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文化与记忆：自传体记忆的跨文化研究|自传体记忆

　　摘要：自传体记忆不仅是对过去自我经验的加工和提取，还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近年来，自传体记忆跨文化研究表明，东西方被试在最早记忆年龄、记忆容量和具体性、内部语言的使用、记忆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文章从自我概念、亲子回忆和叙事方式、社会变迁和文化多元化等角度，探讨了文化自我观对于自传体记忆的核心意义。Nelson和Fivush的社会文化发展观则从发展的角度动态考察了内外因素对自传体记忆产生文化和个体差异的机制。文章还回顾了自传体记忆跨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最后，文章探讨了自传体记忆跨文化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景和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文化差异，文化自我观，自我概念。
　　分类号：B848
　　
　　1　引言
　　
　　自传体记忆是对个人信息或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事件的回忆，它包含感知体验、情节记忆、语义记忆、自我表征等成分的复杂过程，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核心部分。从内容上，自传体记忆主要包括自我描述信息和个人经验两部分，个人经验又分为生活历史、概括性事件和具体事件等不同的层次。近年来，关于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在认知过程、发展规律、脑机制、临床研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人们对自传体记忆的本质和功能有了更多的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心理学界，自传体记忆逐渐成为认知、临床和发展心理学关注的热点。90年代，探讨文化、社会与记忆的关系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新方向。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自传体记忆是一种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出现于童年时期的、对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个人事件的记忆，它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基本的记忆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父母对过去记忆的谈论、对时间关系的理解、叙事能力和自我表征的成熟以及观点采择的出现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在特定的文化框架和社会交往的背景中相互作用，继而产生了特定的自传体记忆。Wang等人针对自传体记忆开展了一系列跨文化差异的比较和机制的探索，加深了人们对自传体记忆发展和表现的基本规律、文化差异及个别差异的理解。
　　
　　2　自传体记忆跨文化差异的表现
　　
　　根据现有的研究，自传体记忆文化差异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最早记忆年龄、记忆容量和具体性、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记忆取向等方面，许多研究还考察了不同文化中自传体记忆与自我评价的关系以及性别和年龄差异等。
　　
　　2．1　最早记忆年龄(age at earliest memory)和幼儿期失忆(infantile amnesia)
　　一般来说，人们不能回忆出生后最初几年的事情，这被称为幼儿期失忆现象，而最早记忆就是指个体能回忆起某些事件或事件片段的最小年龄，它的出现与神经、认知、言语和社会机制的发展存在紧密联系。
　　一方面，研究表明幼儿期失忆现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一项以中、美、英、日和孟加拉国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各个国家的被试中都存在幼儿期失忆和怀旧性记忆上涨现象(reminiscence bump)，最早记忆大约都出现在学前期。另一方面，跨文化的比较发现，西方被试的最早记忆年龄普遍早于东方被试。研究显示，美国成人被试最早记忆的年龄要提前中国被试6个月。另一项以三国儿童为被试的研究表明，最早记忆的年龄顺序依次是美国、中国、韩国儿童。Wang等人认为，早期记忆的出现和发展具有普遍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但这些机制和影响因素可能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具体的结构和模式。
　　
　　2．2　记忆容量和具体性水平(volume and specificityofmemory)
　　记忆容量的衡量指标是记忆叙述中所包含的词汇量和无重复句子的数量。多项研究显示，在记忆容量上，美国被试高于亚洲被试。表现在，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包括成人和儿童)对早期和近期记忆的描述更详细；使用的词汇和陈述句数量更多，词汇和句子的使用数量的顺序依次是美国、中国和韩国人；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提供了更长的记忆内容。
