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应对研究：发展脉络、理论取向与展望】 万物理论是真的么

　　摘要：污名应对是指被污名者运用不同策略来反抗社会赋予他们的贬低性标签的动态过程。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从站在污名施予者的立场考察污名的影响转向到强调被污名者作为主动应对者。目前，对污名应对的研究有三种理论取向：权衡比较取向、认同威胁取向和个人与情境互动取向。污名应对研究对于改善被污名者的心理健康和改进消除污名影响的政策等有重要意义。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可隐藏性污名应对的研究，综合使用量化和质性研究范式，关注污名应对的纵向研究，加强污名应对理论的实际应用。
　　关键词：污名应对，权衡比较，认同威胁，个人与情境互动　分类号：B849．C91
　　
　　1　引言
　　
　　古往今来，人类往往对严重身心疾病患者、同性恋者和贫困者等边缘或“异常”群体持有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并对他们采取歧视性行为。这些社会心理学问题的核心就是污名(stigma)。而这些边缘或“异常”群体会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反抗社会赋予他们的贬低性标签。这就涉及污名应对的问题。
　　自从E.Goffinan(1963)经典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诠释》出版以来，心理学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污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污名应对(coping with stigma)逐渐成为污名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污名应对研究旨在从被污名者的视角出发，探讨被污名者在具体污名情境中应对社会污名的动态过程、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很多。从被污名化程度上说，从轻度污名特质如肥胖，中度污名特质如精神疾病，到重度污名特质如艾滋病等都有所涉及。从污名的维度来说，既包括可见性污名特质如性别，也包括隐藏性污名特质如同性恋。其中，隐藏性污名应对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目前，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关于污名应对的研究，例如，对熟人社会背景下空间和文化等因素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其相关被污名群体污名控制策略的研究。
　　
　　污名应对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是因为它不仅关系被污名者个人的生存和正常生活，也关乎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首先，社会污名严重影响了被污名者个人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例如，Cochran等人(2007)分析2002～2003年对拉丁裔和亚裔美国人大型调查数据发现，男同性恋者和男双性恋者比男异性恋者更多地尝试自杀行为；女同性恋者和女双性恋者比女异性恋者在一生和最近一年内经历更多的抑郁，同时在最近一年更多地使用毒品。其次，被污名者所处的困境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例如，截至2007年底，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2007年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人；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新发感染的主要途径；艾滋病疫情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渗透的流行趋势。严峻的艾滋病蔓延形势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医疗资源更加紧张、社会歧视造成的失学、失业、违法犯罪行为等社会隐患更加严重。鉴于此，污名应对的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临床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从不同侧面对污名应对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澄清污名应对的机制，而且能为政府制定和完善有关消除污名的政策法规提供科学依据。
　　
　　2　污名应对研究的发展脉络
　　
