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官员”在“娱乐”什么|娱乐大痞子

　　“痞子官员”的“娱乐”图景 　　 　　2009年5月以来,有一个词语炙手可热,红得发紫:娱乐致死。 　　这个词语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里有两个主人公,一个叫邓贵大,一个叫邓玉娇。
　　邓贵大,男,生于1965年,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公室主任。邓玉娇,女,1987出生,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服务员。
　　2009年5月10日晚,邓贵大与两个朋友在酒足饭饱后,前往该雄风宾馆梦幻城“休闲娱乐”。邓贵大向邓玉娇提出“特殊服务”要求,遭到拒绝,邓贵大于是拿出一沓钱在邓玉娇面前显摆,抽打邓玉娇头部、肩部,两次将邓玉娇推倒在沙发上。不堪受辱的邓玉娇用一把水果刀刺向邓贵大,邓贵大重伤身亡。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然而这位邓主任这次没有摘到牡丹花,却倒在了一把水果刀下,真正实现了“娱乐致死”。
　　其实,邓贵大的“娱乐致死”纯属“意外”,更多的时候,更多的“痞子官员”像邓贵大一样,对“休闲保健”情有独钟,不过,他们爱好的恐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和保健,而是垂涎于此类场所里的美色。可以想象,邓贵大如果不是习惯了“特殊服务”,将“特殊服务”当成了“娱乐”生活的“正常项目”,也不会理直气壮地要求邓玉娇“特殊服务”,而如果不是“不幸”碰上了烈性的邓玉娇,他们还将继续这样习以为常地“娱乐”下去。正如邓贵大的同事和亲属所说,“这里的特殊服务很有名气”,“官员出入娱乐场所,不算新闻”,当地“娱乐业非常活跃”,“如果没有公款消费,怎么能养活这些娱乐场所?”寥寥几句话,清晰勾勒出,一些官员涉足娱乐场所甚至色情服务几乎成为常态。
　　邓贵大是官员“娱乐致死”的一个个案,一个标本,但是,在“痞子官员”的“娱乐”江湖里,他“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酒桌上,牌桌前,包厢里,KTV中,旅馆,酒店,足浴中心,水疗中心,按摩院,夜总会……处处可见“痞子官员”的身影。
　　2009年5月22日,网站上一个《一组来自湖南省祁东县的接待领导干部的涉黄消费清单》的帖子吸引了无数眼球和口水。帖中展示了6张消费结算单图片。客户大多为祁东县红旗水库管理所,服务项目有中式、御式、盐浴以及梅式+50、盐浴+100、御式+50、水推+50等名头古怪的东西,服务小姐是该县旺升宾馆休闲保健中心的一些如“周艳玲、徐丽、李小红、尹菊心”等女孩,消费金额由数百元至1000余元不等,挂单人则为李光辉(红旗水库管理所原书记)、彭旭勇(水库所长杨满的司机)、肖兵(水库办公室主任)等。而被接待人多为“财政局领导、市局领导、市局蒋主任等”。
　　一般人还真弄不明白这个中式、梅式、御式之间的技术性区别。休闲中心的一名女服务员解释:“御式就是泡澡呀,指客人把衣服脱光了洗澡呗。”泡澡者与解说者自感轻松,听者却顿觉羞臊,当着这些年轻姑娘的面脱个精光泡澡,这“澡”未免泡得太直白了吧?这些局领导、“蒋主任”们,工作了一天后,不回家好好洗澡,却常常跑到休闲中心来“御式”,不能不令人产生联想。
　　这些已经暴露在公众眼中的事件无疑只是“痞子官员”“娱乐”生活的冰山一角。然,窥斑见豹,从那些已经曝光的娱乐事件中,我们不难窥见某些非典型官员的典型娱乐生活。
　　“痞子官员”的“娱乐生活”,一般从饭局酒桌开始。
　　他们吃饭,显然不是为了果腹疗饥,重头戏在于饭后的“娱乐”节目。
　　“饭后不洗澡,等于没吃好”,吃饱喝足,很多“痞子官员”像邓贵大一样,喜好去洗浴场所“轻松轻松”。桑拿,洗脚,按摩,中式,御式,梅式,“特殊服务”,只要走进去,保管通体舒泰,叫人乐不思蜀。
　　夜色降临,华灯初上,“痞子官员”的“娱乐”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当然,他们“娱乐”的绝不只有“洗澡”,也绝不止于“洗澡”。
