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息化发展尚未步入深水区_反腐步入深水区

　　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剥离,一帆风顺只存在于理想状态。某种意义上,遇到的阻力越大,可能越能凸显改革的价值。 　　 　　砍审批,越到后面骨头越难啃
　　“有的腐败是在审批过程‘审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尖锐地指出。
　　2009年初,广东启动了第4轮行政审批事项削减。此前进行了3轮行政审批削减后广东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仍有1064项,之后又增加了114项。
　　“相对于前3轮,第4轮削减的难度大大增加,越往后,可削减的项目越少,无关痛痒的、涉及利益小的事项已经削减,剩下的往往是‘难啃的骨头’。”广东省纪委监察综合室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广东是经济发达地区,不缺钱,改革是不是要比别的地方容易得多?”
　　“其实不然。清理的过程很艰苦。有时为了一个项目的清理,省审改办与有关部门的来往函件多达6个回合,而个别部门甚至‘掘地三尺’找来多年前的部门规章依据,作为种种不能砍的理由。”参与这场政府“自我革命”的相关人士说。
　　一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钱没有嫌多的。”并且,除了审批权与利益直接联系外,行政审批的收费并不都纳入财政,有的还成了单位“小金库”的重要来源。最近的一则新闻是去年至今广东检查发现小金库399个,涉及金额1.75亿元,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改革阻力之所在。
　　2009年底,广东省政府决定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为595项,这是1999年前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的1/5。
　　“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可以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从源头防止‘审出来的腐败’。”一名反腐败研究学者说。
　　审批事项少了,没有利益了,行政效能又如何保证?
　　2004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建成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用“电子眼”监察工作人员的举动。2007年,广东省直机关和全省21个地市完成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
　　“机器是最可信的。” 广东省纪委效能监察室副主任赖晓华介绍,某市工商局办证大厅窗口一办事人员企图越权跳过必经审核程序快速为朋友办理营业执照的行为,就在第一时间被电子监察系统识别并受到“黄牌”警告。
　　来深圳创办公司已经19年的张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我只需要每年及时交税,平时几乎不会应付政府职能部门来搞所谓的检查,我的精力全部放在企业的发展上。企业的年检都通过网上进行,和政府部门的人不见面。就是向政府申请企业创新基金也通过网上申报,如果有人想私下‘勾兑’政府工作人员是很难的,因为你打电话去约人,接电话的人只负责接收资料,没有决定权。”
　　当然,这样的改革并非一凡风顺,阻力随之而来。有的部门认为电子监察系统“侵犯”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把行政审批的数据录入网上系统,这样电子监察系统就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监察。
　　
　　阳光财政的尴尬
　　财政资金如何分配?纳税人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外人的眼里显得那么讳莫如深。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曾经也不例外。
　　2008年5月,政府信息条例公开后,深圳市率先向市民公开财政预算;2009年,广州市率先把114个市级部门的账本挂到网上,从而在全国引起轰动。但透明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广州财政局在“晒账本”之后,其中9个机关幼儿园年补贴高达6000万元,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广州财政局被迫对此进行回应,结果仍未平息议论。于是到了今年,“晒账本”再无下文。
　　同样的难题也出在深圳。
　　吴君亮是推动财政预算公开的志愿者团体中的成员之一,他曾在2008年5月与另外两人一起率先到深圳市财政局查询财政预算。
　　“第一次去比较顺利,因为当时正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但没上网公开,只能拍照,不能复印;可第二年去深圳市财政局查询财政预算就没那么顺利了,他们就显得不那么痛快。”祖籍重庆的吴君亮告诉记者。
　　“按照传统思维的惯性,要让财政部门痛快地公开财政预算,不会那么容易的。”广东省内一名熟悉内情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这样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某省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们曾经向广东省有关部门咨询广东公务员的津补贴数额,但却得不到书面的准确数字。而记者曾通过有关方面试图采访广东财政厅,但对方有关人士均以“忙,没时间”为由婉拒。
