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中国吹响新“知青下乡”号角】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a 　　 2006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谨以毛主席当年发出的号召和寄寓的厚望，献给已经、正在和继续奔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征程的新一代中国知识青年！
　　
　　
　　大环境下的新“知青下乡上山”
　　
　　今天的城市人到农村去与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差30多年，但是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要理解今天的“到农村去”、“到西部去”，就必须理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其中本质的变化就是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
　　简而言之，今天的“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是社会成员在获得行为自由的条件下对行为机会的选择，是社会成员的心态走向平静的过渡期。但是，选择这些机会的人也许还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选择可以理直气壮。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的流动机制中有一条千年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对高低的定义也是在计划之中的话，那么今天对高低的定义则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了。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在艰难爬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最大亮点，只有让9亿农民生活丰足，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国家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服务农村，锻炼自己，发扬扎实、勤奋、刻苦的精神，为青年学生树立榜样，为就业开辟新的路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今年全党全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国家培养的青年学生，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到农村发挥优势、找到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
　　而建设新农村，没有较高素质的综合管理人才是肯定不行的。
　　2006年3月7日，北京举行了一场送“村官”下乡的仪式，中国农大、北京林大、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农学院几个大学的60位大学生分别赴平谷、延庆，从此踏上“村官”之路。
　　2006年3月12日，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农业部、共青团中央等8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年起，每年招募2万名左右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引起了全国青年学子的巨大反响。
　　至此,中国新“知青下乡”的号角全面吹响！
　　
　　
　　独特的青春体验
　　
　　其实，近些年来，许多热血知青早就提前“下乡”，进行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尝试。他们的时间少了电脑游戏，他们的话题少了时尚，他们选择了去农村，在那里，寻找并开拓自己的新天地，开始自己独特的青春体验，成了希望的田野里一道特殊的风景。
　　
　　“特殊女村长”王钰的两次流泪
　　
　　“你可以对北京不太熟悉，可以对怀柔仅仅知道一个名字，但你一定要知道在北京市怀柔区，有一个美丽的京北重镇――汤河口镇，我在那里工作过。”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生、首届首都大学毕业生基层志愿服务团怀柔分团志愿者、在汤河口镇当了将近一年“特殊女村长”的王钰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她一开口就为偏僻而不为人知晓的汤河口镇做“广告”，既让人充分地感受到她对汤河口镇的热爱之情，又让人感觉到她的坚定与自信。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女孩王钰，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在风雨中浸泡，脸被晒得黑黑的，皮肤显得很粗糙，留着一头齐耳根的短发，穿着印有红枫叶的白衬衫和淡蓝色的裤子，一身当地农民打扮，像个中年妇女。
　　 一年的时间很长也很短，其间王钰哭过两次。2002年，为响应北京团市委“服务基层，锻炼成才”的号召，她参加了首届首都大学毕业生基层志愿服务团。第一次流泪是2002年的8月30日，她到怀柔区龙山宾馆门前报到时，很意外地看到自己被分到汤河口镇。
　　王钰说：“去之前我看过北京地图，当时对怀柔的最偏远乡镇有很深的印象，因为那么偏远的地方，在我感觉中应该是很落后很闭塞的。所以对这个意外的安排，心里一下子很难接受，一个人悄悄地走到宾馆前面的一棵树下掉眼泪。当时放弃的想法都有，但后来想，既然来了，就先去看看，干干试试，真不行再回去。”
　　第二次流泪是2003年3月6日，那天是礼拜六，王钰加班下乡，为将要进行的村党支部书记换届选举入户摸底调查。那天早上8点半，她从单位出发，到村里挨门挨户地走下去，态度诚恳地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
