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律师郭建梅：我不是斗士]郭建梅律师

　　14年前，年过而立的她放弃了令人艳羡的公职与舒适的日子，开始一种“另类”、“边缘”的生活，歧视、压力、挫折、冷眼、恶语纷纷向她袭来，令她一度患上抑郁症。 　　14年来，她带领团队累计为七八万名妇女提供了免费法律咨询，组织的各种活动已经使10多万人受益…… 她是中国公益律师第一人，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妻子。
　　
　　三十转身
　　
　　14年后,她回忆起当年参加NGO论坛带给自己的震撼:“我至今忘不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令人振奋的情景:激情智慧的演讲,坚定热切的眼神,理性的研讨以及各色式样的着装。我第一次知道可以有这样一种人生。”
　　历史常常在一些看似寻常的地方不可思议地出现拐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如此。1995年一个寒冷的冬日,30岁出头的郭建梅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她辞掉公职,和同道们在北京中关村一家旅馆简陋的房间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不仅是当时,即便今天,郭建梅被追问最多的还是那个看来不可思议的转折:是什么让她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和艰险的道路?在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郭建梅当时是作为《中国律师》杂志的记者去做一次普通采访,也就是从那时起,她第一次知道了NGO(非政府组织)的存在。
　　郭建梅后来认真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省滑县。
　　在河南老家,郭建梅的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
　　两岁时,郭建梅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当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在院子里,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想跟其他孩子玩,别人都不理她。
　　1983年,郭建梅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顺利进入了司法部研究室工作。此后,她参加了许多立法调研,1998年,她进入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数年后,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适应机关工作,就离开全国妇联到《中国律师》杂志社任职。
　　1995年,郭建梅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她回去告诉丈夫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
　　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
　　
　　一路坎坷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一则被公众熟识的电视广告片段。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3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3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在西方,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发展了100多年;在中国,1994年政府部门设立法律援助中心,2003年颁布法律援助条例。郭建梅这样的民间公益律师,虽说是政府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但是并没有任何政策保障她们的生活。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自己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她找到了郭建梅。
　　当时,那名妇女破衣烂衫,浑身散发着臭味,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向外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
　　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郭建梅流下了眼泪。
　　看不到任何光亮的败诉、再败诉,使工作成了煎熬。在郭建梅离职几个月后,原来的领导和同事请她吃饭,看到憔悴的她,当场表示要把她调回去,她说自己不能这样回去。郭建梅知道,商业律师只是律师,但公益律师的角色就像是当事人,公益律师要和当事人一样遭白眼、受歧视,和他们一样伤心、流眼泪。
　　就这样,两年下来,中心仅有的4名专职成员为求助者提供了近万次的法律咨询,办理了140多个案子。中心的知名度打开了,社会的美誉度更令人欣慰。
　　但大案、要案办理起来耗心、耗力、耗时。2001年,一直乐观、坚强、特别能吃苦的郭建梅突然间变得哭哭啼啼,到处诉苦。大学同学聚会,大家都问:“你缺案源吗?”他们似乎觉得郭建梅是能力不够才去做公益律师。郭建梅也问自己:“我不是精英,不是斗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律人,我干嘛呀?”她觉得委屈,觉得苦。在中心的5周年庆典上,她上台发言,本想鼓舞士气,结果自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郭建梅去看医生,被诊断是中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她吃了四五个月的药,加上通过做笔记梳理思绪:这个路是不是你选的?是。是不是你喜欢的?是。难不难?难,但是我不怕。结果,郭建梅恢复了,回到了正常的状态,“战胜了自己,感觉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撼山之旅
　　
　　2009年2月22日是个星期天,北京的街头依然春寒侵人。这天上午,郭建梅早早出了门,去赴一个两周前定下的重要约会。对郭建梅来说,今天要见的人其实一点也不陌生――算起来,这已经是她与对方的第七次会面了。但这次对方换了一个全新的身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一天,郭建梅接到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电话,对方声称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电话中,希拉里的助手告知郭建梅,国务卿将把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作为她任期内的一项重要议题;在2月20至22日访问北京期间,她将会举行一次与中国妇女代表的座谈会,看看自1998年她最后一次访华之后,中国的女性事业有了怎样的发展,同时希望和11年前会过的老朋友郭建梅见见面、聊聊天。
　　郭建梅欣然接受,并回想起1998年两人第一次互相认识的情形。当年希拉里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陪同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她特别提出要看看郭建梅的中心。那时郭建梅的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刚刚成立3年,10多个工作人员挤在北大南门附近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为处境艰难的妇女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在那次面对面交谈中,希拉里告诉郭建梅,她自己也当过公益律师,也创立了妇女维权组织;“她很感谢我们为推进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所作的贡献。在给中心的留言中,她写道:地方虽小,意义重大。”
　　在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见到的情景,让希拉里回忆起她在小石城为美国妇女权益奔走的时光,她不无感慨地说,“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是一个提供法律援助的小型公益组织,和我年轻时在阿肯色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时办的机构出奇相似。”
　　2007年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而今天郭建梅的服务中心也与希拉里当初看到的不一样了。如今,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名专职律师、50多名专家,以及众多志愿者组成的中国最专业的妇女权益保障非政府组织。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3亿人口,1万人才有一个律师。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为了改变中国律师在法制功能担当上的严重失衡状况,2009年3月,郭建梅和同事启动了“公益律师网络”,现在全国已有近百个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加公益律师网络。郭建梅的愿望是:努力帮助那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们,让他们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让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有钱或没钱的人平等地享受法制的阳光。
　　“有的人说,活着的时候拼啊挣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么是值得你追求的?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我有时候想想,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熟,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去年,郭建梅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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