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图书馆史分期的历史语境|历史语境

　　[摘　要]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历史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国自1840年进入近代社会，图书馆则于1904年进入“近代”。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产生于第二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高潮中。图书馆界在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过程中，借鉴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与成果。
　　[关键词]图书馆史　近代　历史分期
　　[分类号]G259.29
　　
　　图书馆史研究的是图书馆和图书馆人的社会活动与变迁过程，它具有强烈的专门领域的特色。由于图书馆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具有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征。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
　　
　　1 “近代”之划分的历史语境
　　
　　中国对近代历史的研究，在加世纪初期至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别出现的研究高潮中，关于历史分期的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1．1进化论的历史语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天赋人权等社会政治学说占主导地位，产生了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一批社会进化论学者，其中梁启超“是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他在《中国史叙论》中，率先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和近世。之后，又把“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统一划分为四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自洋务派人士起，首先感觉到器物上的落后，从而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掀起了学习“西技”运动，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式，进而从甲午战争起感觉到制度上的不足，从而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过程中，进行了制度层面的革新。进入民国初期，这种制度的革新没有停止。第三阶段开始在文化上感觉到不足，于是造势要造就一代“新民”。由于梁启超等在当时的学术地位，这种历史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又由于这种学术史观与进化论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因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基本语法结构，即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或运动的发展，都可按照诞生期(初创期)、发展期(建构期)、高峰期(成熟期)及衰落期进行阐述。至1966年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把近代社会变革发展为现代化三层次说，即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
　　
　　1．2从1919年到1949年的断期下限
　　“五四”运动后，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流般地涌入，从而产生了新的历史观，如蒋廷黻成为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开山的人”。他构建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析框架，把近代化和中古状态作为先进和落后两个文化发展阶段，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中国接受近代化的“因”，把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作为中国脱离在古状态“必致富强”的“果”，以这种“因果关系”构成了近代历史主题。1933年出版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是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以后，范文澜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1840-1919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划分都是主流形态。1979年版的《辞海》中就指出：“中国近代历史期，一般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有关“历史动力问题”的讲座内容，到1983年底，各种报刊共发表了300多篇文章。1980年，李进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阶段”论，随后主张以经济史为突破口的观点，以“新陈代谢”的命题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急剧演变的观点纷至沓来。1981年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完成了中国近代通史体系，成了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到确定，其学科范畴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1．3 图书馆近代的断期上限
　　新中国建国以来，尽管自50年代起，图书馆界就有关于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但是直到70年代，还是零星的、不成气候的。进入80年代后，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纳入了图书馆学术范畴，成为图书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关注点。这一研究的开始，明显是受中国近代史研究高潮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争论的高潮初期，自20世纪80年代起，图书馆界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论文逐渐增多，其中1981、1983年分别有10篇左右，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致保持了这一势头。其研究主题，主要是维新变法与图书馆、清末新政与图书馆、古代藏书楼的衰落与近代图书馆的兴起等。
　　维新变法时期，产生了学会书藏，成为近代图书馆的萌芽，在这一点上认识比较一致。然而对于清末新政时期产生的图书馆是否为近代图书馆的标志，其争论就比较大，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认为古越藏书楼是近代图书馆产生的标志的倾向较浓。90年代后期，人们注意到了湖南图书馆，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标志。21世纪初，尤其是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的召开，基本统一了这一学术观点。关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下限没有什么悬念，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明显是吸收了中国近代史中的有关研究成果。
