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一辈子“太阳底下晒的人”] 申纪兰雷语

　　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60华诞，在国庆观礼台上二，“国家级”劳模申纪兰不时被摄影机“特写”，是那样引人注目，她是“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连任11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面对各种荣誉和机会，她固守着朴素的心愿，“我是一个农民，我的根在西沟村”。这种坚守，也让她的信仰有了一辈子的方向。
　　
　　劳动者的荣耀
　　
　　申纪兰崭露头角，是在李顺达的互助组发展成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业合作社的时候，1951年12月，她说服了公婆，动员全家带头人社。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她当选为副社长，社长是李顺达。那时的西沟村，妇女的自我觉醒意识并没有普遍萌芽，传统习俗还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申纪兰的任务，就是动员村里妇女和她一样，下田劳动。
　　1952年4月，申纪兰展开了她的全村总动员，连裹了小脚的女人都被她动员起来。当时合作社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5分。申纪兰带领妇女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证明女人干活绝对不输给男人。她由此几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该记一样的工分”。
　　论争后，西沟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记工办法。当年秋天，长治地区召开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申纪兰成为妇女代表。《人民日报》记者蓝?敏感地报道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写成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发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申纪兰的名字，也就从偏僻的小山沟，传到了全国各地。一个多月后，1953年3月，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西沟骑骡子到平顺。然后换卡车到太原，再换火车去北京。”虽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蓝色掩襟布衫”、“宽腰大裆裤”和“绑腿”还是格外扎眼。
　　这次会议结束，申纪兰又当选为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从北京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国际亮相。如同一项政治任务，每人的衣着饰物都由国家配备，还要进行专门的外交礼仪训练，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种细节。最让申纪兰发愁的是化妆，好在代表团里的人很快意识到这个朴实姑娘的难处，尤其是电影演员田华，热情地主动揽下了帮她化妆的任务。
　　西沟展览馆里，保留了几张当年申纪兰出席世妇会的照片，那个一袭旗袍的短发姑娘，细眉弯弯，嘴唇红润，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不输给任何一个大明星。只是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回到西沟村第二天，申纪兰就把旗袍这些行头塞进了柜子里，此后再也没有穿过，也找不着了。
　　如今80岁的申纪兰，往事记忆很少停留在关于衣食住行的琐碎细节上，要通过当年的照片，再三追问，才会一星半点流露两句当年情景。她的回忆里始终清晰和激动的部分，只有一种场景――受到领导人接见――那个年代至高的荣誉和骄傲。
　　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申纪兰在后来的50多年里，不仅先后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受到了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些合影，在申纪兰的家里满满当当地挂了两面墙。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为申纪兰最温暖的财富。
　　
　　人民代表的记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10人的名单里，山西代表团26人，只有4个女代表：劳模申纪兰、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和基层干部李辉。申纪兰还记得，穿着裙子、烫了头发的郭兰英“最漂亮”。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想参加一次会议，见见毛主席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当她知道代表的任务是要选国家主席，心思更笃定，“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在选票上毛泽东的名字下面画上一个圈，成了申纪兰和许多人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时期，她和7个女社长到北京开群英会，周总理请她到家里座谈了3小时。“他问我，你炼铁了没有?我说炼了，我是连长，我说还炼出来了，扇那个土风箱。”“总理说。哎呀不怎么样吧?我说周总理怎么知道这个?他说，机器炼还出废铁呢，你山上那个能炼好?我也只能说是炼出来了。总理什么都知道。”
　　还有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总理带病做最后一次报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样，掉着眼泪听总理报告。“瞧见他瘦成那个样子在那儿做报告，他坐下了，大家还鼓掌，一直鼓掌，这就是大家心里头的领导人呀。总理多好呀，我们流着眼泪，见了总理那一次，再也见不上了。”
