篇一律的官话、套话听之任之。上访群众的冤情没得到解决，怎么能不上访呢?
　　6、对百姓的疾苦熟视无睹
　　案例：雪上加霜――43年的“接力访”初见曙光
　　大连上访人孙健，父亲名叫孙仕德，解放前在大连某工厂当学徒工时参加过一段国民党组织“青年军”，1949年被当时的高等法院判了徒刑。刑满后以高超的技术成为工厂里唯一的“八级工”。1963年，孙仕德因为得罪了领导，本来已经讲清楚了的历史问题被说成“隐瞒”，从此被区公安分局一纸批文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1975年11月23日深夜不堪折磨自杀。几十年来，家属只要求平反，可是，当地公安分局却一拖再拖。全家顽强上访，直到2005年3月，中央“两会”期间，孙健两次到国家信访局和公安部信访办上访。三个月后，孙健再次来到公安部信访办，在公安部。省公安厅的一再督办下，市公安局承诺2005年底肯定解决，如果办案认真，何苦给当事人和北京带来如此大的压力。
　　
　　上访难――要想进入登记大厅，需经过无数道“关卡”
　　
　　当我们刚刚来到“两办”信访办的胡同口时，突然被两个身穿黑蓝色夹克衫，眼戴墨镜的男青年拦住。一个操着河南味普通话的人问道：“哪里的?”我看了看他们反问道：“干什么?”说话间，已经围上来三四十个穿戴几乎都差不多(多数是休闲装，手里拿着手机)的人。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句：“看他的身份证!身份证拿出来！”因为我事先早有准备，经过一番左推右挡后，终于摆脱了他们。在通往信访办大院的后一百多米的路程中，虽然又遭遇几道“盘查”，总算来到了信访办大院的铁门前。我看了看表，差几分不到8点，大门还没开，但至少已有四五百人排起了长蛇队。
　　一位上访人说：“别说上访谈话，就是进大门都像 过五关斩六将一样，你们看看、数数，要通过多少道‘卡子’?”
　　我们体会：上访人的说法并没有夸张。当我们从大院门口走出来的时候，从陶然亭桥到先农坛体育馆大道的两侧全是轿车和面包车，其中80：6是警车，来自地方的工作人员至少有一千人以上。
　　接访似乎是缓解北京压力的一种做法，也是维护“两会”、大型国际会议、重要国家元首来访期间首都形象的一种做法。但是这种办法根本无法治本，很多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无人到中央上访”的假象，有的更是害怕本地区的问题被曝光。一位不愿透露地区和姓名的信访工作人员说：“我是从九届人大开始，每年的‘两会’都到北京接访的。说实话，刚开始领导真是让我们做好热情接待，安抚和劝回本地区的上访人。可是后来上边一开始排名次、发通报，领导就受不了了，于是就这样要求‘不管用什么办法和手段，只要不登上记、不上账就行!’我们具体工作人员怎么办?自己理解着办吧，只要不出大事就行！上访人千里迢迢来的，我们劝几句就回去了，这样的例子太少了。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我们是在‘忽悠’他们，从北京‘忽悠’回地方去，到头来还是不给解决问题。他们回去也无路可走，唯一的路就是重返北京。”
　　
　　“还是首都警察好!”――北京市公安局也难
　　
　　在北京，上访人和地方截访者(接访者)之间发生矛盾或治安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敏感地区，如地处“两办”附近的陶然亭桥左右，公安部信访办(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等经常有群众或上访人打110报警。可是，在实际处理中(表现在执法尺度上)就比较为难了。
　　天桥派出所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区分局天桥派出所，是一个有六个几名民警的公安机关派出单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肩上别着二级警督肩章的警官说：“可以说每天都有上访群众打‘110’报警，99％的内容都是外地来北京接访的工作人员拦截、殴打上访人。我们出警后，打人的跑了，就是不跑，打人的就是不承认，接访人员互相出证，都说没打。再者，几十个接访的打一两个上访的，你一拳他一脚，被打人根本无法指认。指认不出来，处理谁?挨了打，找不着人，白挨了！反过来就到市局、公安部上访告我们。再进一步说，就是找着人了，他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中，犯有一定过错，也只能批评教育，厮打中受伤的，适当的给点医药费，不过如此吧。处理这类问题，我们也相当慎重……”
　　来自沈阳市的孙军，因拆迁问题被开发商和保安打成重伤， 2004年5月13日，孙军夫妇第二次来到北京上访，突然被十几个人围住异口同声地问：“哪的?哪的?”孙军的妻子不介意地说：“沈阳的，辽宁的……”随后就有几个人大喊道：“辽宁的，快点!辽宁的!”就在孙军夫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把孙军夫妇往一辆面包车上拽。孙军夫妇不上车，说：“你们是哪的?拉我们上哪去?”挣脱后仍然往信访办胡同里走。不久，孙军夫妇已经被推到在地，接着就是一顿拳脚……后来不知是谁打了“110”报警，几分钟后，建国门派出所的警车来了。到派出所后，孙军夫妇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如实说了，并指认了其中一个打人者。民警作了笔录，并让孙军到医院看病……一个月后，孙军再次来到北京宣武区天桥派出所，从办案民警那得到了答复：“上次发生的治安案件，经过和领导研究，我们给‘调解处理’。连你当时看病的医药费700元、营养费和精神赔偿，对方共支付你1800元……”