　　2.1　早期阶段的研究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污名逐渐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80年代后，污名应对研究受到了关注。但是，有关研究主要从污名施予者的角度出发。在这一背景下，污名应对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把污名应对单独作为一个变量，考察它和其他变量的相关关系。例如，Namir等人(1987)最早研究了艾滋病感染者的应对策略。他们发现，否认这一情绪聚焦性应对策略与抑郁呈正相关。随后的研究得到了与他们相一致的结论。
　　二是考察影响污名应对过程的中介和调节变量(觉知到的污名或歧视、应对资源、人格因素、社会支持等)、应对策略(积极或消极策略、认知和情绪策略等)以及污名应对的结果(自尊、学习成绩、生活质量、健康等)。例如，有实验发现，当歧视线索明确时，被污名者会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歧视；而当歧视线索被模糊时，她们则失败归因于自我；控制感对归因过程有一定的调节作用。Miller等人(1995)通过实验发现，肥胖女性会采用补偿策略来减少污名对自我的影响：当认为他人可以看到自己形象时，肥胖女性比非肥胖女性更认为自己可爱和具有社交技巧。Crocker等人(1993)也发现，当得到男性负面评价信息时，如果肥胖女性把这种评价归因于自我而非他人的歧视，那么，她们就会降低自尊，体验更多的负面情绪。
　　
　　2.2　运用压力一应对框架来研究污名应对
　　2000年，Miller及其同事把压力一应对这一框架应用到污名应对研究之中，开创了污名应对研究的新局面。此后，污名应对研究进入了系统发展阶段。他们认为，按照Lazarus和Folkman(1984)对压力所下的经典定义，即环境或(和)内在的需求使个体或系统负担超过其自身适应性资源的任何事件，遭受社会污名可以理解为一种压力事件。因此，对被污名者来说，社会污名可以视为压力源。这样一来，压力应对的思路可以应用到污名应对研究中了。
　　
　　Miller等人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突出了污名研究视角的转变。此前的研究过分强调站在污名施与者的立场来考察污名的影响。而从被污名者角度出发的研究有利于考察污名对被污名者的真实影响，从而有助于深入地理解污名。第二，特别强调被污名者是污名主动“应对者”的角色。在公众的眼里，被污名者一般只会被动接受来自外界偏见和歧视带来的消极影响。事实上，他们会应用各种水平和类型的策略来减少、消除污名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有关污名应对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公众了解被污名者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有助于消除社会对被污名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第三，污名应对研究的思路更加清晰和系统化。此前的研究没有单独把污名应对作为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心理现象来考察，也没有把污名应对看成一个随个人一情境之间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这些研究要么冠名于“污名管理”，要么在研究中模糊零散地提及污名应对的内容，要么把污名应对的过程静态化和简单化。而在Miller及其同事把压力一应对思路纳入污名应对研究领域之后，污名应对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污名研究的热点问题。
　　
　　3　当代污名应对研究的三大理论取向
　　
　　目前，对污名应对的研究试图把污名应对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探讨污名应对的过程、影响因素、应对策略以及结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大都是基于个体水平提出问题或得出结论；二是具有具体情境的指向性和文化背景的指向性；三是基本上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进行研究的 发现和结论；四是在应对反应的结果上，很多研究关注对自尊的影响。由于理论视角和思路的不同，有关污名应对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类取向：权衡比较取向、认同威胁取向和个人―情境互动过程取向。每一取向又包含着一些代表性的理论模型。
　　
　　3.1　权衡比较取向
　　这一取向强调，被污名者如何应对污名取决于其对多重因素的权衡和比较。至于对哪些因素进行权衡和比较，这一取向中的压力一应对模型与自我调节模型持不同观点。前者认为是在对威胁的初级评价与对资源的次级评价之间的权衡和比较；而后者认为是在输入和社会核心目标之间的权衡比较，进而产生维护或反抗社会目标的动机。
　　3.1.1　压力一应对模型
