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中西父母教育文化差异

　　摘要 父母养育目标存在着普遍的文化差异。在理论上，对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解释呈现出从群体水平到个体水平、从单维到双维的发展趋势。在研究上，除了对文化差异理论的检验之外，养育目标对于各文化群体的养育方式、养育策略，以及子代发展的影响也是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结构化问卷法和开放式列举法是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研究最常用的两种测量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现有研究存在着过度概括、忽略子女一方的角色和作用等问题，需要将来的研究加以改进和解决。
　　关键词 养育目标，文化差异，养育行为，儿童发展。
　　分类号 B849:C91
　　
　　父母是子女主要的养育者。所谓养育目标（parenting goals），指的就是父母在育儿活动中所强调和鼓励的，期望子女（长大后）能够具备的品质或能力。在文献中，与之含义相近的术语还有养育价值观（parental values）、社会化目标（socialization goals）、社会化价值观（socialization values）等。虽然这些术语在字面上不尽相同，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都是要父母回答“在你看来，你的子女能否具备以下品质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1]。同时，研究者们在文章中常常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些术语[2]。所以，这些术语实际上表述的是同一概念，即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目标。
　　养育目标作为父母养育行为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子女的身心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3]。在对父母养育目标的研究中，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文化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态度、价值观、信念和行为”[4]，不同文化群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种种差异，养育目标也不例外。父母的养育目标存在着什么样的文化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对父母的养育行为和子女发展等方面有何影响？是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本文将介绍关于这几方面问题的理论和研究的进展，以及研究所涉及的测量方法和工具的概况。
　　
　　1 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理论和研究
　　
　　1.1 单维度的理论和研究
　　科学心理学是在西方国家首先发展起来的，在心理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因素对于心理的影响时，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西方（西欧、北美）与非西方（亚洲、拉美、非洲）之间的文化差异，对养育目标的研究也不例外。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研究者往往发现：西方文化群体的父母很关注子女的独立性、自我实现等品质的发展；而非西方文化群体的父母特别强调顺从父母和权威、懂礼貌、守规矩等品质的培养[5～7]。因此，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不同文化的养育目标可以划分为强调“独立自主”与强调“依赖顺从”两种基本类型。这种“独立自主/依赖顺从”的单维度理论长期主导着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维度理论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无论是在差异的成因和解释的层次上，单维度理论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1.1.1LeVine的理论
　　LeVine是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理论的早期代表性人物。在对非洲部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性观察基础上，LeVine提出，父母养育子女的目标具有层级性――首先是确保子女在婴幼儿期能够存活下来，其次是培养子女维持生计的能力，最后才是培养那些由文化定义的美德。不同的文化群体面临的生存环境不同，各个层次的目标受到威胁的程度也不同。在婴儿死亡率很高的群体中，父母主要关心的是子女的生存，难以顾及其他；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资短缺的文化群体中，由于作为其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或手工业都强调对前辈经验和权威的顺从，因此父母最注重的是培养子女的顺从性，以确保子女成年后能够谋生；只有在前两者都不成为问题的文化群体中，父母们才会注重子女的独立性、自我实现等品质的培养[8, 9]。