　　事后，孙军的妻子说：“这个结果我们相当满意，我们真的感谢天桥派出所，还是首都的警察好！”
　　房山区坨里乡派出所
　　胡秀荣声泪俱下地说：“地方政府的干部绑架了我，北京的警察救了我，可是至今没有处理结果。”
　　胡秀荣，女，50岁，辽宁营口人，某电子公司工程师。1988年因无端被诬陷，导致在企业的一切合法权益均被剥夺。胡从此踏上上访之路。经历了十几年的市、省和北京的无数次往返，在全国人大信访办与地方的沟通和协调下，结案息访终于接近了尾声。可是，就在胡秀荣满怀喜悦的心情，再次来到北京准备到全国人大信访办打听一下消息的时候，一场横祸从天而降。
　　胡秀荣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2004年2月6日下午，当我走进第一道大门，刚要进第二道大门时，突然被几个胸前挂有‘辽宁工作组’牌子的男人截住了。根本就不让我说话，由两个人把我架上了一辆白色挂有辽O牌子的小轿车。到了车上，我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把我推上一辆挂着辽A牌子的白色面包车，车上共四个男的(包括司机)，就我一个女的。车不知开了多久，停下了。一个人打开了车门，一个男的先把我的随身带的包给扔在地下，接着，我就被推下了车。当时我定了定神，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才发现，左边是陡山，右边是看不到底的悬崖，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害十白死了，我该往哪走啊?天上没有星星月亮，大山里没有一丝灯光。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战战兢兢地在山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在不远处发现了灯光，终于在一段较宽的公路上遇见一位好心人。他听了我的哭诉后，把我送到了当地派出所――北京市房山区坨里派出所。我终于得救了，坨里派出所给我花100元打出租车把我送回北京市。我万分感谢房山区坨里派出所的领导和干警，对我不仅是无私的帮助，而且是救命之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最难的还是国家、纳税人――巨额的经济开支
　　
　　为了治理上访村，北京市的公安、城管、园林、综合治理部门、有关街道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如果用经济付出衡量，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还不算，每逢中央召开重大会议期间，临时进京截访的、长期驻京小分队和省、市驻京办事处的开支都特别巨大，因为他们享受的是“非国家标准”。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财政情况不同，因此，在京工作的补助标准差距也较大。如上访量大而经费又紧张的市县，大部分是在几个信访办的中间地带租房住，自己起火立灶，吃住由单位负责，另外每人每天补助50～80元不等；经费好一点的省市，每人每天230元包干(自己找地方住，自己吃饭)，每月另报300元通讯费；还有少数地区的补助形式是“责任和补助费捆在一起”的，即每月发给个人8000～10000元，一切“活动经费”、“应酬费”均在其中，但是必须保证一个上访的也不许登记上账(输入微机)。
　　北方某省会市法院的阎某，已经在北京连续搞“截访”三年。他说：“我已经在北京三年了。我们法院口上访的，我100%全认识。这项工作每年的‘两会’期间比较忙，但是，那时候力量也加强。待遇不错，集体吃宾馆、住宾馆，额外每天每人补助100元；回单位还享受单位的每天100元补助，加起来每天得补助200元。按月算，一个月6000元。不客气地说，我在北京三年来，已经装兜里十几万，给孩子买轿车的钱已经准备好了!说心里话，我还真得感谢那些上访户……” 　　还有一个省在两会期间包了一幢宾馆，就是针对这个省的上访人员，仅轿车就几十辆，他们来北京不是解决上访人员的问题，而是把他们“押送”回去，其开销之大可想而知。
　　1、北京重要会议期间的原发案地控访一一无边际的“实报实销”
　　每年的北京“两会”和召开其他重要会议前，个别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向下属的各个职能部门下达“必须把进京上访数控制到零”的硬指标。为了不挨批评，许多部门对上访人实行了五花八门的“死看死守”，即“6个人一辆车，三班倒，24小时不脱离视线”。
　　
　　进京“陪访”
　　