　　Miller及其同事们借鉴针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压力一应对理论，提出并不断完善了污名应对反应的压力―应对模型(stress-coping model)，如图1所示。这一模型已被其他学者所采纳，是污名应对研究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在他们看来，遭受社会污名是一个具有潜在压力的生活事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使个体意识到其社会身份被贬低；二是使个体觉察到他人对其持有负面的刻板印象；三是使个体不确定是否会因污名而被他人所歧视。因此，用于解释人们如何应对和适应日常生活压力事件的理论，可以被用来理解人们如何应对污名。
　　压力一应对模型强调，认知评价是影响个体对潜在生活压力事件做出反应的主要中介变量。被污名者对污名的应对取决于他们对遭遇污名或感知到的歧视的认知评价。认知评价有两级：一是初级评价：即对危险或威胁的评价；二是次级评价：即对个人应对能力和应对资源的评价。应对能力和应对资源既可以是个体的水平也可以是群体的水平，例如，认可同性恋的教堂对同性恋者提供的帮助，就是一种群体水平的应对资源。当对威胁的初级评价超过了对应对资源的次级评价时，压力就产生了。
　　
　　应对是个人持续改变认知和行为来管理具体的外在和内在需求的努力。Miller和Maior(2000)认为，按照个人应对污名的目标，应对策略可以分为“问题聚焦性”和“情绪聚焦性”两种类型。前者的目标是为了改变导致压力的个人和情境之间的关系。例如，努力减肥，或被认为在某一领域能力不足的人为了考试而更加努力。后者的目标是管理压力情绪。例如，把失败归因于情景而不是自我的不足，或试图贬低自己经历过失败的领域的重要性。
　　2006年，Miller在认知评价和应对之间加入了偏见识别(prejudice identification)因素，完善了压力一应对模型。她认为，污名一应对框架是一个包括三个主要成分的层级结构：认知评价、应对以及与认知评价和应对相关的偏见识别，如图1所示。偏见识别包括三个方面：①自我识别：被污名者推断自我成为偏见的对象；②他人识别：被污名者通过与他人的言语或行为沟通判断自我成为偏见的对象；③被他人识别：他人推断被污名者是否成为偏见的对象。偏见识别对认知评价和应对都有重要作用。就认知评价而言，被污名者只有察觉到偏见的存在，才会把某一偏见事件评价为有威胁的，从而确认为是与污名相关的压力源。例如，有研究发现，当被污名者感知到自己成为歧视目标时，这一感知会直接对其自尊产生消极影响。就应对而言，被污名者的三种不同偏见识别可以产生不同的压力，进而导致不同的应对反应。
　　3.1.2　自我调节模型
　　Swim和Thomas(2006)通过融合行为的自我调节概念和压力一应对模型，提出了污名应对的自我调节模型(self-regulation model)，如图2所示。
　　个人都能成功观点的被污名的少数民族成员(拉丁美裔和非裔黑人)，会较少地报告自我或所在群体是歧视的主要对象，较少地责备占优势地位的外群体，但会在遭遇歧视时报告更多的威胁和更低的自尊。Major等人(2007)通过实验研究也发现，被污名群体的成员所持有的世界观(worldview)会调节其感知到的歧视对自尊的影响。具体地说，对于信奉“精英价值观”(例如，在美国相信任何群体中的个人都可以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源于勤奋工作)拉丁裔美国被试，其感知到的歧视和自尊呈负相关；而对于不信奉这一价值观的拉丁裔美国被试，其感知到的歧视和自尊呈正相关。这可能是感知到的歧视以及情境中的污名线索导致了对被污名者世界观的威胁，这一威胁进而促使他们产生了维护其世界观的动机。
　　
　　在自我调节模型中，评价能力对应于压力．应对模型中的次级评价，是指对个体处理情景资源的评价，包括乐观、控制能力、专门技术、自我效能、反应效能(导致希望结果的行为的能力)以及社会支持和足够的资金等方面。Uisey等人(2007)认为，非裔美国黑人具有基于灵性倾向和支持性社会网络的内外部应对资源。例如，基于灵性的资源包括宗教、祈祷、沉思等等。基于支持性社会网络的资源包括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网络等。
　　比较的过程产生实现目标的动机，并连同评价能力一起影响被污名者对应对反应的选择。应对反应的选择过程还受到他人反应的影响。例如，Burke(1991)认为，如果他人的反馈和个体自我认同不一致的话，即出现“认同断裂”，会导致忧虑(distress)。Chesney和Smith(1999)发现，除了艾滋病感染者／患者自己的行动会影响其是否接受治疗，医疗工作者对其态度也会影响他们是否治疗和使用医疗资源。
　　最后，应对反应还会产生一系列个体内和人际间的结果。例如，个体内的结果包括对自我的评价等等。人际间的结果包括他人对被污名者对抗污名的防御性反应。因此，应对污名的结果并不仅仅由被污名者控制，它还取决于他人对被污名者应对污名的反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结果构成了自我调节模型中的新的输入，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的过程。例如，研究发现，过去污名的经历会影响被污名者对环境线索是否构成为歧视的评价。
　　
　　不难发现，自我调节模型继承了压力．应对模型的核心思想，即包括初级评价、次级评价和应对三个要素。所不同的是，研究者细化了初级评价的内容，认为初级评价是由被污名者的输入和核心社会目标之间的比较构成。这种比较会产生实现或维护核心目标的愿望或动机。而压力-应对模型中没有动机这一因素，只要被污名者评价所经历的污名事件是有压力的，即初级评价超过次级评价的时候，就会产生应对。自我调节模型中还加入了他人反应的影响，强调了情景因素的作用。最后，自我调节模型认为一个过程产生的结果会进入下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压力-应对模型则是线性过程，而不是循环过程。