　　1978年之后，新的精神和决策，老人理解起来并不太容易，但申纪兰始终坚信党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觉悟低”。如果再追问，老人会慷慨激昂地把手扬起来说，“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四万万人民翻身做主人，党不会错”。正因为如此，连续11届的全国人大会上，申纪兰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从1978年的第五届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固定下来，5年一届，人大代表要承担的职责，也不再是画个圆圈那么简单，他们要拿出自己的议案或者建议。对1978年已经50岁的申纪兰来说，此后的30年，并不容易。这个从没念过书，不识字的劳模，由此开始认字写字，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写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年那个会为报告发言急得团团转的小媳妇，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不用稿纸都能连续讲上几小时党课的模范党员。这些都让她身边的人感慨，“虽说没念过书，理论水平高着呢”。
　　老人也感慨，现在的全国人大会议“变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举一些具体细节，她想了想说，“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先进多了”。还有，“现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农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过什么荣誉，只要回到西沟村，换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锄头一扛，申纪兰就回归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边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岗觉得，这是申纪兰“最了不起的品质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纪兰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到了妇联，她发现，除了在公文上画圈签字，偶尔参加会议，自己这个主任基本上无事可做，她闲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帮别人灌开水，或者留在食堂帮师傅们洗碗。
　　申纪兰觉得劳动才是自己的长处，于是跟人说：“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人。”以后申纪兰只到妇联来“坐会”。坐下开完会，就回，到西沟村继续劳动。从1973到1983年，申纪兰就这样当了10年妇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四不”――不定级别、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坐专车。她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劳动”。
　　扎根在西沟村里的申纪兰，这些年 里遇到过许多找上门来的人，包括全国各地喊冤的上访者。申纪兰坚持自己的原则，告诉上访者们，“相信党，走上访程序”。她会收下那些材料，在开各级人代会的时候，把收到的材料，转交相应的部门。但她又恪守程序，并不会给相关部门施加任何压力。这些材料，有解决了的，也有没解决的，称赞和指责，申纪兰都遇到过。
　　申纪兰自己也分析过这些年转出去的材料，“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传递出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让她更坚信，“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请、不请吃、不乱说”。
　　她的严于律己，其实也成为内心深处对家庭、对子女们的愧疚，她说：“瞧人家当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长子)媳妇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长治，但半年多了，我没见过小娥(次女)”；“李珍(长女)在邯郸，我去过好几次，虽然见了人，但是在宾馆，也没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贴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会偶尔说起这些，说的时候噙着泪水。其实这3个子女都是领养的，她没有生育过。她疼爱3个孩子，但从来不会主动用自己的身份替他们铺平道路，相反，她还希望尽一切可能撇清这种影响。
　　
　　闲不住的劳模
　　
　　1983年申纪兰从妇联主任卸任的时候，已经54岁了，但申纪兰觉得，为村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1984年冬天，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从河南到江苏，再到上海郊区。河南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话让她大开眼界：“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石头多也是资源。”这一路下来。申纪兰听得最多的就是“无工不富”。
　　申纪兰和西沟村新的创业史也就此开始。他们尝试过很多项目，1989年兴办了铁合金厂，生产硅铁。现任西沟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厂里当过3年会计，他记得，“刚开始运转很好，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纪兰要亲自出去跑销路，她的面子和影响，有时候还是管用的。长治钢铁厂先是买产品，后来干脆承包了这个村办企业一两年。
　　西沟村的地理条件太严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两分，最多的也不过五六分。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其实不管是电石厂、饮料厂，还是太原的“今绣西沟”酒楼，都是如此。目前这些产业的利润，只够维持自身运转，并不能充实村里和乡里的账户，直接让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
　　申纪兰一直住在西沟，子女们拗不过她，只好每周末从长治回来看她一次。
　　申纪兰现住在乡政府的宿舍里，每天5点起床，打扫完卫生。在没有外来访客和电话召唤的情况下，老人或者下地干活，或者在村里走家串户拉家常，或者到村办工厂里了解情况，这样日复一日坚持做个“在太阳底下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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