　　66岁的张某，认为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处理不公，而投诉上访了5年，特别是每当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立即赶到北京上访。他毫不掩饰地说，你不让我满意，我就到北京给你登记，让中央扣你分!在一个重大会议期间，张又要进京上访，并扬言：“谁要阻拦我，我就死在他面前!”就在派出所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个重要信息传来了，“张某嗜酒如命！”派出所领导经过几次研究，最后决定在所里选了两名酒量最大的民警随张某进京“陪访”。遵照领导的旨意，三人到了北京以后，住进了一个宾馆的3人间。可想而知，当晚就是一顿狂饮。第二天，张某提出要上信访办，两民警好歹总算把张某给缠住了，中年终于到了，当然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一一喝！一番推杯换盏就到了下年3点多，信访办要下班了，明天再说吧。第三天又是如此照搬。第四天，第五天，直到第六天，两民警中的一个已经起不了床了。无奈之下，另一个民警向张某乞求道：“老张，你看我们哥俩够意思不?从到北京就陪你喝酒，你的酒量也太大了，他已经起不来了，再喝我也得完，你给我点面子吧。酒我们是不能喝了，我们哥俩也服了。如果现在你上访登了记，我们哥俩就得挨处分，还是跟我们回去吧，求你了……”别说，可能是这几天张某和两民警喝出感情来了，还真的跟着回去了。这种控访真是既劳民又伤财。
　　
　　包度假村――陪住、陪吃、陪玩
　　
　　多年来，无业人员杨某为其弟弟1 983年的治安案件上访多年。也是在一个重要会议期间，杨某又扬言进京上访。上级机关立即对杨的居住地派出所提出要求：不管采取什么措施，用多大代价，决不能让他进京I派出所接到指令后，所领导班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措施。经过“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即派两名民警一辆车，把杨某送到远离市区的一个依山傍水，风光秀丽的别墅区，包租了一间客房，两民警的任务就是每天24小时对杨某实行“三陪”(住、吃、玩)。一周过去了，重要会议闭幕了，杨某也结束了他的高级享受。事后，杨某跟别人说：“没承想一个上访的能住别墅，还肥吃、肥喝了一星期，中央再有大会，我还得折腾他们！”
　　
　　在派出所“养起来”
　　
　　北方某省会市的魏树生，9年前被人打成重伤，魏树生怀疑公安内部有人给打人者通风报信。于是，魏在向市省反映情况仍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进京上访。2005年3月，中央召开“两会”的第二天，派出所得到了魏要进京的消息，当晚就派两名民警到魏家，称：“你的问题马上要解决，到派出所谈一下……”魏信以为真，就跟民警来到派出所。到派出所后，魏才发现哪里是解决问题，而是被“软禁”起来，不过是“高级软禁”罢了。魏说：“每天三顿饭，好吃好喝，有人陪着说话，还可以看电视……一个星期以后，又把我送回家了。我问他们，我的案于什么时候解决?他们说，别着急，忙过这段我们和上级请示请示再答复你……”
　　近几年来，每年中央“两会”期间，地方进京“控访”，“接访”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人数越来越多。有人用“干人兵团百辆车”来形容“两办”门前的壮观场面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还有其他的信访机构呢!曾经有人作过保守估算，假设“两会”会期按10天算，每天有2000人控访，100辆车配合，每人每天开支200元(含平均补助费100元，住宿费50元，饮食50元)；每辆车日消耗80元；10天总计约400多万元，这里边还不包括通讯费。如果加上常年驻京的控访机构的经费，开销就更加可观了(最低要几千万元)。按上访量名列前6名的省份，每个省常驻北京的办公人员10名，平均每人每天花销200元，加上每月回家的往返车费、通讯费、车辆消耗费等，一年约500余万元，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算法。实事求是地讲，有一些经济不太发达，路途较远的，如西藏、青海、新疆、贵州、云南等省份，目前还没有在北京设常驻的控访机构，为国家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有人说：“如果把花在在京控访人员身上的补助费用在解决确实有理上访的人身上，也许就没有这么多上访的了！”听到这种议论，个别的控访人员说：“这是两回事，两笔账。花在我们身上是控访工作补助费，花在上访人身上算什么名堂?算上访有理啦?”
　　
　　有效治理已经开始
　　
　　由于2006年1月16日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和副市长吉林对此作了重要批示，使得各部门的协调与合力解决都更有力度。“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现在各有关执法部门已经迅速联手，对这个顽症的治理有前所未有的力度。主要通过城市规划建设和拆除违法建设等综合整治，稳步推动东庄地区(上访村)的环境整治，通过对大康鞋城、北京南站规划建设治本，彻底解决环境的脏乱差。
　　搞清楚上访人聚集区协调各部门综合治理；
　　在法制化的轨道上(铁路沿线整治法、老旧小区整治法、绿化整治法、土地开发法)尽快治理；对无理访、闹访和蓄意破坏信访秩序的要严肃处理；
　　打击“上访非法产业”；
　　加强出租房屋的管理；
　　加强对黑旅社的管理；
　　加强公共场所管理；
　　高法信访接待站已经不适于在这个地区，建议易地设置；
　　一系列针对上访村的有效治理措施已经开始实施……
　　编辑／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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