　　LeVine理论对经济发展水平作用的强调可以很好的解释那些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文化群体与西方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却难以说明一些已经脱离物资短缺阶段，进入工业社会的非西方文化群体为何在养育目标上仍然比西方父母更强调顺从性[6,10]。对于这一问题，LeVine强调，他所说的来自环境的威胁是一个文化群体所长期面对的环境压力[8]。群体在适应环境的漫长历史中，发展出各自的适应模式，这种适应模式对个体的品质和能力的要求反映在群体通行的文化观念中，并通过文化观念塑造着父母的养育目标。而文化观念的影响具有延滞性，并不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立即改变。
　　1.1.2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
　　LeVine的理论提到了文化观念的作用，但是没有对之做深入的阐释，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填补了这一空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由Hofstede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跨文化心理学[11]。该理论认为，一个群体为适应环境而采取了特定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与之相配的、指导着成员心理和行为各个方面的核心价值观。不同文化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分为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两大类。西方发达国家（西欧、北美）的文化是个体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体，鼓励个性、独立和自我实现；而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是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集体，看重社会规范、相互依赖和人际和谐。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化差异的解释和预测之中。在该理论看来，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也是核心价值观文化差异的一种具体表现，西欧、北美的主流文化群体的父母对子女的独立性、自我实现等以个体为中心的品质的重视反映了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而非西方文化（例如中国、印度、拉美）的父母对顺从父母和权威、懂礼貌、守规矩等以家庭和集体为中心的品质的强调则是这些群体所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表现[5～7]。
　　1.1.3 生育价值观理论
　　无论是LeVine的理论还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提供的都是一种群体水平的解释。在它们看来，每种文化都有其通行的养育目标范型。父母的养育目标主要是这种范型的反映，较少受其个体需求和处境的影响[12]。这样的理论可以解释文化群体间的差异，却无法说明同一文化群体内部存在的个体差异。而生育价值观理论则从父母个体的需求出发，从一种相反的角度来解释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
　　生育价值观（Value of Children，缩写：VOC）指人们对于生育孩子的意义或价值的认识。子女的价值按照性质可以分为情感价值（例如：子女对父母的欢乐和幸福的重要性）、经济价值（例如：子女在经济上对父母的重要性）和家庭价值（例如：子女对维系家庭的重要性）等维度[13]。父母生育子女的目的，即在于获得子女的某些价值。而这些价值能否最终实现，则取决于子女是否具备相应的品质或能力。因此，父母的生育价值观决定了父母的养育目标。在多个国家进行的生育价值观研究普遍发现：看重子女经济价值的父母会注重培养子女的顺从性，以确保子女成为可靠的经济来源；看重子女的情感价值的父母则更多地期望子女能够“独立自主”[1,14]。不同文化之间之所以会表现出强调“独立”与强调“顺从”的群体差异，则是因为在农业文化群体中，大多数父母都需要子女的经济价值，而在西方发达社会中，子女的经济价值下降，情感价值相对上升的缘故。
　　生育价值观理论的好处在于，它不仅解释了养育目标的跨文化差异，而且为从个体水平预测父母的养育目标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心理变量，从而把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理论从群体水平推进到了个体水平。
　　1.2 双维度的理论和研究
　　前面介绍的几种理论都属于单维度理论。单维度理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认为不同文化群体的养育目标可以分为强调“独立自主”与 强调“依赖顺从”两种基本类型；二是都直接或间接地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其中隐含的预期是：随着非西方文化群体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其养育目标也会逐渐向强调子女的独立自主转变。近年来，以Kagitcibasi[15,16]和Keller[17]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在养育目标的维度划分上不同于传统的单维度理论，对于非西方文化养育目标的发展方向也有不同的预测。
