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林钻石”发现前后》等 常林钻石被谁弄丢了

　　“常林钻石”发现前后 　　 　　1977年12月21日下午，山东省临沭县岌山公社常林大队22岁的女青年魏振芳，同社员们一起挥动着铁锨在田间深翻土地时，并没想到她将会从土里挖出一件无价之宝、一桩新闻、一段让世人一惊的故事。
　　傍晚时分，魏振芳挖完自己所分的地块，刚要收工，看见邻近地头上还有一片茅草没有挖完，她便走过去，只挖到两锨的时候，一块晶莹透亮有鸡蛋黄般大小的东西从茅草里被翻了出来，魏振芳拾起来，擦净上面的泥土，发现原来是一块特大天然金刚石！
　　魏振芳挖出钻石的消息不胫而走，得到消息的八○三矿领导童书记立即乘车赶到临沂，找到当时的地委书记朱奇民反映此事。朱书记听后非常重视，当即委派地委的朱胜利陪同童书记处理此事，又约了六七个人去了常林大队，找到了魏振芳的家。
　　一阵寒暄之后，魏振芳把钻石拿了出来。八○三矿来的刘技术员用随身带的鉴定器给鉴定了一下，确认是一颗罕见的天然特大钻石，又用秤称了称，重量是158.7860克拉。
　　为了表彰魏振芳，上级提出要给她些物质奖励，在征求她本人意见时，她想了半天，只提出一条：“俺大队里太穷了，至今还没台拖拉机，给俺大队买台拖拉机吧。”
　　后来，关于她的新闻传遍了中国惊动了世界，全球炒得沸沸扬扬。
　　1978年1月7日上午，中共临沂地委、临沭县委、岌山公社党委在公社驻地曹庄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庆功大会。会上，领导给魏振芳披红戴花，奖给她3000元现金，并给她办理了农转非户口，安排她到八○三矿当工人（当时每月拿21元钱的工资），同时奖给常林大队24马力的拖拉机一台。
　　
　　徐海东坦诚上书
　　
　　1966年5月，一封观点鲜明、毫不含糊的信递交到了党中央。写信者言辞恳切，在信中尖锐地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党的接班人应该切实按照党的五条标准来选择；二是趁主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应及早清除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三是广大老干部是在党和毛主席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国家栋梁，不宜更换太多，交班应有一个过程。这封信是徐海东写的。
　　躺在病榻上的徐海东，面对人为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失控，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严酷现实，感到茫然和困惑。素来单纯正直、坦荡无私、直言不讳的他，皱紧了眉头：“为什么许多革命多年的老战友转眼之间成为‘叛徒’、‘走资派’？为什么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林彪走红了，怎么他的成分也变成‘贫苦农民’？”徐海东辗转反侧，夜不能眠，他在深沉地思索着。“不！我不能看着黑白颠倒！不能让无数先烈用鲜血筑成的共和国一片混乱！我要以一个老兵的身份站出来说话！”坦诚正直的徐海东，在这风云变幻莫测的险恶关头，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中央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人，1925年他参加了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总工会干事、工人纠察队长，1927年在茶陵工农兵政府当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
　　毛泽东得知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了第一位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后，十分高兴，立即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委员宛希先送给谭震林5支枪，帮助建立茶陵地方武装。谭震林很快组织了一支纠察队，并发动乡村成立赤卫队、暴动队，把茶陵的革命搞得红红火火。
　　当年12月初，谭震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位大眼睛、厚嘴唇，个子矮矮的青年，笑了笑说：“哟，你就是谭震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好年轻罗！”他握着谭震林的手说：“和我们一起上井冈山去，做个‘震山虎’吧！”由于茶陵县特殊的地理位置，毛泽东要求谭震林一面到宁冈、茶陵交界的九陇山开展活动，一面开展茶陵地方工作。由于敌人加强了对茶陵地区的搜剿，县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派下去的同志，被抓的抓，杀的杀，有的下落不明，工作开展不起来。谭震林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他说：“从这件事体会到，没有武装就没有我们活动的余地。在茶陵，我们打碎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已经建立的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
　　毛泽东说：“你也赞成要有武装啊？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
　　 毛泽东后来把谭震林等人朴素的革命思想加以提高、升华，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论著。
　　“文革”期间，毛泽东还经常对人说：“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是谭震林。”
　　
　　许光达撕发票
　　
　　 许光达是我党一位功勋卓著的优秀军事家，但他功高不自居，位尊不计酬，从来不因为职务的升迁、地位的变化而追求特殊享受。
　　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和战士们同甘共苦。行军时，他把马让出来给伤病员骑，自己则同战友一道去抬担架，和战士们一样吃糠咽菜。
　　解放后，有关部门见许光达的住房不宽，提出要给他建一栋房子，被他一口回绝了。夫人为了让他休息得好些，便给他买了一张弹簧床，机关管理部门知道后，坚持要给他报销买床的费用，许光达不同意，气愤地把发票拿来撕个粉碎，并说：“这是自己用的东西，又能买得起，让公家报销是不合理的。”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为呼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统一，廖承志1982年7月24日往台北发电报，致信蒋经国先生。
　　信中说：“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仪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建祖国统一大业。唯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以为不可。”“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信中最后表示：“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此信虽为私人通信，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当时祖国大陆10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的愿望。
　　
　　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国际上
　　
　　1955年夏，毛泽东才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在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湘潭乡土气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记下了华国锋这个名字。 是年秋，毛泽东回到湖南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在长沙约见了已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的华国锋，并提出要回韶山家乡看看。华国锋立即作出安排并陪同毛泽东到韶山。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形势时，没有唱高调，而是实事求是地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那时，华国锋主管的工作已经和农业问题没有关系了，但他还是讲了自己的观点。同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中央迅速调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70年2月，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同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同时继续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斯诺，讲话中谈到了华国锋。毛泽东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班子里的人。”斯诺回去以后，写了一篇记述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情况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其中也提到了华国锋。从此，华国锋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国际上。
　　
　　毛泽东为什么没参加周恩来追悼会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天中午吃过饭后，毛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毛主席的贴身护士孟锦云收下来，看主席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毛主席。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毛主席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然后觉得再也没法隐瞒了，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毛主席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眼睛里滚出了泪珠，毛主席始终不说一句话。
　　总理的追悼会定在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让毛主席去参加追悼会。
　　14日晚上，早已病重的毛主席，病情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站立了。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当时，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的处境。他早已力不从心，参加追悼会，对他来说，是无能为力了。
　　
　　“少年班”的诞生
　　
　　1974年5月30日，对华裔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就在这天，毛泽东接见了他。两人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话题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然后又转到教育问题。这时李政道有感而发：“教育、创造性与社会昌盛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应该加强教育，注重对各类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从小对具有创造能力的科技人才的培养。”毛泽东听了这些话，频频颔首，说：“对！在中国应该有培养先进少年人才的环境。”
　　四年后，在中国科技大学，为早慧少年直接入大学深造提供最优条件的“少年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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