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素质提高需要点滴积累 点滴见素质

　　不知为什么，我们谈国情的时候，从来不包括人口素质。其实这是不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一个国家建设得好还是坏，管理得好还是坏，人口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人口素质高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差，可以搞得很好；人口素质差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好，也可以弄得一塌糊涂。
　　关于中华民族的素质，我们以前总是只说“勤劳勇敢”，对于人口的低素质状况却讳莫如深。不错，中华民族确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热爱和平。不单这些，还有其他优点。但是，我们不应当犯片面性的毛病，而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最近有一个谈话，据我所知是高级官员在正式场合第一次把人口素质作为国情来考虑。他说：“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8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几亿之众！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有些激动。我高兴地看到，我们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实事求是。
　　王忠明是从一个民族受教育程度的角度谈素质。这可以称作教育缺失型低素质。这一类型的低素质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的。在明朝以前，我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人口素质也比西方高。明朝中叶以后，我们在经济上落后了，人口素质也掉了下来。对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当代中国人没有责任。当代中国人的责任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
　　人口素质还应该包括道德水平。道德在我国滑坡是一个事实，谁都承认。山体滑坡是一个可怕的自然现象，速度快，涉及面广，破坏性大。把公众道德的退化叫做“道德滑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提法。这就产生了道德缺失型低素质。
　　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大的、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只有两点，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所谓滑坡，也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发达国家的一条经验，是公众的法律意识强，执法机构完善而且执法很严。这就有了秩序，不但减少了破坏力，而且形成了合力。在我国，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关系叫路子，也叫门路。关系多的人，叫做“路子野”、“门路广”。关系多，如鱼得水，事事顺遂；关系少或者没有关系，则寸步难行。在关系面前，什么法律法规，都成了摆设。所以，许多人都十分注意建立“人脉”。在我国社会，违法行为常常不被看作危险和耻辱，反被看作有能力有办法。这就非常可怕了。
　　再说诚信度。从报纸杂志上看，我们已经有许多人见证了，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相互之间有信任感，他们甚至表现得很轻信，很“傻”。他们面对素不相识的人，先是把他看作是一个诚实的人，自己也以诚相待，但一旦被他发现，这人不诚实，那他再也不会信任他了。他们还有一套机制，一个人干了无信的事情，这人在这个社会里就难以生存了。我们这里的程序刚好相反。素不相识的人，我不能信任，一定要熟悉以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甚至考验之后才能相信。如此这般，人家的社会是越来越诚信，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不诚信，社会诚信度像山体滑坡一样，一泻千里。
　　道德缺失型低素质状况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不知道谁能说清楚。如果说，其破坏力超过教育缺失型低素质，大致不会错。偷下水道井盖与淘空一家企业相比，与几十上百亿的贪污浪费相比，与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
　　民族素质的提高，特别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的同志说，我国人口素质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须要几代人的努力。此话有理。文化有其稳定性，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有待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也有待于点点滴滴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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