　　等走访完46户人家，天色已晚了。王钰独自走在山路上，步子很快，唯恐一旦停下，就再也走不动了。她坚持到单位门口，看见楼上窗户里透出温暖的灯光，她自己就忍不住想坐地上哭，似乎一个委屈的孩子到了家里。
　　 王钰每天所接触的，都是极其琐碎的事情，或者就是鸡毛蒜皮的小小纠纷，比如村民翻建房、新建鱼池、残疾证、低保申请、邻里纠纷等等。她到机关报到后，被分到团委、纪检委和全程办事代理办公室，并参与到单位“机关干部包村制度” 推行活动中去。她“承包”了距汤河口镇镇政府大约4公里以外的石沟村，当上了“特殊女村长”，平时在单位全程办受理室上班，每周五上午下乡办公。
　　“朋友们都说我比以前黑了、瘦了，但我知道，我的胸怀更宽广了，我的脚步更有力了。”王钰很认真地说。
　　
　　两个现代“万喜良”修复万里长城
　　
　　与“女村长”王钰相比，邵飞和高红伟这两个大学毕业生志愿者的工作显得更为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里工作，为翻修万里长城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毕业前夕，他看到招募志愿者的通知后，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后来，邵飞和来自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的大学毕业生高红伟一同被分配到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专门负责修复西部山区黄花城长城的前期勘察工作。据悉，全长12.4公里的黄花城长城是明代长城，目前，北京市文物局投资1274万元修缮该长城，要把它建成一个生态旅游景区。
　　九渡河镇就在陡峭险峻的黄花城长城脚下。从黄花城长城脚下到九渡河镇有一块山地，当地农民在这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果木，恰好这块地也是在景区规划之内，因此，勘察林木和协调当地农民与开发商的关系成了修缮长城的前期工作。
　　他们20多人每天都要步行半个小时爬上山，去测量、清点、登记各农户的核桃树、枣树、苹果树等，然后做24年的果产评估，再按规定给予补偿。
　　“上山干活真是又累、又困、又饿。”高红伟说，当地农民怕年轻人干活不细致，老是不太相信他们测量的结果，经常让他们重复测量，他们也只得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直到农民心服口服为止。
　　最麻烦的是中午吃不上饭。高红伟详细介绍说，由于上山下山的路程较远，山路又不好走，大家为了赶进度，中午吃饭都不回家。有时候，中午饭是驻地的人送上山来，有时候，大家都饿着肚子干活，直到下午三四点回驻地再吃饭。
　　“冬天下雪更是难上加难，作为一个女孩子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高红伟向记者坦言，2002年11月份，天上下着大雪，他们一如既往地上山干活。在山上，大家穿着厚厚的棉袄仍然觉得很冷，高红伟戴着手套负责登记，中午饿着肚子没吃饭，下午下山时，她又累又饿，而手被冻得都伸不直了。
　　
　　老知青为儿子选择的第四条路
　　
　　毕业于北京一所艺术院校的方刚，摆在面前有这样三条路:在国内继续学业；出国留学；找个工作先干着，以后在职学习。他本人更倾向于出国留学这条路，结果，几个月后，他却参加了团中央的“西部计划”活动，来到离家数千公里外的云南省江川县开始为期一年的支边生活。
　　是父母最终帮他做了这个决定。方刚的父母曾在年轻时到农村插队，自我感觉受益终生，所以很想让方刚也到基层去锻炼。在他们的反复游说下，本来对此事并无兴趣的方刚动了心。
　　方刚出生在北京，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连上大学也住在家里。他唯一干的家务活就是洗碗和给自己洗袜子。最常干的事就是玩电子游戏、上网、以及听音乐和看DVD大片，从没独自生活过，也没有去过城市以外的地方。
　　刚到农村，方刚看到村民住在石块堆起来的简陋房子里，很脏。他和村民一起去扒毛豆，地里土壤很潮湿，无从下手，他乱扒一气，本以为很简单的体力活，却弄得全身是汗和泥。
　　第一次去公共浴室洗澡，出来时门却打不开了。被困了十多分钟也无人来帮忙，情急之下他爬上了墙边的水管，从浴室上面的一条缝隙处爬了出去，但不小心重重摔下来受了伤，后来，他才知道浴室的木头门热胀冷缩。
　　村子里娱乐项目几乎为零，青年们唯一的娱乐就是看录像。有些孩子平时没事也不去上学，喜欢抽着烟在大街上蹲着。方刚决定配合团县委建立青年活动中心。
　　大街镇青年中心图书室仅有的几本杂志还是几年前的。方刚通过父亲的帮助，募捐到了4000多册书。为了利于查阅，方刚还请教了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书做了编码并分了三级类目。就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图书室就建成了。
　　刚开始工作时，过惯学校散漫生活的方刚经常迟到，为此镇里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
　　回北京后的方刚，顺利找到了工作，并很快能独当一面。他说，是云南支边改变了自己，那时，很多工作从没接触过，但都一咬牙冲了上去。为此，他感谢父母这对老知青给自己做出的选择。
　　
　　避免浪费青春的别样方式
　　
　　“从我住的地方往北看就是天山雪山，往南看是一望无垠的田野，不远处是天山流下来的孔雀河。”颜海在电话里幸福地告诉记者，“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
　　颜海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北京人，按照他的条件，回北京或是留在上海工作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大四第一学期同学们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却决定去新疆塔里木油田工作。
　　大学生活，在颜海看来形同荒废。周围许多同学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打游戏、交女朋友和睡觉，这让他感到很不适应。