　　5月18日的新华网上,有一则这样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位30多岁具有博士学位的刘副县长,带着乡镇长招商考察团一行10人,到广东东莞、深圳、中山、珠海等地考察。考察将结束的那一晚,由在穗的企业家老乡在一家夜总会为他们一行洗尘。席间,刘副县长酒后吐真言,说,“这次来,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花花世界,什么叫纸醉金迷”,“很羡慕这些当老板的,有了钱想怎么样就可怎么样,谁也不会管,比神仙都好过”。随行官员们也“大谈阔谈这一个礼拜的感受”:“有钱真好,唱歌泡妞,包二奶想怎么玩就可怎么玩”、“这次县里组织的考察,真让我们这些乡里工作的同志打开了视野,大开眼界!”招商考察居然考察出这样的“心得体会”,这些“痞子官员”们的行径真叫人叹为观止。
　　沉沦在高档酒楼、豪华茶馆、歌舞厅、按摩院、夜总会里图享乐、寻刺激,如今官场上究竟潜伏着多少沉迷于“娱乐”生活的“痞子官员”,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痞子官员”的“娱乐”生活,已经挑战了民众的容忍底线,到了非整顿清理不可的地步。
　　
　　“娱乐”中开出腐败的“恶之花”
　　
　　“痞子官员”之所以能频频出入娱乐场所寻欢作乐,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冤大头为他们所有的娱乐活动买单。这个冤大头的名字,叫作公权力。
　　娱乐本身无罪,毫无疑问,和其他人一样,官员的确也有“吃喝玩乐”的需要和权利;和其他公民一样,官员也有到营业性娱乐场所玩乐的权利――当然,法律禁止的除外。但官员之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是公权力的人格化载体。因此,他们的娱乐就必须坚守以下基本前提:切断与公权力的联系,维护公权力的形象。
　　然而,“痞子官员”们的“娱乐”,恰恰是以丧失上述基本前提为前提的。他们自己去“聚一聚”也好,招待兄弟单位上级单位业务来往单位的客人也好,出国名为“考察”实则玩乐也好,K歌也好,按摩也好,中式也好,御式也好……都无须自掏腰包,或由公款报销,或由老板买单,归根到底,都是由他们官员身份,更明确地说,是由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明或暗地买单。这就是“痞子官员”的“娱乐”之罪。
　　“痞子官员”们的“娱乐”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请他人去“娱乐”。这个“他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可以给单位带来资金和利益,可以弥补或者掩盖工作中的过失,实现“双赢”和互惠的人;是可以增加上级对个人的好感,给自己带来名和利的人。这种“娱乐”大都是打着“因公娱乐”的旗号进行的:感情投资啊、筑巢引凤牵线搭桥啊、协调上下级关系啊等等。比如接待上级来的检查、视察、考察团……这些“钦差”大员的到访,基层官员当然不敢有丝毫怠慢,让他们吃得舒心、玩得开心,一方面,可以给小地方、小部门争取更多不正当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乘机拍马溜须谀媚奉承,给上级官员留下“能办事”的好印象,对自己今后的仕途升迁大有好处;同时,借着陪客之名,自己也去“放松放松”,“享受享受”,“快活快活”,反正是公款报销,不必自己掏钱,慷国家之慨,饱一己私欲,一举多得,不亦乐乎。
　　对这样的娱乐活动,“痞子官员”们有一种讨了便宜还卖乖的说法:他们的“娱乐”是“工作需要”。我们不禁要问,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必须在这些声色场所方能得以推进?这到底又是谁的“需要”?无非是“工作”不够,需要“娱乐”来凑。“酒杯一端,政策放宽”,“裙子一提,可以可以”,许多交易就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美人相伴之间完成。宴请也好,吃喝也罢,按摩也罢,洗澡也罢,其实质都是“联络感情”,寻找“高枝”,构筑利益同盟,为寻租权力建立关系网。这些“娱乐”方式,最后追求的是法不责众的集体狂欢式的腐败享受。