　　图书馆近代史的研究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致晚了60年。就中国图书馆学而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高潮兴起之时，仅以独立学科的面貌出现。新型图书馆的不断产生，为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门化，图书馆(学)理念的更新，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新型的专门人才的不断产生，图书馆学会的诞生，标志着图书馆学科的正式产生。一门新学科的产生，需要解决大量的基本问题，学科历史的研究，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积淀和学术的支撑。尽管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建立之初，人们就将图书馆(学)史的研究纳入学科体系之中，如杨昭?于1922年所列图书馆学科体系中，就将图书馆史等层层排列为：图书馆学――纯正的――具体的――事实的――历史的――图书馆史、印刷史、图笈史、造纸史、其他。李景新于1935年列为：图书馆科学――历史的图书馆学――图书学史、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目前图书馆界将图书馆学史直接作为理论图书馆学的下位类。尽管图书馆(学)史已列入研究体系之中，但有规模地开始对近代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却在80年代初。此时也正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繁荣时期，对于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而言，已处于第二次学术研究高潮，因此许多成熟的学术观点，可以直接被图书馆界吸收或得到借鉴与指导。
　　
　　2 图书馆的“三个阶段”说
　　
　　中国近代图书馆自1904年至1949年，历经40余年历史，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的60余年后，中国图书馆才进入“近代”阶段，说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是艰难曲折的，是统 治者和社会力量的认识与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60余年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在中国近代社会长期的酝酿与发展中诞生的。60余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实在是弹指一挥间，但是，相对于100余年的中国近代社会这一历史时期而言，却占据了大部的时间。由于在近代史研究中“阶段性”的语境已成为研究人员思想和学术上的一种有效的“范式”，因此，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过程中，“阶段”论被直接引入。
　　
　　2．1程焕文先生的“阶段说”
　　其一，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宣传介绍西方图书馆的阶段。以中国跨入近代社会为起点，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酝酿、积累期，将林则徐、魏源等开始译介西方文献信息，其中涉及有关西方图书馆的介绍作为源头，直到西方传教士、维新人士、出洋人士不断加深和理解西方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地位。其二，戊戌变法前后学习西方图书馆创办新式图书馆的阶段。这一阶段尽管时间很短，但在急风暴雨式的变革过程中，养成了加快产生近代图书馆的土壤，维新派人士开始从宣传西方图书馆转向提出新式图书馆的思想，并开始创办学会、学堂藏书楼的实践活动，成为诞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一个飞跃，成为从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些实践活动中，西方图书馆的理念、思想、实践知识开始在中国深层次地扎根、发芽。其三，清末新政时期的公共图书馆观念广泛传播与公共图书馆运动阶段。这一阶段正式产生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并进入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历史时期，从而完成了“酝酿、深化、诞生”的历史过程。
　　
　　2．2对于近代图书馆“大势”判断的“阶段说”
　　这是近代图书馆史研究中“阶段说”的主流，这一研究学说，是在研究社会历史阶段说的基础上加以引用或改进的，大致将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划分为酝酿、诞生与发展高潮与衰落阶段。到目前为止，图书馆界专论近代图书馆史的宏观意义上的阶段说的研究不多，大量的是有关某一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这也就造成了对近代图书馆“大势”发展的判断与研究的深度不足。“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常密切”，一个学说如果没有经历过“百家争鸣”阶段，则很难达到高质量的评价与反省阶段。
　　综合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研究成果，可大致将中国近代图书馆概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2．2．1近代图书馆的认同阶段西方思想文化的传人，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藏书楼的土壤与培育作用，孕育出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萌芽，这一阶段从1840年至19世纪末，主要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少数倡导革新的宣传发展到创建学会书藏和有限开放的藏书楼，完成了由宣传至实践的第一次飞跃。
　　2．2．2近代图书馆的表层吸纳和表达阶段大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促使在自强运动中逐渐孕育、在维新运动中诞生出的新文化阶层要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价值取向，提高社会地位。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提出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生等主张，并大声疾呼“开民智”，其举措是兴学会和办报刊。1902年罗振玉奏请全国普遍设立公共图书馆，其奏折为官方所重视。1904年诞生的我国第一所官办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成为中国进入近代图书馆阶段的标志。此时期，藏书楼时期的思想、观念、实践等巨大的惯性，继续影响着近代图书馆的发展。该阶段主要解决的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组织结构问题，触及了近代图书馆的思想、理念问题，尚未实质性地进入思想、观念的接受与发展阶段。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直至1915年在由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图书馆规程》中，第9条仍然规定“图书馆得酌收阅览费”。这一指导性政策，极大地影响了迅速、全方位地由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进行实质性转换的步伐，也说明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艰难性。在此阶段中，沈祖荣等在1917年开始巡回宣传“美国式的图书馆”，这一事件成为“新图书馆运动”开始的标志。1920年诞生的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预示着中国近代图书馆发生巨变的时代即将到来。