　　虽然向社会全公开的步伐受阻,但透明财政、“阳光”政务的理念已不可遏止。这次,广东转战“权力场”。2010年6月,广东省财政厅内各部门对本部门所有权力事项和现有的各项工作规则进行全面梳理后,在其门户网站上挂出“权力运行流程图”。这样的举措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让民众来监督政府,是对行政权力最大程度的制约,也符合现代政治的理念。只有程序透明,并严格按此执行,民众才能认可你的工作。”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说。
　　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图”,这是广东从体制机制上有效消除财政分配中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和“灰色地带”,遏止“花出来的腐败”的举措之一。
　　仅2009年广东财政收入就达到9052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近1/7,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高达3649亿元,巨额资金也伴随着监管难度大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2009年,广东省首创“竞争性财政分配政策”:哪个地方项目好,资金使用规划得合理,就把这笔钱批给他。竞争的“游戏规则”全部公开, 并从专家库中随机抽选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分。通过实施竞争机制,2009年,广东分配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农业、水利、劳动力转移扶持资金近85亿元。广东某市一名官员说:“这样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透明,科学,让人服气。”
　　广东还建立了“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系统”。该系统实现了省财政与省人大、审计部门之间的信息网络联通。人大和审计可以随时盯住财政资金的流向,约束部门花钱的随意性。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张紧跟副教授认为,广东的政务公开走在全国的前列,只有实行了阳光政治,社会监督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他同时也指出,广东目前做的大多还只是技术性的,需要在反腐制度上进行根本性突破,才能彻底解决让人感到困惑的腐败问题。
　　
　　工程建设反腐的“广东模式”
　　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是当前各地反腐败的重点和难点。从已经查处的案件来看,广东也不例外。痛定思痛之下,广东着力探索一条“异体监督、分权制约”之路,代表作就是代建制。
　　2007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首个专业的管理机构――代建局,直属于省政府。
　　从此,广东各厅局不再拥有对非经营性工程的建设权,而是交给代建局统一向社会公开招标代建单位,由代建单位实施建设。这将过去工程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一体化模式逐渐分离,隔离了工程建设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联。该模式被称为“广东模式”。
　　为何要成立代建局?按广东人的说法就是,原有模式“跑冒滴漏”,迫不得已。
　　广东省纪委一名干部透露,某厅局建设演艺中心,先用政府拨付的资金给职工建起了宿舍,而演艺中心十几年来还未动工;广东省某医院在建设办公大楼时,立项金额为两亿元,但到结算时,耗资4亿元。
　　据悉,对于这些项目,业界有个人人皆知的“办事流程”:先以小报大去立项,按照规划明明是1亿元的支出,在申请报账的时候只报5千万元,项目确定后,再按1亿元的支出去设计。相关人士分析,建设单位、管理单位和使用单位是同一家, 这直接造成工程的“三超”现象:超标准、超规模、超投资。“这样一来,建设的所谓‘可行性报告’就变成了‘可批性报告’。”广东省代建局项目管理局局长段海金指出。
　　广东省纪委监察厅派驻省代建局监察专员、纪检组长王广见表示,修建工程的厅局有一个观念:政府批的钱就是我们的钱,钱不够了政府肯定会填窟窿。资金超标,政府不给施工方钱不行。资金链断裂,形成烂尾楼,更加难堪,政府又只能“被迫”支付。
　　而代建制模式则是,代建单位和使用单位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因为工程款是由财政机关拨付,完全不受使用单位干涉。对代建单位的要求也很明确,谁代建谁负责,如果出现“三超”现象,代建单位将负责全部责任风险。
　　“代建制隔开了使用单位与包工头的距离,形成了‘隔离墙’。代建局没有立项、审批、拨付资金的权力,也就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这不光是投资体制的改革,更是防腐体制的改革。”王广见表示。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不少厅局领导也表示,把工程建设交出去,再也没有上面批的条子、包工头的电话,“代建制是对干部有力的保护”。
　　现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有18个市已开展代建制或相关试点工作,14个市已成立代建管理机构。
　　不过广东一些官员指出,代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工程建设中的腐败问题,还需要更多相关政策措施和配套制度才行。
　　“我们在欣喜时有隐忧。”多名代建局干部表示,代建制改变了政府投资中的利益格局,阻断了一些人发财的机会,因此制度在实施时受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的阻挠;同时上位法改进滞后,代建局不具备法人资格,与代建局签订合同的代建单位有时得不到相关部门认可,在办理财政拨款、工程建设的多项手续时遇阻,影响了项目报建和工程工期。“这一制度仍在完善中,仍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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