　　“痞子官员”也常常被别人请去“娱乐”。这些请人者绝不会做赔本买卖,他们请客的原因和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被请者手中的权力能为他们带来或大或小的利益。“娱乐”在此时实则已成为一种隐秘的贿络手段。送钱太过明目张胆,那就投你所好,请你去玩。你爱打球,送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一年光会费就能省下十来万;你爱旅游,陪你出国去“考察”,亚洲玩腻了,咱去欧洲,异域风情你尽情享受,想去赌城试试身手,给你买筹码;你哪都不想去,那咱去泡个澡按按摩,只要你有兴致,甚至可以享受享受“特殊服务”。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把你伺候舒坦了,你就“好说话”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就此发生,“娱乐”的土壤中,开出了腐败的“恶之花”。在醇酒美人的诱惑下,有多少项目是在推杯换盏中谈成?有多少合同是在“小姐”的见证下签订?有多少招、投标是在美女的怀抱里中标?有多少龌龊的权钱交易是在娱乐场所的包间里完成?有多少国有资产在歌舞声中流失?恐怕谁也说不清。
　　大家一定不会忘记,为了拉官员下水,走私巨犯赖昌星甚至专门盖了一个集“吃喝玩赌嫖”于一体的“红楼”,官员进了“红楼”,很少不被“染黑”。引发福建官场大地震的福州首富陈凯,设立了第二个“红楼”。他先后开设了海山、邦辉、武夷、福州大酒家等桑拿场所,利用这些场所组织卖淫,而他与福建某些“达官”的“交流”就是在这些高档娱乐场所里进行的。黑龙江省特大涉黑团伙案的主犯张执新、张执文兄弟,也设了一个“红楼”。他们开设华新宾馆和华新浴宫,给一些官员发了消费“金卡”,持卡人可以在宾馆和浴宫免费享受吃、喝、玩、乐服务。
　　孔子云,“食色性也”。“领导也是人”,一句话语道破天机,是人就有弱点,是人就有被攻破防线的切入点。于是,少数意志薄弱的官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精心安排”下,在酒足饭饱后,再到歌舞厅找小姐陪舞、唱歌,或到宾馆洗桑拿、异性按摩,有的甚至长期包养“二奶”、“三奶”、“N奶”,在纸醉金迷中放浪形骸,道德沦丧,最终沦落为替他人敛财的工具。表面上,是那些求人者在为官员的“娱乐”买单,其实真正的冤大头,是官员手中的公权力,真正受损的,是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官员的形象,是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整治官员“娱乐腐败”的“笨办法”
　　
　　官员“娱乐腐败”问题,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痼疾。中国古代,高官小吏之中,声色狎妓很多时候都是“名士风流”自我标榜和炫耀之举;今天的美国,堂堂纽约州州长斯皮策也长期狎妓,曝光之后被迫下台;众多落马的贪官,都坦白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迷失了本性……人性的弱点,如果不能完全弥补,那就应该受到严密严格的控制,而不是任由诱惑摆布。
　　“娱乐”沦为腐败温床,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于监督制度的缺失,纪律执行不严,处罚力度不够;在于一些官员作风的堕落,和对自己生活圈、交际圈的放任;在于一些官员人品、官德的欠缺。下大力气打一场整顿官员娱乐生活的战役,将他们从“娱乐”生活中“解救”出来,已迫在眉睫。然而,治理“痞子官员”的“娱乐”生活,没有捷径,没有妙方,只有必须切切实实下“真功夫”去实施的“笨办法”。
　　第一个笨办法,是监督。要下真功夫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对官员交际圈和生活圈的监督力度。因腐败落马的原北京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总结自己堕落的五个原因,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过好社交关,走入了交友的误区”;“没有过好生活关,滑入了堕落的生活方式”。周良洛说:“我是广交友,不是慎交友。”“这样的朋友多了以后,整天吃吃喝喝,自己的思想有时候就把握不住。”周良洛收受的1670余万元的赃款中几乎都来自所谓的朋友。这些朋友为讨好周良洛,从饭店到歌舞厅,到桑拿按摩院,再到专门的场所,为他准备了专供他享用的美酒和美女。