　　也有研究显示，东西方儿童在记忆容量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叙事的具体性上存在差异。所谓具体性是指，所回忆的内容是否是特定时间、特定场景的事件，对于日常生活中规律性事件的记忆则属于概括性记忆。无论是早期记忆还是近期记忆，美国成人或儿童在记忆具体性上的得分高于亚洲被试，年龄越大，这种差异越明显。表现在，美国人的叙述中包含更多特定时间点的事件，而亚洲人的叙述中包含更多日常事件；美国儿童更愿意谈论特殊经验和细节，而亚洲儿童喜欢谈论普遍经验而忽略细节。
　　
　　具体性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时刻标记词的使用上。时刻标记词的使用是叙述连贯性的重要标志，人们通过它将过去相对分散的事件贯穿起来，减少了回忆过程中的记忆量和认知负荷。研究发现，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在叙述时使用更多的时刻标记词，如叙述中包含更多与事件顺序(如“首先”、“然后”、“接下来”等)、条件状态(如“如果……那么”、“当……时候”)因果关系(如“由于”)、选择状态(如“有时”、“通常”、“总是”等)和叙述结构等与时间指示有关的词。
　　
　　2．3　内部状态语言(inter state language)
　　内部状态语言是指被试在回忆叙述中包含的情绪、认知、偏好和评价性词句。研究表明，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存在显著的文化、性别和年龄差异。相对于亚洲儿童，美国儿童在回忆近期事件时会自发提及情绪感受，叙述语气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表现出对事件更多的评价和态度倾向。另外，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上，女性多于男性，年长儿童多于年幼儿童。
　　
　　2．4　自主取向与社会取向(autonomous versus social orientation)
　　记忆取向被认为反映了自传体记忆的主要文化差异。研究表明：美国人以自主取向为主，突出个性化的偏好与特质；而亚洲被试以关系取向为主，往往以群体归属确定自己的身份。具体表现为，美国儿童在记忆中更多地提到自己，更多强调个人的态度和特质，而中国儿童更多谈及社会类别和人际关系，回忆中包含较多交往和互动场景；美国在回忆或描述自己时态度更积极，而中国被试则以相对谦虚的口吻谈论自己。这种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大。
　　研究还发现，即使在回忆和谈论与他人有关的事情时(如母亲、朋友)，美国被试仍然表现出比亚洲被试更多的自主取向，更关注自身的角色和视角。
　　
　　3　文化差异的根源：文化自我观(culturalself-view)
　　
　　自传体记忆的文化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自我观取向的差异。Markus和Kitayama从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角度来区分东西方对“自我”的不同理解。独立自我相信人天生的独特性，它鼓励个体通过关注 自我、表达独特的内心态度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东方文化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个人的存在价值要通过与他人的相互关联性、个体承担和实现的社会责任来评价，上述评价越高，对自我的认同就越积极。对于西方人，自我意味着更多的个性特质、独特性和区别性；对于东方人，自我包含更多关联性、归属性和社会性。除了Markus和Kitayama，许多学者对自我观的划分都是基于东西方对自我边界范畴理解的不同，即东方人比西方人对“自我”的界定更不明确。fMRI的数据表明，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了共同的脑区(如内侧前额叶)，这从脑机制上为自我观的文化差异提供了佐证。
　　自我观会决定一个人自我概念的内涵，进而影响到个体对自传体信息的抽取、加工和保持，并通过早期的社会互动(以亲子互动为主)传递给下一代。研究者通过对自我概念、记忆共享和成人叙事风格、社会变迁等影响因素或中介机制的探索，揭示了不同文化下自传体记忆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
　　
　　3．1　自我概念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自我概念和自传体记忆作为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代表了“当前的自我知识”和“过去的自我信息”。自我概念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自传体知识，同时自我概念又对自传体记忆具有选择和激活作用。
　　有不少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是以较成熟的“自我概念”为前提，而较成熟的“自我概念”一般出现在3.5～4岁，这正是幼儿期失忆结束或最早记忆出现的时间。由于文化自我观的差异，不同文化“自我概念”的形成时间是不同的。那些鼓励自主性的文化，会有意识地鼓励儿童对“自我”信息和细节性信息的关注和加工，因而“自我概念”成熟时间更早：而强调关系性的文化则会更多鼓励儿童关注群体活动，事件的概括性，导致“自我概念”成熟时间较晚。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与自我相关信息比对其他信息的记忆更准确、详细和持久。相对于关注“关联性”的亚洲文化，美国文化对“自主性”的强调导致儿童自传体记忆出现时间更早、记忆表述更详细。