　　Kagitcibasi认为单维度的划分太过笼统，应当将“独立性”区分为“自主性（autonomy）”和“联结性（relatedness）”两个维度[15,16]。自主性指行动上的自主性，分为“他律”和“自主”两极；分离性指人际间的心理、情感距离，分为“分离”和“联结”两极。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Kagitcibasi又划分了3种家庭模式：西方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属于独立型，家庭成员之间在行动上是自主的，在心理、情感上是相对分离的。传统农业文化（非西方文化）的家庭模式属于相互依赖型，成员在行为上需服从家长，在心理、情感上亦互不分离。为构建符合各自模式的家庭，西方中产阶级父母倾向于培养独立的、有个性的子女；而传统农业社会的父母倾向于培养顺从父母的、具有强烈家庭归属感的子女。在这一点上，Kagitcibasi的理论与单维度理论并无实质差异。但是Kagitcibasi认为，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其家庭模式不会完全西方化，而是将转变为一种新的模式――自主-联结型。这种家庭模式不再要求成员在行动上顺从家长，但在心理、情感上仍然强调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在父母的养育目标上，则表现为既尊重子女的自主性，却又不像西方父母那样鼓励子女心理独特性的发展，而是强调对家庭的认同和归属感（参看图1）。
　　
　　图1 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单维理论和双维理论
　　
　　Keller等人对Kagitcibasi的理论进行了验证性的研究：在对来自8个国家的婴儿母亲的数据的聚类分析中发现：有80%的美国、德国和希腊母亲的养育目标被归为独立型，有75%的喀麦隆和印度农村母亲的养育目标被归为相互依赖型，有60%多的中国、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印度城市母亲的养育目标被归为自主-联结型[17]。而有学者在比较我国台湾母亲与美国母亲的养育目标时也发现，如果将过去被其他研究者统归为“独立性”的一类品质拆分为“成就”（指经济独立、学业有成等）和“个体性”（指情感上的独立性），那么台湾母亲对前者的强调不低于美国母亲，但对后者的重视却不如美国母亲高[2]。这些研究结果证明了Kagitcibasi把“独立性”区分为“自主性”和“联结性”两个维度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也是由农业社会发展而来，而上述表现出自主-联结型养育目标的文化群体在现代化的时间与程度上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Kagitcibasi所提出的第三种模式――自主-联结型，是否只是从相互依赖型向独立型过渡的一种暂时的中间型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可以看到，关于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理论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从早期LeVine的理论到VOC理论，体现了理论解释水平从群体水平向个体水平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另一方面，Kagitcibasi等人的双维度理论的提出，体现出将“独立性”这一维度进一步细分的必要性。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两种发展趋势仍是彼此独立的――VOC理论仍然是一种单维度理论，而Kagitcibasi理论的解释仍然停留在群体水平。未来应着力发展一种个体水平的、双维度的理论，以提高理论的可用性，更为准确地解释和预测群体、个体等不同层面的养育目标。
　　
　　2 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影响
　　
　　除了对养育目标本身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外，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对父母和子女的影响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具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2.1 养育目标与养育方式
　　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是对父母养育行为概括化、风格化的描述，是育儿研究中最常使用和测量的概念之一。Maccoby和Martin在Baumrind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父母要求和父母应答两个维度将养育方式划分为民主型（高要求、高应答）、专制型（高要求、低应答）、纵容型（低要求、高应答）和忽略型（低要求、低应答）4种类型[18]。研究表明：对“独立自主”的强调与民主型的养育方式正相关，对“顺从”的强调与专制型的养育方式正相关[19]。因此，强调“独立自主”养育目标的文化与强调“依赖顺从”养育目标的文化相比，前者更多采用民主型的养育方式，后者更多采用专制型的养育方式。
　　养育目标不仅决定了一个文化群体在养育方式上的偏好，还可能影响到养育方式的效果。比如有许多研究者发现，专制型养育方式量表上的高得分在欧美文化群体中往往对应着消极的育儿结果，但在非西方文化群体中却较少有消极影响，反而常表现出一些积极的效果[3]。有学者认为，这种差异需要用养育目标来解释。在非西方文化群体中，专制型养育方式是与这些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强调“顺从”的养育目标相配套的，反映的是文化对于个体成员的要求，因而不会导致不适应的个体；但在欧美文化中，专制型养育方式并不代表主流文化对个体的要求，而往往是与父母的病态人格等消极因素相联系，所以才会使儿童产生发展上的障碍和不适应。因此，Maccoby等人以欧美被试为基础划分的养育方式类型可能并不具备跨文化的普适性。只有根据某一文化群体所通行的养育目标来划分和定义该文化的养育方式类型，才能更好地解释该文化的养育行为及其效果[20, 21]。