　　周良洛的堕落轨迹,和其他贪官大同小异。由此可见,加强对官员“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是何等重要。在新形势下,官员的“生活圈”、“社交圈”的空间日益呈现出增大的态势,必须进一步拓宽对官员监督的工作领域和范围,既要了解他们在“工作圈”中的政治表现、道德修养,又要了解他们在“生活圈”、“社交圈”中的情况,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让官员的一切活动“在阳光下进行”。
　　事实上,由于制度乏力和监督不到位,很多官员在生活细节上根本就“不设防”,成天抽“天价香烟”,动辄在豪华酒楼里觥筹交错,穿戴名牌,坐高档车,吃天价饭,住总统房,“包二奶”、养情妇,游山玩水,赌钱打牌,频频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等等。在这些行为中,又有多少是经得起推敲,是与自己的身份和收入相对称的呢?如果有关方面能将监督关口前移,加强事前防范,很多问题就完全可以消除在萌芽状态。
　　同时要调动公众的监督热情、赋予公众更多监督便利。规定和公布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生活圈和社交圈的行为准则,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这是官员该不该去的地方,拓宽检举领导干部不正之风的渠道,重视来自电话、信件、网络等提供的监督信息,并及时给予反馈和答复,对提供重要情况的举报人和媒体实行保护和奖励。唯有将官员活动置于群众雪亮的视线之下,方能真正杜绝官员“娱乐”的猖狂上演。
　　第二个笨办法,是管住公款。要下真功夫改革公款消费,从制度上管好单位的钱袋子。倘若没有决心和魄力去做这项改革,就很难肃清借“接待”和“工作”之名而衍生出来的各种腐败与堕落。公务消费必须得到有效控制与监督,做到公开透明。在现有机制下,公款吃喝等奢侈浪费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没有上升到贪污、定罪的高度。即便“依法”问责,力道也不够强,结果既助长了公款消费的底气,也灭了各方监督的锐气。对于官员公款“娱乐”,也要刮一刮反腐风暴、问责风暴、惩治风暴。
　　第三个笨办法,是思想教育。更要下真功夫从根本上加强官员政治道德基础,加强作风建设,倡导良好的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共产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胡锦涛强调,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这都是从思想和作风上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唯有让官员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和高尚的精神追求,重拾起从政尊严感、爱民敬畏感,切实加强对官员的思想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把他们从“娱乐生活”中解救出来。只有从源头上管住“玩乐风”,才能形成清新的政风,也才能让官员不再沉湎于“娱乐”,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耐得住艰苦和寂寞,顶得住歪风邪气,抵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只有这样,我们的官员才能更高尚更纯粹更有道德更有益于人民,才能够杜绝“痞子官员”的产生,杜绝“痞子官员”恶性“娱乐事件”的发生。

相关热词搜索：痞子 官员 娱乐 “痞子官员”在“娱乐”什么 娱乐大痞子txt 娱乐大痞子无弹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