　　他学的是文科，格外清闲，虽然自己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做了多种兼职，去了南方很多地方开阔眼界，还在学校的棒球队里当主力，但仍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在充满诱惑的城市里，每天和朋友吃饭喝酒，和女朋友看电影，我很怕青春就这么过去了。”
　　当去新疆油田工作的机会来临时，颜海感到是一个人生的转机，“我如果现在不来这里，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来这种地方。”
　　做决定时他并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定下来才告诉父母。父母有些迟疑，但最终被颜海说服了。倒是有些亲戚比较反对，觉得他是一时冲动，要去支援祖国边疆建设。颜海并不介意别人的想法，独自登上了飞往新疆第二大城市库尔勒的飞机。
　　库尔勒在10年前还是个最高建筑只有三层楼的小城市。随着塔里木油田的开发，整个城市被带动起来了。孔雀河把城市分为两岸，颜海则在这边的塔里木油田指挥区，对岸是老城区。
　　指挥区采取军事化管理，衣食住行由公司全部负责，但他们也要按照作息时间表来生活。这对过惯学校懒散生活的颜海来说还真有些不适应，每天早上8:50(相当于北京早上时间6:50)，他还必须起床做早操。
　　在这样一个方圆十里没有人烟的封闭地方，一下子少了很多城市里的消遣，但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每天工作结束后，他就泡在宿舍区的阅览室里，计划用三年时间，把这里的几百本书全部读完。
　　3年后，他要回去，在他心里，自己还是北京人。为了避免与城市脱节，他打算在3年里经常回京看看，并利用网络和通讯手段保持和外界的联系。
　　
　　关于新“知青下乡”现象的访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历史使命。新时期的知识青年自然责无旁贷。许多新“知青”在新号角的吹动下，已经奋战在新农村，更多的新“知青”正往这条路上赶，那么，新“知青下乡”究竟意义何在？新“知青”本身的想法怎样？有关领导的希望如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张晓娜（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毕业生）：我来自北京平谷区，是城区人。对我来说，到农村去当“村官”是个机会。我今年才21岁，太年轻了，缺的东西很多，到农村去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虽然没在农村待过，但我觉得应该能适应那里的环境，能来这里报名就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有信心！
　　杨涛（华南农业大学毕业生）：对农村，我很熟悉，因为我家就在农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当“大学生村官”只有3年时间，我去的主要目的是想锻炼一下，多增加一些社会经验，毕竟一直在学校。虽然这次招聘开出的薪金条件并不太高，但我还是愿意去。因为，3年后，我可以在考公务员方面占得一些先机。
　　温铁军（著名“三农学者”）：希望这些孩子通过深入农村，能够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希望他们能保持这种良知，直至一生。
　　张引（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鼓励大学生下乡创业这个政策导向好，一方面解决农村人才缺少的问题，一方面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紧张局面，可以说是“双赢”的人才吸引手段。至于这些大学生会不会以之为跳板流向城里，则不必多虑。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助理不能要求他们像当年知青上山下乡一样，国家一直鼓励人才流动，所以他们也可以选择机会流动。
　　徐光春（河南省委书记）：组织大学毕业生到村里任职，不仅有利于农村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大学生锻炼成才，也有利于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突出问题，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举措……
　　 周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大学生们应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在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现代管理、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大显身手，建功立业；自觉把个人的追求同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祖国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积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西部就业创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积极贡献；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了解国情，认识国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研究解决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用理论知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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