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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3-02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时公开放映的电影很少,除了8个样板戏,就是革命斗争的“老三战”:《地道站》《地雷站》《南征北战》,真正的文化沙漠。到70年代末,政治气氛松动,北京的一些部队大院、政府机关悄悄放“内部电影”。电影票严格控制,有的还与级别挂钩,能搞到电影票的属于路子宽、关系硬、有本事的人。
  我有个同事的姐姐在某部委机关工作,她总能跟着姐姐看内部电影,回来给我们讲《金达莱》《三个火枪手》什么的。有个一起插队后来当小车司机的朋友也总能搞到票,他眉飞色舞地讲《虎、虎、虎》,太让人疯狂了。当时,我在北太平庄一所中学当老师,附近有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制片厂、电影洗印厂、新影礼堂,算是离电影事业很近的地界。一天早上,有个学生睡眼蒙?来上课,我说:“昨晚没睡?”他说:“看了三个内部电影,散场都半夜了。”我知道他爸爸在新影工作,小声问:“能给我找电影票吗?”“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学生拍着胸脯说。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学生小声说:“老师,今天我爸值班。”我点点头表示知道。快开演时溜到新影内部礼堂门口,站在旁边等人少时赶紧过去,收票的家长点点头,我快速溜进去趁黑找地儿坐下。搞一次拷贝不容易,内部电影一看就是两部,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看了足足6个小时,坐得腰疼。翁平田一郎1936年征召入伍,在海军的飞行队伍里被训练成杀人机器,参加日本海军第26空战部队“神风特攻机队”。头扎红带驾驶一架载有鱼雷的飞机直冲美国军舰,进行自杀突袭。逼真的战争画面、残酷的状态看得我血脉贲张。战败的士兵在塞班岛上趴在四脚蛇乱爬的洼地,喝沟里脏水的镜头顶得我的胃一阵阵翻滚。
  1977年某天,姐姐在部委的同事拿来两张当天下午的内部电影票――埃及电影《忠诚》,说特别好看。下午我正好没课,高兴极了,想找教物理的小陆一起去。她运气差,下午有两节课,我们商量着把课换了,可又没正当理由。当时学校规定严格,没有特殊情况不能换课,而且物理课实验室是事先安排好的,不好换。小陆特想看又怕校长知道,眼泪汪汪地拎着教材去上课,我只好一个人去看。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贫民区长大的女子艾明娜因为生病住院,结识了年轻善良的男医生卡玛尔,出身富家的医生为了娶她,甘心去过贫穷的日子。婚后他不幸摔坏了腿,妻子为了他的康复偷偷给一个富人作护理,由此引来了误会。最后是苦尽甘来的大团圆结局,影片当时可谓风靡世界。那年我22岁,被这部爱情戏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觉得埃及女演员太漂亮了,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头发。我旁边一个男的小声说:“这个女的特像大商场那个卖皮鞋的。”那会儿,没有大姿色不能干上国营商店卖皮鞋这种体面工作。《忠诚》故事好,风景美,男主角更是帅得不像话,我想什么时候能去埃及看风景看帅哥。几十年后,我有机会去了埃及,在开罗、卢克索、红海,甚至在撒哈拉沙漠深处到处都能见到大眼睛、白色袍子的“卡玛尔”,过足了眼瘾。
  内部电影不仅是国外的,还有一些国内老电影复映,也称“内部”。同事刘老师家住部队大院,有天快下班时,她说:“今天我们大院演内部电影《红楼梦》,谁去?”大家欢呼雀跃纷纷报名,听妈妈说过很多次王文娟的“黛玉”演得好,终于有机会看了。电影在露天操场演,不要票,只要混进部队大院就行。刘老师等在门口跟站岗的哨兵说:“这些老师是来家访的。”晚上还家访,哪儿找这么负责的老师啊,哨兵敬佩地挥挥手,我们麻利地进去了。记得是冬天,很冷,寒风吹得银幕一会儿鼓、一会儿凹,黛玉纤细的身体随着风一会儿扭到东,一会儿转到西,不断变形,我们一边跺脚一边呵气暖手站着看了两小时,我骨头都冻透了,但觉得非常值。