　　
　　3.2　认同威胁取向
　　这一取向借用刻板印象威胁概念，强调特定环境中的污名线索引发了对被污名者认同的威胁，认同威胁可以涉及被污名者社会认同的方方面面：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社会阶层和宗教等。Steele 等(2002)认为，刻板印象威胁实际上就是一种认同威胁。在这一取向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Maior和O’Brien的污名应对的认同威胁模型(identitythreatmodel)，如图3所示。
　　认同威胁模型认为，污名增加了被污名者感受到潜在压力(即认同威胁)的可能性。集体表征、情境线索和个人特征影响着人们对环境之于他们幸福感的重要性的评价。在这里，集体表征是指被污名者所共享的主流文化中有关其被污名化的认识和理解。它包括被污名者在他人眼中被贬低的意识、主流文化中被污名身份的刻板印象以及对成为歧视受害者的识别。
　　情境线索是指社会认同受到潜在威胁的情境。Malor和O’Brien列举了因能力被污名的群体威胁的情景，它包括能力诊断测验、被暴露在强化所在群体消极刻板印象的媒体形象之中、被要求揭露其隐藏的污名等。由于个人带进情境的集体表征塑造着情境的意义，不同的人对同样情境的感知或评价可能是不同的。例如，McKown和Weinstein(2003)发现，在年龄足够大能够意识到对其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的儿童中，增加与群体相关的消极刻板印象的情境线索会导致刻板印象威胁效应；而在年龄较小还不能够意识到这些刻板印象的儿童中则不产生这种影响。
　　个体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被污名者如何感知和评价所处的情境环境，它是影响污名应对反应的重要因素。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对污名的敏感度、群体认同感、领域认同感以及目标和动机。例如，一个在污名意识测量中得分越高的人，更可能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认为自己是歧视的目标，更会预期自己被外群体成员消极对待，更会分配较多的注意力到那些下意识威胁到其社会认同的言语上。有研究发现，在进入大学三个星期之后，入学前在种族一拒绝敏感性量表上得分较高的黑人学生，会比那些之前得分较低的学生更多地感知到消极的与种族相关的经历和歧视。还有研究发现，和低乐观倾向的女性相比，那些高乐观倾向的女性在阅读了大男子主义的材料之后更少地评价自己受到了威胁，且自尊较高。
　　当被污名者把污名评价为威胁了其社会认同，并且这种威胁超过了其所具有应对资源时，认同威胁就产生了。对认同威胁的反应可以是不随意的，例如，焦虑，渐增的警觉和工作记忆的负担等；也可以是随意的，例如，应对的努力等。
　　应对结果不同于对认同威胁的不随意反应和随意反应。应对结果是对自尊、学业成绩或健康的影响。例如，研究发现，拉丁裔美国学生的群体认同感越高，就越容易把消极事件归因于歧视，也就容易把歧视评价为更严重和广泛，继而导致低自尊；在认同威胁的情境下，应对幽默感越强的女性，在数学测验上的表现越好。
　　
　　3.3　个人一情境互动取向
　　这一取向强调情境因素(既包括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包含微观的、即时的污名情境)对污名反应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即时的情境效应。它认为污名的应对是一个情境与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在这一取向中，有两个有代表性的模型：污名反应的情境模型和污名隐藏的心理表达的过程模型。
　　3.3.1　污名反应的情境模型
　　Corrigan和Watson等通过研究精神疾病患者如何应对污名，提出了污名反应的情境模型(situational model of the personal response tostigma)，如图4所示。这个模型强调情境因素在个人在污名应对反应中的作用。
　　该模型认为，在集体表征和认知启动的作用下，具有明显污名条件的个体(例如，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会意识到自己的污名条件以及他人在特定情境中的消极行为(例如，雇主拒绝向其提供工作机会)。在这里，集体表征包括三个成分。第一，文化刻板印象。例如，对于精神病患者，社会文化中与之相关的刻板印象有，“精神病人是危险的，不能够照顾自己”。第二，对所在群体社会层级地位的理解。有研究表明，黑人比白人更多地报告他们个人感受到歧视，并认为这是一种源于美国社会制度对黑人群体的歧视。这种对不平等社会制度的责备可以调节污名对自尊的影响。第三，社会意识观念。在西方社会，社会意识观念主要是指新教伦理。新教伦理认为，个人的辛勤工作是获得成功的基础；而失败则标志着个人自我放任和自律性差。因此，新教伦理的支持者并不把被污名者看成是偏见的受害者，而把他们的机会丧失看成是其自我放任的必然结果。认知启动是指个人所处的情境信息可以激活相应的文化刻板印象和集体表征。例如，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通过让两组肥胖女性被试阅读一段政治演说，其中，实验组的阅读材料吹捧新教伦理，而控制组的阅读材料则持中立立场。结果表明，实验组因启动了新教伦理的集体表征而比控制组显示出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