　　2.2 养育目标与养育策略
　　除了养育方式上的差异，父母为实现不同的养育目标还会采取不同的具体策略。目前，此类研究的对象以婴幼儿母亲为主，涉及的养育行为有对子女的控制技术[22]、对子女学业的干预[5]以及婴儿养育行为[23]等。
　　例如，Keller在对喀麦隆恩索人（Nso）和德国中产阶级两组母亲的观察和访谈中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婴儿养育行为模式：以促进子女与家庭的“相互依赖”为目标的恩索母亲在照料婴儿时重视与婴儿的身体接触、引导婴儿进行肢体运动，更多地对婴儿的消极情感表现进行抚慰；在养育目标上强调“独立”的德国母亲则更注重用与婴儿的目光接触和交流，与婴儿进行模拟对话，鼓励婴儿玩玩具，更多地对婴儿的积极情感表现做出回应[23]。Keller认为这种差异是由养育目标的不同造成的。引导婴儿进行肢体运动有助于促进子女运动能力的发展，可以使子女能更早的分担家务，与婴儿的身体接触和重视对子女的消极情感进行抚慰则有助于促进子女与母亲的情感依赖，因此为恩索母亲所偏好。而目光交流、对话、玩玩具等活动给予了婴儿很大的自主权，有助于促进子女自主性的发展，因而更多为德国母亲所采用。
　　为验证自己的推理，Keller进一步考察了这两种养育行为模式对婴儿的自我意识和顺从性发展的影响[24]。结果发现：哺乳期按德国模式养育的婴儿，在一岁半到两岁时的追踪实验中，有68.2%知道镜子中的影像就是自己（自我意识的体现），同时有47.7%表现出不顺从母亲指令的行为。而按恩索模式养育的婴儿，只有3.2%知道镜子中的影像是自己，只有18.8%表现出不顺从母亲指令的行为。这一结果，为Keller“养育目标的不同造成了养育行为的差异”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3 养育目标与价值观的代际传递
　　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以养育目标对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养育策略的影响来间接说明养育目标对子代发展的影响，但近年有一些研究开始直接考察父母养育目标与子女身心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有多起研究关注养育目标在价值观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25, 26]。这些研究发现，父母的价值观、养育目标以及子女的价值观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向性。比如说：集体主义价值取向高的父母在养育目标上更强调“顺从”。相应的，其子女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更高。有人认为，这说明养育目标在价值观的代际传递中起着传递纽带的作用：父母自身的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的养育目标，而他们的养育目标又进一步影响着其子女价值观的发展方向[25]。
　　因此，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文化间价值观的差异，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子代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使价值观的文化差异得以在代际之间传递和延续。考虑到价值观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可以预见对养育目标与价值观代际传递的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人类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文化差异都将有重大的意义。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则仅仅是一个开始。
　　
　　3 养育目标的测量方法和工具
　　
　　无论是对养育目标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还是考察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影响，首先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测量的基础上。目前父母养育目标的测量方法主要有封闭式问卷法和开放式列举法两种。下面分别对这两种方法及其代表性的工具做简要的介绍：
　　3.1 结构化问卷法
　　结构化问卷的项目通常是由研究者事先确定的一系列品质（或能力）。在使用时，向被试呈现这些项目，并让被试评价这些品质对于其子女的重要性。具体的评价方法又有评分法、排序法、多项选择等多种形式。封闭式问卷法是最常用的养育目标测量方法。使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封闭式问卷有Kohn问卷[27]，VOC问卷[1, 14]等。
　　以Kohn问卷为例，该问卷由Kohn首创，原版问卷包括13个项目（品质）[27]。使用时，让被试按照各种品质对于其子女的重要程度将13种品质分为从高到低的5个等级，依次赋予+2到-2的分值。在对问卷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做方差最大法旋转后，以在第一个因子上的高分代表对“自主”的强调，低分代表对“顺从”的强调。Kohn问卷可以看作是一种单维度问卷，现有的封闭式问卷大多数都属于这种类型。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双维度问卷是Keller等人为验证Kagitcibasi的理论而开发的[17]。该问卷采用Likert五点量表的形式，包含10个项目，5个代表自主性，5个代表联结性。自主性得高分、联结性得低分代表独立型目标；自主性得低分、联结性得高分代表相互依赖型目标；两个维度都得高分则代表自主-联结型目标。