　　2．2．3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整合阶段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在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经历了“新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期，这是一个由近代图书馆组织层面全面转向精神层面的阶段。新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期，全面体现和反映出转向的深度与广度，无论是理论上的探讨、研究，还是实践中的运作，都充分体现出了这种转向。例如，在理论上形成了以刘国钧、杜定友等为代表的“要素说”，这一成果进入当时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先进行列。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图书分类领域，在理论上产生了以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等人为标志的文献分类法，它们吸收了当时世界文献分类的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从而指导和带动了图书馆实践的开展。由于解决了文献组织、排架、学科体系问题，使开架阅览的科学性得到保证，为当时图书馆开展先进的咨询参考服务提供了学科知识组织方面的武器，这两种先进服务理念与方法的普及，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也为读者群的区别服务，如整体与个体服务等的开展提供了科学保证。在实践领域中，以编目理论为代表，产生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目录卡片也广泛地使用起来，进一步保证了面向“公众”的服务。
　　
　　2．3针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中某一阶段的阶段性研究
　　目前，对中国近代图书馆这一历史阶段研究较多的是“公共图书馆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但尚未出现权威性的针对整个近代图书馆时期的阶段分期的研究成果。如果粗略划分，可分为公共图书馆运动、新图书馆运动及抗战至建国前三个阶段；如果细分，还可将最后一阶段划分为抗战与解放战争两个阶段，当然还可能产生其他的划分。从20世纪末至今，在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中，“新图书馆运动”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中最辉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因而，以“新图书馆运动”为研究对象，出现了“阶段说”的研究。其观点为：“新图书馆运动”历经三个阶段，即宣传期、高潮期和衰落期，亦即诞生(初创)期、发展与高峰(成熟)期、衰落期。
　　宣传期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沈祖荣、李大钊、戴志骞、杨昭?、杜定友、刘国钧等。这一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艰辛。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广泛的社会支持、专业报刊等舆论阵地、经费和人才等等。但是，这一阶段达到了建立新式图书馆宣传的目的，提高了全社会对建设新式图书馆认识的历史使命感。关于新图书馆运动进入的高潮期，最根本的标志是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它是通过两个步骤完成的。先是在1924年由各个地方成立的省市图书馆协会作为基础，进而在退还庚款用于图书馆事业的鼓舞下，加快了成立全国图书馆协会的步伐，并于1925年正式成立。此时图书馆界的思想和行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无论是留 学归国人士还是国内的教育界、政治界、文化界等众多知名人士，都沉浸在学习欧美的氛围中。图书馆界以留美归来人士为核心，从理论和实践，都进入了“步武美国”的高峰。此时期在理念上得到了升华，从“以藏为本”提升到“藏用结合”、“自动、社会化、平民化”的阶段，保证了思想学术界对近代图书馆认识的统一。在学术上进行了全面的转型，从“分类整序，考镜源流”转换为“自动实用，厘清要素”。在制度建设和社会互动方面，由于政府的重视、规程的颁布，保证了操作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社会上公共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中，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核心技术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主要是以分类法和编目法的突破为标志。在学术成就方面产生了“井喷”现象，形成了两代代表人物，这一时期大致在1936年结束。
　　1937年进入了“新图书馆运动”的衰落期，与正常的思潮、运动的衰落期不同，它是由于民族矛盾激化而产生的非正常性衰落，因此具有突然性和全面性。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战争的突然性、残酷性和毁坏性的特征导致了新图书馆运动的突然结束，图书馆界与全国各界一样，尽全力全面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去，开始了悲壮的大转移运动。
　　
　　3　对史学研究成果的应用
　　
　　中国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基本内涵是：“一个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其中三次革命运动高涨时期：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甲午战争后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为标志；1905年开始的第三次革命运动高涨，以辛亥革命为标志。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开展图书馆史研究的初期，图书馆界学者正是借鉴两次革命运动高涨期而展开了近代图书馆的研究。加世纪60至80年代初，最具代表性的是谢灼华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他的两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1964年发表的《论“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1982年发表的《维新派与近代图书馆》。代表了图书馆界对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两个阶段的研究的关注与投入。来新夏教授引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史进行了研究，首创以中国图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三史合一，主编了《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并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程焕文教授的“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则是围绕着有关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以传播活动史为径，事件史为体，构建了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框架。他们的研究，都十分注重对史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代表了图书馆界应用史学界理论的倾向。
　　
　　4　结语
　　
　　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的时间段为1904年至1949年，而中国近代史则始于1840年结于1949年，两者相差60余年。而就研究成果出现较多的阶段而言，前者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者则始于20世纪初，在20至30年代为第一次研究高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兴起了第二次研究高潮。从研究角度分析，两者首次研究高潮亦相差60年左右，而前者首次研究高潮出现的时间正好是后者的第二次研究高潮时间。由于历史研究的相通性，因此，图书馆的研究必然也应当大量借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功经验。未来在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研究过程中，这一点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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