　　污名条件和他人消极行为等事件对被污名者的影响还取决于自我价值感的领域权变性(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自我价值感的领域权变性决定着生活事件所包含的特定意义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影响程度。当这些负面事件同被污名者的自我价值感的领域权变性相关的时候，污名会影响他们的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
　　在集体表征、认知启动以及自我价值感的领域权变性因素的影响下，被污名者将会更明显地感知到污名源的存在，并对污名的合理性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合理性高(所遭受的污名正当合理)或合理性低(所遭受的污名不合理)。
　　群体认同感在影响被污名群体成员如何解释和应对污名过程中起着非常复杂且重要的作用：它既可能是感知到的歧视的前因变量，也可能是感知到的歧视的结果变量，还会调节感知到的歧视和自尊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直接影响自尊。例如，McCoy和Major(2003)发现，群体认同感可以调节由实验情境下感知到的歧视对自尊的影响。当群体认同感低的女性获得负面的评价来自于有大男子主义的男性而非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的时候，她们表现出更高的自尊。而群体认同感高的女性中不存在这种差异。
　　由于受到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被污名者可能会有三种应对反应：1)那些强烈认同被污名群体但认为污名是不合理(“我有精神病但是我并不感到可耻”)的个人将会出现正当的愤怒(“我不愿意别人不公正地对待我”)，他们会热衷于拥护集体和赋权的努力；2)不论感知合理性的高低，那些不认同群体的个人都将对自我污名表现出漠视；3)那些既认同所在群体又认为消极的刻板印象以及所导致的歧视都是合理的个人会降低自尊，内化污名对自己的消极影响。
　　3.3.2　污名隐藏的心理表达的过程模型
　　近来，污名应对研究从关注与种族、性别、肥胖等有关的可见性污名(visible stigma)转向关注与饮食紊乱、同性恋、精神疾病等有关的可隐藏性污名(concealable stigma)。具有隐藏污名条件状况的 人在不表露的情况下虽然可以免于偏见和歧视，但是他们不仅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而且其日常生活也遭受着巨大的干扰。Pachankis(2007)在分析了前人有关理论与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污名隐藏的心理表达的过程模型(a process model of the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ncealing a stigma)来理解针对可隐藏性污名的应对过程，如图5所示。
　　这一模型认为，情境的特点(污名的显著性、被发现的威胁及其结果)能够激活一系列内在的认知表达和情感表达。例如，警惕、怀疑以及焦虑和羞耻。这些认知和情感的反应紧密联系，它们的影响是双向的。消极的认知模式(如对问题来源的错误归因)可以导致负性的情感状态(如焦虑和抑郁)。例如，Major和Gramzow(1999)对442名堕胎女性进行有关污名经历的研究发现，有一半女性由于认识到他人的可能歧视而感觉有必要隐藏她们的堕胎经历。而隐藏这一污名会引发有关堕胎的压制性观念，这些想法会导致进一步困惑。最终，这些压制性观念和困惑产生了忧虑，影响到她们的心理健康。隐藏污名还会增加被污名者的认知负荷，这种心理负担被称为“保密的地狱”。同样，负性的情感状态可以导致消极的认知反应。
　　认知表达和情感表达动态地影响行为表达。这种影响既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共同的。可能的行为表达包括印象管理、回避他人和自我隔绝等，这些行为进而又影响到个人的人际环境。例如，Pachankis和Goldfried(2006)发现，由于害怕自己因性取向遭受社会拒绝和负面评价，男同性恋者会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包括转变说话的语调和内容、修正姿势和仪态、改变走路的方式、对亲密关系的另一方撒谎以及使自己看起来更男性化等等。其中，隐藏与表露是被污名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他们不得不经常考虑是否、何时、如何以及向谁表露他们的污名状况。
