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有四难】 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又一次伤筋动骨的大动作，是“深水区”的作业，面临着四道难题。 　　 　　权力整合难 　　 　　现行的政府机构都是以往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每一个部委办局手里都拿捏着显赫的权力，掌管着丰厚的公共管理资源。
　　而实行大部制，就是要从现有行政机构身上“割肉”，把职能交叉、重叠的行政资源合并重组，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
　　这些交叉、重叠的职能部门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整合这些行政资源，就像剥蚕丝一样，每一根丝都触动一大片官场神经，稍有不慎，不是形成权力真空，就是形成新的权力交叉、重叠，还会引起官场“地震”。
　　如现在石油和煤炭的管理比较松散，而电力管理则十分严密，有国家电监委、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三大部门在管，上面还有国家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筹，谁都在管。实行大部制，石油、煤炭和电力都归一个大部――能源部来管，要从几个婆婆手里收权。
　　大部制下，相关几个部的权力重新洗牌，整合到一块，考验改革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水平，既要大刀阔斧，又要心细如发，做到平稳过渡，无缝衔接，确实不容易。
　　
　　人员分流难
　　
　　大部制下，机构减少了，官位势必也减少，必定要有一部分人为此而“牺牲”官位。如交通部、铁道部和民航总局一旦合并，至少正部长就要减少2个，还有好多副部长要降职。并且机构精简和重组势必带来人员的分流，而分流人员是历次机构改革最为头疼的事。
　　以1998年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为鉴，基本办法有四种，即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和优化结构。
　　带职分流，就是定编定员后，超编干部离开机关，保留职级。那么保留职级后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另外设置一些事业编制的机构或者官办的中介、行业协会等消化这部分人员，搞体外循环？而且必须是“大庙”，才能供养这些高级别的“大菩萨”。这样做，既增加了改革成本，又增添了新的“准”管理机构。
　　定向培训，就是对离岗公务员进行会计、审计、法律、经济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知识的正规培训，为走向新的岗位作准备。这个渠道仅仅是权宜之计，参加培训的人如果是年轻的骨干，本应留在新组建的大部里，如果是“恶补”性质的培训，这些人“营养不良”，“底气不足”，培训后又能去哪里呢？
　　而加强企业，就是选调定向培训后的人员首先充实工商企业、金融企业，以及财税、政法、市场管理等执法机构，文化、教育、卫生等单位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中介组织。这又使上述这些机构人员膨胀，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等于是把一群鸭子从这条小巷撵到那条小巷。
　　至于优化结构，就是通过人员分流，调整政府和企业、机关和基层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达到优化组合，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和基层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这一点是机构改革成败的关键，其实还是涉及到人员分流问题，“优化”下来的人怎么办？
　　
　　机制磨合难
　　
　　从机构改革的历史来看，大部制的组织架构设想并非是机制上的创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有国家经委这样的大部委设立；文革中将政府的数十个部归并为几个大组，或者以“口”划权，比如农林口、工交口等；2003年国家设立商务部，可以视作大部制的“热身”。
　　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可以打破现有部门利益格局，消解部门之间挈肘因素，压制部门利益追求冲动，从更宏观和科学的角度进行政策决策、执行和监督。
　　可是，专家们担心，大部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部门拼凑，而应有着更深刻的理念跟进。过去的大部委运行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与旧有的行政思维过多妥协。新的大部委理应具有新的执政内涵，避免以新“大”代替过去的旧“大”。
　　大部制不是几个“小部”的简单叠加，如果这样的话，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但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改革就没有意义。
　　在大部制下，机构内部的磨合，外部的磨合，上下之间的磨合，与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如何对接，怎样才能不重复、不重叠等等，都在考量大部制的生存系数。
　　
　　运行监督难
　　
　　实行大部制管理后，由原来的几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势必更加集中，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改革的一大关键因素。
　　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但有人担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
　　像规划、国土、城建这样的部门，原来相互独立，彼此还存在一种权力的制衡；甚至有时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步调不一致，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对违规违法行为的不认同和抵制。比如有的地方违规征地，国土部门开了绿灯，规划部门就不一定放行。如果“三合一”之后，外部制衡变成了内部协调，那就更难约束了。
　　因此，而如何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最为关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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