　　3.2 开放式列举法
　　与封闭式问卷相反，使用开放式列举的研究让被试自由列举出几种重要的、期待孩子能够具备的品质。在被试回答之后，由研究者按一定的分类标准将被试所提到的品质进行编码归类，并对每个类别的品质被提及的次数或频率进行分析[2, 6, 28]。
　　以Harwood等人的社会化目标问卷为例，该问卷共包含4个开放式问题，分别让被试列举：（1）希望子女成人后具备哪些品质；（2）不希望子女成人后具有哪些品质；（3）描述一个至少具备了积极品质雏形的孩子；（4）描述一个至少具备了消极品质雏形的孩子。前两个问题用以考察父母长期的养育目标，后两个问题用以考察父母当前的养育目标[6]。
　　结构化问卷多用于一些大型的跨文化比较（例如VOC研究），其好处在于方便快捷，便于跨文化的量化比较，也利于探测到被试内隐的，不容易想到的养育目标；缺点是容易漏掉某些文化群体或个体特有的目标，或者是忽视同一项目在不同文化中具体含义的差异。开放式列举法多见于一些小型的，强调心理的文化特殊性的研究。比如，我国学者独立进行的几个研究大多都采用了开放式列举法[28,29]。开放式列举法的长处在于更容易探测到文化群体或个体特有的养育目标，明晰每种目标的具体含义；但是却比较耗费时间，也不便于跨文化的量化比较。
　　
　　4 总结与启示
　　
　　父母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研究告诉我们：文化因素影响塑造着父母的养育目标。不同文化之间在养育目标上存在着普遍的差异，这种差异又会导致父母养育方式和策略的差异，进而影响子代在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因此，研究父母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对于我们了解文化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化的代际传递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现有的研究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加以注意和解决。在研究取向上，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一是过度概括化的倾向比较严重，与其他的跨文化研究一样，现有的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研究专注于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两类文化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证明某类文化如何如何，而非某一文化如何如何。而事实上，被归为同一类型的文化之间，比如美国与西欧[30]、中国与印度[7]在养育目标以及养育目标与养育方式的结合模式上也存在广泛的差异。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些差异，使养育目标的跨文化比较更加精细化。
　　现有研究还忽略了子女一方的角色和作用。养育目标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要求，所以养育目标能对子女产生何种影响，不仅取决于父母的养育目标本身，更取决于子女对于父母养育目标的认知和态度[31]。在各个文化群体中，父母的养育目标是怎样传达给子女的？子女又是如何对待父母的养育目标的？子女的自我理想与父母的养育目标是如何整合的？文化因素在其中又起何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将来的研究回答。
　　此外，在研究工具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到，结构化问卷法和开放式列举法各有其优缺点。并且有研究发现：针对同样的被试群，采用不同的方法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最好是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2]。但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其中一种，无法做到扬长避短。更为严重的是，现有的结构化问卷大多没有一个稳定明确的维度结构，开放式列举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这就使我们很难对不同研究的结果进行准确的比较。此外，现有研究工具在配合理论发展方面也有一定的滞后性。基于双维度理论的测量工具仅见Keller问卷一例，其理论效度也有待进一步的检验[17]。
　　对于我国研究而言，虽然在跨国比较中，我国通常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文化群体。但事实上，我国不但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在汉族内部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差异。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这种民族之间、地域之间的差异日显突出。针对养育目标的跨民族、跨地域的比较性研究，对于理解父母养育行为、子代价值观发展等方面的民族、地域差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的个别研究虽然已经捕捉到了一些代际差异和地区差异的例子，但往往样本偏小、代表性有限，对于所发现的差异也缺乏深入的追踪探讨[28, 29]。加强对国际上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在借鉴中深入开展对自身内部差异的探索和分析，是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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