　　自我评价是这个模型中的重要成分。因隐藏污名导致自我评价的困难主要包括认同矛盾、缺少基于群体水平的自我保护性归因、消极的自我概念和低自我效能感。一方面，自我概念和自我效能感等自我评价影响到认知、情感和行为；另一方面，反过来，认知、情感和行为也影响着特定情境下的自我概念和自我效能感。例如，对艾滋病患者研究发现，同已经表露的男性相比，向性伴侣隐瞒病情的男性经历着更多的情感忧虑，这包括敌意、生理性焦虑、恐惧和精神疾病；而且，他们会减少安全套的使用，并因此降低自我效能感。
　　总之，污名隐藏的心理表达的过程模型解释了认知、情感、行为和自我评价在应对污名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也解释了每一个因素如何在整个循环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4　问题与展望
　　
　　4.1　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疾病污名应对的研究而言，其应对的对象到底是污名还是疾病这一界限还不清晰。在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公众往往会给疾病及其患者贴上标签，赋予疾病负面的社会意义，特别是会把疾病和道德联系起来。例如，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人们通常认为艾滋病是“脏病”，得艾滋病的人生活作风不好、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可见，除了疾病本身带来的生理痛苦，疾病被赋予的社会意义还导致公众对患者持有负面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态度，并施与歧视性行为。换句话说，患者需要应对双重压力：疾病本身带来的生理痛苦和疾病带来的社会污名；社会污名反过来又对患者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疾病污名应对的研究难以把对疾病本身的应对与对疾病污名的应对两者截然分开。
　　
　　4.2　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我国关于污名应对的研究比较薄弱，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和国外的研究存在明显差距。未来研究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4.2.1　重视可隐藏性污名的应对的研究
　　由于可隐藏性污名本身具有隐藏性特点，遭受可隐藏性污名的个体比可见性污名的个体经历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例如，他们经常需要保持警觉以保护自己，需要考虑是否表露等问题。因此，可隐藏性污名将成为未来污名研究的热点，而可隐藏性污名的应对将成为这一热点中的重要课题。目前，国外学者对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的隐藏性污名应对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入。
　　由于全球艾滋病疫情的流行，艾滋病相关污名引发了严重社会问题，因此艾滋病污名的应对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在Google学术搜索中，我们以“stigma”、“coping”和“HIV／AIDS”为主题词，搜索到1981年至2007年期间发表的英文电子期刊文献约一万两千多条。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应对污名的动机或任务；二是影响应对过程的中介和调节变量；三是具体应对策略；四是应对对情绪困扰、忧虑、生活质量和健康的影响；五是表露或隐藏。其中，表露或隐藏是艾滋病污名应对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1)表露在应对污名的过程中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即它可能是一种压力源，又可能成为应对污名的有效策略；(2)是否表露成为判断艾滋感染者／患者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3)表露本身影响到对艾滋感染者／患者的治疗决定和进展，进而影响艾滋病毒的传播或艾滋病的蔓延。目前中国在艾滋病污名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关艾滋病污名应对的研究尚较为罕见，因此，需要对这一领域予以更多的关注。
　　4.2.2　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并驾齐驱