　　除了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时间和详尽性，自我概念也会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内容。Wang等人结合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的结果认为，自传体记忆与自我概念之间在文化和个体层次上都存在显著相关。在文化水平上，美国被试在自传体事件的回忆中更多提及个人特质和偏好、更多地运用内部状态，而中国被试则更多的提及社会关系、互动场景、陈述中“他人／自我”的比例更高；在个体水平上，那些在自我描述中关注具有自主取向的被试，在自传体记忆中也表现出类似倾向。甚至有研究发现，3岁时的自我关注水平会预测今后对记忆描述的详细性。总之，自我概念的文化取向和个体取向促进了自传体记忆类似差异的产生，反过来，自传体记忆也促进了自我概念的维持，两者背后的共同机制是特定文化对“自我”的不同理解。
　　
　　3．2　记忆共享(memory-sharing)和父母的叙事风格(narrative style ofparents)
　　儿童是如何将特定文化的自我观整合到自我知识中去的呢?亲子互动是一种文化传递的关键方式。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记忆共享和叙事性交流包含了丰富了文化信息和与自我有关的社会化目标，儿童借此习得了特定文化社会所要求的保持、组织和评价信息的方式。对于强调个体性的文化，亲子互动的目标在于提升儿童的“自主性自我”、建构详细的个人故事，以形成独特的自我认同；对于强调关联性和集体性的文化，亲子互动的目标在于灌输社会知识和形成归属感。
　　与孩子分享过去是增强家庭亲密度、幸福感、培养孩子正确行为的重要手段。但多项研究表明，记忆共享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不同的记忆共享模式会影响儿童的言语表达和记忆叙述。中国亲子间的“往事回顾”是建立在父母中心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父母鼓励孩子遵从权威、行为适度、谦虚和具有归属感；而美国以儿童中心和自我肯定为基础，父母在维护孩子自尊的同时，促进孩子的独特性和自我表现。研究表明：美国母亲在记忆共享中起从属和引导的作用，不断启发孩子对往事细节的回忆和感受，包含更多的情绪流露；而中国母亲则处于中心地位，主导回忆的方向和内容，不鼓励情感表达。这些记忆共享经验在频率和方式上的差异会塑造孩子不同风格的自传体记忆。
　　
　　另外，母亲自身对往事的回忆和叙事风格也会产生迁移作用。叙事详细的母亲，孩子也易于形成详细的自传体记忆；叙述简单重复的母亲，孩子的叙述显得简略刻板。研究发现，相对于中国母亲概括性的叙事风格，美国母亲详细的叙事风格会导致孩子最早记忆的年龄更早，叙述事件时表现出更明显的自主取向、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对细节的关注。很显然，详尽的回忆和叙事会导致信息的组织性、线索性更强，因而更容易提取：其次，详细地回忆和描述通常涉及具体事件，这促进了儿童对时间概念的理解和“具像”记忆的形成。另外，详尽的叙述使得亲子双方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讨论和协商，促成了儿童主动交流习惯的形成，激发自我意识和独特观点的产生。
　　还有，成人叙事和回忆中承载的社会功能存在文化差异，这也会影响到儿童的叙事和记忆特点。Miller总结认为，中国家庭使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传递社会规范和道德，而美国父母讲故事主要以愉悦身心、强化自我认同为目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中(台湾)美两国父母听力健全聋儿的故事讲述，发现，聋儿通过手语表达的对过去经验的叙述和理解，与正常儿童存在类似的文化差异，这表明聋儿同样会吸收成人传递的信息，形成适应自身文化的表达方式。
　　
　　3．3　社会变迁和多元文化
　　研究发现，即使在大的文化背景内部，不同区域、不同亚文化人们的自我描述和回忆也存在量和质的差别。一般认为，中国和韩国都属于儒教文化圈，是东亚文化的典型代表。但韩国被试在谈论个人经验时比中国被试更保守、更不善谈、包含更少的情感因素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家庭结构经历了更剧烈变化的结果。有关社会发展对中国人人格影响的研究表明，处于剧烈社会转型期的10年间，中国人的“自我独立性”明显增强，而人情和纪律性明显减弱。另外，在中国，独生子女的增多使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亲子交流和儿童教育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父母更多鼓励孩子的自我表现和个性形成，强调尊重和平等地对待孩子，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儿童的叙事和记忆取向。研究确实发现，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较，独生子女记忆出现的年龄更早、有更多个性化的自我描述、更多自主取向的记忆。研究还表明，中国女性与男性在记忆和自我评价时表现出的自主取向并无差异，这可能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弱化渗透到女性的自我意识中，并进而影响到女性的自传体记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他文化的自我观必然会 影响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并对个体建构“过去的事件”产生影响。文化启动实验表明，自我知识具有一定的动态建构性，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自我知识的独立取向和互依取向都是存在的，哪一种取向的“自我”信息被提取取决于当前的情境或文化背景。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的“自我”启动了自传体记忆上述文化差异，即回忆的内容反映了不同的自我文化价值观。记忆的文化启动效应也得到了认知理论的支持。conwaV认为，自我记忆系统包括“自传体知识库”和“当前自我的目标”两部分，所回忆的自传体知识只是一个暂时的心理结构，何种信息被提取取决于“当前自我”的目标，这表明自传体信息的提取是一个受“自我概念”制约的动态过程。