  带学生去一家汽车修理厂“学工”一个月。厂休时,车间团支书小英子电话说:“厂里明天放内部演电影《刘三姐》,您来吗?”我兴奋极了:“当然来”。第二天天还没亮,换三趟车赶到郊区工厂,英子早早等在门口。看电影的人特别多,车间主任看见我大声喊:“周老师,这儿有座。”我挤进去坐在他旁边。灯灭,电影一开演主任的手就伸过来紧紧捏着我的手“骚扰”。我紧张得要命,想喊又怕看不成“内部电影”,只好忍着。“刘三姐”唱得高兴,我这儿一头一头出汗。
  看完电影,车间主任非要送我回家,我脸胀得通红,心里很害怕,“他知道我家住哪儿就糟了”。当时20出头,完全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拒绝。他骑车带着我刚出工厂大门就被警察抓住。骑车带人违反交通规则,小警察一通批评教育,我班三个学生过来,老远就喊:“老师,你干吗呢?”我脸更红了。小警察善解人意,小声说:“你走吧,明天交份检查来。”把车间主任扣着“继续教育”。我长出一口气,赶紧跑了,晚饭顾不上吃就写检查,连检查带反省写了两页。第二天换好几趟车去交检查,小警察吓一跳:“嗨,你还真写?我就是说说。”嘿,没事气我。
  1980年我上大二,系里开了门“电影欣赏课”,有同学建议看“外国优秀影片”,老师说搞片子不容易,“试试看”。一天上午,从后面传来课代表的小纸条――中午1点30分在××教室放《007在东京》。我中午没吃饭就去占地儿,只坐到最后一排,后来窗台上都站满了,这可是在三楼。没配音,请的是外语系学哥对着口型大概翻译。电影里对话时,那哥们儿打着磕巴:“男的说……嗯……”如果对话太快,他反应不过来就说:“他们吵架呢,为钱。”幸亏“007”片子以打为主,我们半生不熟地把电影看完了,真棒!懂行的说“007”是系列电影,我当年的理想是什么时候能看到全部。N年后在书市,终于看到全版“007”光盘,赶紧拿下,可惜到现在连包装都没拆。
  1982年夏天,刚认识的男朋友说他们学校放内部电影《白发魔女》。对于热恋中的男女,还有什么比看内部电影更浪漫和炫耀的事呢。第二天,我赶到他们大学门口,一大群人堵在礼堂门口想进去,把门的“认票不认人”。男朋友是学生会主席,人五人六的很牛,我们大摇大摆进去了。
  1988年,一起插队的小勇说弄到一部外国电影,是录像带。我去的时候屋里已经有一个中年男人。小勇说这是他家亲戚,离婚了,心情不好,让他来看电影散散心。看内部电影是秘密的事,小勇锁好门拉上窗帘,声音放得小小的。刚开演,就有人找小勇修设备,他临走时说:“你们看,渴了自己喝水。”这是一部美国电影,关于雏妓的,电影里有很多“呼哟嗨咻”的声音和大尺度镜头。在一间黑乎乎的屋里跟一个陌生、离婚的中年男人一起看这个电影,我心里非常害怕。老觉得坐在后面的他随时会扑上来,正想着,突然听后面有站起来的声音,“您……”我一紧张,“扑通”从椅子上摔下来了,吓他一跳。“您没事吧,我想问您喝不喝水?”这电影看的,差点吓出心脏病来。
  “内部电影”热潮时,我什么都看。看过一个体育训练片子,是介绍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日本女排队员主要来自大阪附近的一家纺织厂,日本人的身高对于排球来说很吃亏,她们只能在技术上下功夫。女工们每天工作8小时下班后再进行超常训练,为了让队员们能接到传球,大松博文站在椅子上把球直接砸到她们身上。左一个,右一个,女工们翻滚着接球,飞了,继续砸,一直到接住。训练强度超级大而狠,看得我心惊肉跳,“太残酷了”。最后,女工们终于赢得世界冠军,紧紧抱着教练痛哭时,一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只要努力了,这世上没什么办不成的事情。
  在单位食堂看过某届奥运会圣火传递过程的记录片,传递到哪个国家就介绍一下这个国家的名胜和饮食。我个子小,被挤到柱子边上,踮着脚歪着脖子坚持看了三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特激动,因为看到了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埃及、法国等地儿的美丽风光。对于10年闭关封锁、文化贫瘠的我真是大开眼界。
  “内部电影”就这样伴随我整个青春期,很多回忆和故事都与之相联。
  (编辑  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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