　　未来的污名应对研究中，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大研究范式应该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目前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结合有两种形式：第一，综合采用两种范式来研究同一问题。例如，Mallett和Swim(2005)通过量化的实验室研究(研究1)和质性的日常日记记录法(研究2)来综合考察肥胖者避免歧视的应对问题。一方面，为了防止其他因素对实验室中被试应对歧视的影响，研究者利用研究2真实生活情境来检验研究1得到的结论，弥补实验室研究中因去情境化带来的偏差。另一方面，他们利用研究1的结论验证和推广研究2的结论。第二，在整个大的研究项目下，综合这两种范式、采用多个子研究来考察污名应对的问题。例如，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艾滋病污名与歧视这一课题，鉴于研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可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媒体分析等多重研究方法。这种多方法的三角测量有助于从多层次多维度揭示中国文化下艾滋病污名应对的内容和特点。
　　4.2.3　关注污名应对的纵向研究
　　梁宝勇指出，在应对研究中，大多数研究的设计与压力和适应过程的理论之间存在严重不协调。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污名应对领域的研究之中。应对是个体通过持续的认知和行为来管理压力的过程，它具有情境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污名应对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它会随着个人和情境关系的改变而变化。按照这一理解，污名应对研究应该采用纵向的、被试内的设计。但是，目前国外研究大多采用横断的、被试问的设计。这样的研究不利于深入考察污名应对方式、策略和影响因素随个人和情境之间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受制于纵向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实际困难，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纵向研究。例如，Weaver等(2005)在压力―应对的框架下，对参加抑制性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antiretroviral therapy)的188名男性和134名女性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应对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追踪研究。研究者把第一次收集的数据作为基线水平，并在随后的第3个月、第9个月和第15个月再次收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负面情绪和社会支持对坚持治疗的影响受到回避性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回避性应对和坚持治疗呈负相关。被试越多地采用回避性应对，就越不容易坚持治疗。另外，还有学者利用日记记录法来进行污名应对的纵向研究。这一方法有利于节省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反映了真实生活情境。因此，未来研究中应该寻求研究方法的创新，从而促进对污名应对的纵向研究。
　　4.2.4　重视污名应对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应用是理论价值的重要体现。如何把污名应对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现实生活来消除污名的消极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课题。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被污名者个体因污名带来的适应不良、情绪困扰以及反社会行为等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为临床预防和治疗提供有效支持。实际上，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也是目前应对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二是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传播被污名者真实的生活状态，消除公众对被污名群体的刻板印象，减少偏见和歧视。三是推动政府决策机构和公共医疗卫生系统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来改善被污名者的生存状况。例如，Muyinda等人(1997)在乌干达的研究发现，虽然艾滋病污名不利于患者寻求治疗，也不利于其家庭对艾滋病的应对，但由于当地咨询服务和家庭照料模式的发展，宽容的态度逐渐在这一地区兴起。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继续改善和加强咨询服务和旨在照料艾滋病患者的社区服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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