　　
　　3．4　对机制的探索：文化、自我和叙事性交流的相互作用
　　wang和Brockmeier等人认为，自传体记忆是自我、文化、和叙事性交流之间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与自我概念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意义系统共同建构在微观(如家庭关系，亲子互动)和宏观(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背景中。自传体记忆和自我概念既受制于文化类型，同时又是文化类型及其自我观代际传承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宏观的文化背景通过文化实践、文化符号或文化产品(如传说、民歌、宗教、语言和文化象征物)等影响自我概念和自传体记忆。另一方面，自传体记忆通过对这些文化实践、符号或产品的保持来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在文化、自我、记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微观环境中的叙事活动起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如家庭内的记忆共享、故事讲述、交谈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自传体记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叙事活动的文化记忆(见图1)。
　　
　　4　社会文化发展观――一种综合性的解释
　　
　　根据Nelson和Fivush的社会文化发展观，自传体记忆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出现于学前时期、对与自我相关事件的记忆。
　　社会文化发展观认为，自传体记忆的出现和发展是多种内生变量(如自我概念，心理理论等)和外生变量(如往事交谈，叙事结构，时间概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变量的出现和产生作用的时间具有普遍性，这就使得自传体记忆的发展具有跨文化、跨群体的一般特征。同时，在特定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内，这些变量在作用时间和程度上又是可变的，如果某些变量的出现、发展进程或产生效应的顺序发生变化，必然导致自传体记忆的出现、发展和最终特征上的差异。因此，自传体记忆既存在普遍的心理机制和发展过程，也存在社会文化特异性(见图2)。
　　社会文化发展观强调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是自传体记忆系统发展的基本社会文化工具。1岁左右出现的初级语言技能，为儿童表达记忆准备了条件，也使得他们／她们在第2年就能与父母进行对话。亲子间有关过去和未来的交谈增强了儿童对信息的组织与表征，并导致儿童时间概念的形成。语言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初步形成、不断增加的交谈经验促进了儿童叙事结构和内容的系统化，伴随着4岁左右自我表征、心理理论的成熟，使得儿童在5岁左右出现稳定的自传体记忆。
　　Nelson和Fivush还从功能角度解释了人类为什么需要自传体记忆。从个体功能看，对特定情节的记忆有助于预测未来，有助于在时间和与他人的关系上确定“自我”；从社会功能看，共享的记忆和叙事有助于个体融入所在社群和文化，交流和协商文化规范的形成，而特定文化中共享的回忆又制约了个体如何建构、表达“自我”。相对而言，不同文化群体对记忆或叙事的两种功能关注点不同，亚洲人更看重其“自我确定”功能，而欧美人更强调其“文化共享”功能，因而导致了自传体记忆取向上的差异。
　　
　　5　研究方法
　　
　　自传体记忆跨文化研究主要使用访谈法和亲子对话法等质性方法。相对于测验法的标准化和先入为主的特点，这些相对自由开放、基于叙事的研究模式更有助于记录对往事的真实体验和理解，具有较好的生态效度。
　　
　　5．1　访谈法
　　访谈法是使用最多的方法之一。在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中，首先通过接触建立与儿童的关系，然后再向儿童面对面的交谈和提出问题，要求儿童对近期和远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描述。例如“你能告诉我你能回忆的最早的一件事情吗?”，“你上一个生日是怎么度过的?”。针对成人也常采用访谈法，访谈一般伴随笔录或录音的过程。故事讲述法是访谈法的一种形式，主要是对儿童讲述故事，然后向儿童提出一些问题，要求儿童根据要求回忆故事的某些情节。通过儿童对回忆事件的描述考察记忆叙述的具体性、内容倾向、自主性等变量。
　　
　　5．2　亲子对话记录
　　亲子对话记录是一种定性观察法，它需要在自然状态下对互动双方的行为和谈话进行系统、详细的观察。它通过现场记录母子之间的对话或记忆共享过程，来考察成人的记忆和叙事风格对儿童的影响。其研究场景真实自然，生态效度良好，录音录像设备的使用能记录亲子之间全景式互动过程，因而在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从下面摘选的中美两国母女之间记忆对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中亲子对话和记忆共享的上述特点：
　　中国的母女对话：
　　妈妈：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去的那个公园吗?
　　女儿：我记得。
　　妈妈：告诉妈妈那个公园有什么?
　　女儿：有玩具。
　　妈妈：对，还有什么?
　　女儿：还有吃的。
　　妈妈：对，我们去那个公园的时候，你让妈妈抱了吗?
　　女儿：我没有，就是我累了，也坚持自己走。
　　妈妈：对，当我们乘公交车时，你看到什么啦?我看到了又宽又大的路，还有什么?
　　女儿：嗯……
　　妈妈：告诉妈妈，当一个妈妈带着她孩子要过马路时，她们在看什么?
　　女儿：左看右看，还看斑马线。
　　妈妈：我们也必须走斑马线，你那天是这么做的吗?
　　女儿：是的。
　　美国母女对话：
　　妈妈：去野营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
　　女儿：是在海滩。
　　妈妈：啊哈。
　　女儿：还有一块大石头，我爬不上去，得爸爸抱着我。
　　妈妈：是爸爸把你抱上的那块大石头。
　　女儿：是的，嗯……爸爸真棒。
　　妈妈：哈，爸爸是挺棒，嗯……本来阳光灿烂，我们正在野餐，接下来……
　　女儿：喔，天开始下雨。
　　妈妈：然后又怎么样啦?
　　女儿：太阳又出来了。
　　妈妈：我们得穿过树林回来，对吗?
　　女儿：是的。
　　妈妈：我们去野营的时候睡在哪?
　　女儿：在帐篷里!
　　妈妈：在帐篷里，那我们爬到哪里睡觉?
　　女儿：是睡袋。
　　妈妈：野营的时候你还喜欢做什么?
　　女儿：游泳。
　　妈妈：游泳。野营篝火怎么样?你喜欢篝火吗?在火上我们拿什么烤着吃?…蜀葵，是吗?
　　女儿：蜀葵!好吃极啦!
　　
　　5．3　线索词技术
　　线索词技术由Brown和Schopflocher创造，主 要用于考察自传体记忆的组织结构和具体性水平，其优点是便于对记忆指标进行量化。基本过程是：首先让被试回忆一些具体事件，然后将每个记忆事件都概括为一个单词，数天后向被试依次呈现这些词汇，要求被试以此为线索回忆和描述首先想到的事件，并对该事件进行时间定位。在一项以中(台湾人)美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主试依次向被试呈现5类词汇(包括自我、母亲、家庭、朋友和环境)，要求被试回答，当看到这个词后想到的最早的一件事件是什么，然后写下对回忆事件的描述，并估计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目前，线索词技术主要用于认知和临床心理学，在文化和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应用不多。适当采用这种方法有助于记忆指标的量化和对无关因素的控制。
　　在运用访谈技术、亲子对话或线索词技术的同时，往往还结合问卷法、日记法和线索词技术。日记法是被试通过日记的方式，记录日常发生的近期事件或连续事件，其优点在于更容易对事件的准确性进行评判，能追踪事件记忆的发展过程。问卷调查是通过提问的方式，让被试用纸笔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回忆。
　　
　　5．4　编码和计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有效的编码系统是上述方法获得准确结果的保证。研究者必须将主观性的叙述转化为客观、可计算的记忆指标，才能进行个体或群体间的比较。一方面，这需要建立一致的、便于操作的编码和计分规则：另一方面，对编码者如何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则提出较高要求，即如何消除编码者偏差的问题。跨文化研究往往涉及对不同语言的分析，因此研究者必须考虑语言对编码的影响。已有研究的一般做法是：根据不同的记忆指标，或借鉴较成熟的编码系统，或根据需要建立新的编码规则；采用两个或以上编码者，通过编码或评价的一致性来减少编码者主观性偏差：采用双语或双文化编码者，通过对访谈或记忆内容的互译、再编码等过程消除语言本身带来的偏差。
　　自传体记忆具有主观性强，个体差异大，影响因素多等特点，因而采用访谈、故事讲述和亲子对话分析等质性方法可以获得定量研究无法获取的信息，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如在记录事件和对话的同时，能进一步探测回忆过程中的动机、情感、价值取向等内部状态。同时，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研究中也不应忽略定量研究的重要性，两者的适度结合有助于探索自传体记忆的深层因素和微观机制，如借鉴认知和临床心理学的实验范式(如线索词技术)。其次，目前多数研究采用横断设计，难以考察自传体记忆所具有的动态建构性和发展趋势，而纵向或追踪研究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探索文化差异维持和变化的机制。另外，在质性研究中，编码的有效性是各项记忆指标进行比较的前提，也是研究效度的基本保证，但目前研究中的编码规则统一和编码者主观偏差问题仍有待改进。
　　
　　6　研究前景
　　
　　自传体记忆本身是一个跨越认知、人格、发展和社会心理学、有着广泛联结和丰富内涵的概念。Fivush和Wang等学者利用熟悉不同文化的便利条件，开展了一系列自传体记忆的跨文化比较，为自传体记忆领域增添了新的知识和视角，也为记忆、自我、语言和文化等心理学宏观主题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对于社会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来说，自传体记忆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从理论建构、机制探索到研究方法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需进一步扩展。在实证研究中，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弄清自我、记忆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明确自传体记忆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机制。
　　自我是人格的核心，而“现在自我”是“过去自我”的延伸和重构。一方面，一个人自传体记忆的结构塑造了他／她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特定的人格特质又会影响何种自传体知识更容易被提取。Conway认为，有关自我的一些重要事件之所以保持很高的提取通达性，就在于它有助于满足“自我”的持久目标和维持人格的需要。为数不多的研究发现，人格的某些维度与自我记忆之间存在关系。一项有关自传体记忆和“大五”人格的初步研究表明，情感的开放性、利他性、热情、活动性和积极情绪与自传体记忆的准确性信念有关联；而情感的开放性与记忆中的感知想象、情绪因素有关。Kamiya等人的研究发现，高情绪稳定性和高活动性的被试以更积极的态度看待过去的经验，具有更高的自我接纳性。但是，目前涉及人格的研究较少，使得人格与自传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出确切结论。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早期信息的组织性和连贯性会影响最早记忆的出现时间和准确性。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保持和强化记忆的媒介充斥人们的生活。东西方的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可能不仅表现在“文化上”，还可能表现在“媒体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程度上。照相机和录像机的大众化，因特网技术和个人媒体(如Blog)等新信息载体的出现，对儿童加工、组织和存储信息的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记忆会怎样变化?这恐怕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涉及的问题。
　　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通过大量研究表明，家庭互动是儿童形成特定自我概念和自我记忆的关键，但很少有研究考察其他社会场所或关系所起的作用。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文化的传播和由环境引起的人格变化主要是群体问或群体内相互作用的结果，她尤其强调同伴间关系的作用。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除了亲子关系，其他双向关系和群体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记忆呢?
　　研究者普遍认为，言语交流和叙事特征是文化影响记忆的中介因素，但研究者对于特定语言的文化关联性却缺乏重视。例如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会通过互译一再编码过程消除语言的差异，以获取比较纯粹的文化影响。这种作法的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本身就是承载文化价值的核心媒介，研究者很难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完全分离，因此，研究在消除语言差异的同时，可能也就削弱了文化本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特定语言的语法结构(如时态运用)对记忆的影响却没有在跨文化研究中加以考察。例如，中英文在时态运用上的差异有可能影响中美儿童时间概念的形成，进而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时间和组织方式。
　　自传体记忆的脑机制探索，也为社会和文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启发。朱滢等人的几项fMRI研究证明了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并且对于中国被试，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具有重叠的脑区。研究者推测，西方的个体主义自我不包含母亲，中国的集体主义自我则包含母亲等重要他人。但是，明确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探索文化差异提供理论和实证启示，如：认知心理学对自我记忆中“自我概念”和“自传体知识”关系及作用机制的探索；临床心理学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机制的实验研究。
　　在ProQuest上查询，2000年至今，以自传体记忆为核心主题发表在心理学顶级杂志上的论文就达100多篇。在我国，自传体记忆还停留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或初步探索的阶段，系统的实证研究很少，这与内隐记忆研究的兴盛形成明显对比。这可能与自传体记忆主观性强、不便操作、实验验证相对困难有关系。但从另一方面说，自传体记忆是更接近真实生活的“活”的记忆，可采用更具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不会使研究者一开始就陷入某种特定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激发创新思考，体现质性研究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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