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小说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金华的图书报刊活动

　　[摘要]探讨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金华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设立的五个“文化驿站”之一，担负着“输送运递宣传书报’’的重要任务，在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宣传抗日、团结御侮和唤起民众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当时，大批沦陷区的进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由共产党派遣的文化工作者，先后汇集于此。一时间，地处浙江省中南部的金华，报纸刊物林立，文化十分繁盛；众多报纸刊物的出版和图书的广泛发行，其影响力巨大，辐射周边省、市、县的广大区域，甚至远及西南大后方，成为抗战时期全国卓有影响的文化中心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关键词]抗日战争　文化驿站　浙江　金华　图书报刊活动
　　[分类号]G250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在全国5个城市――重庆、桂林、西安、金华、兰州设立“文化驿站”。金华成了全国五大文化驿站之一，也成了我国东南地区的重要文化中心。那时的金华，同桂林齐名，被誉为抗日文化城。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迁驻永康，军事、文化机关设在金华。中共浙江省临工委、中共金区特委、中共浙江省文委、中共东南局文委等机关也先后设在金华。当时不到5万人口的金华，成了浙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自南京、上海、杭州等铁路沿线大中城市陷落后，撤退出来的大批青年学生、进步文化工作者以及从延安、山西、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陕北公学等单位由共产党派遣的文化工作者，先后汇集在金华，从事抗战文化工作。金华的抗日文化团体，尤其是期刊报纸的编辑出版和图书的广泛发行，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宣传动员民众抗日，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1　报纸刊物林立，文化空前繁盛
　　
　　报纸杂志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是进行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在抗战时期，金华可谓报刊林立，杂志遍地。有史料可凭的是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浙江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浙江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曾于1938年、1939年、1940年和1945年统计过本省报刊发行情况，如表1所示：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年代。表1所列发行报刊种类及数字，在我国新闻报刊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金华文化中心内，曾先后创办、发行过《东南日报》、《浙江日报》、《正报》、《国民新闻》、《抗卫报》、《中国儿童时报》等报纸，又创办进步新闻社如国际通讯社金华分社、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及春秋通讯社等。对浙江乃至东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浙江省战时出版杂志目录》记载，抗战期间浙江有期刊近500种。仅金华一地，就有《浙江潮》、《东南战线》等产生重要影响的杂志。众多的抗日团体创办了《战时生活》、《台湾先锋》、《新中国》、《东方周刊》、《文化战士》、《东南儿童》、《刀与笔》等20余种刊物。笔者梳理，还有1938年春的《抗卫报》、2月的《大风》、《浙江潮》、5月的《大路周刊》、《东南儿童》、同年春迁金华的《战时生活》(后并入《东南战线》)、《新中国》(1938年9月改为《抗建论坛》，后并人《东南战线》)、1938年的《妇女战线》、9月18日的《战地半月刊》、9月的《东南战线》、10月的《青年团结》、1939年7月15日的《浙江妇女》、1940年4月15日的《台湾先锋》等刊物。
　　由于一度成为浙江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金华战时文化的发达景观甚为空前。大批文化力量集聚于此，形成了初期抗战文化的热潮。四五年期间内到过金华的著名作家、学者、新闻记者等多达100余人，他们或参加战地服务团，或编辑出版刊物，或从事著述，或发行图书，用各种方式为繁荣该地抗战文化做出了贡献。这种景观不但为全省瞩目，影响也远及于西南大后方。当时在重庆的茅盾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文坛已形成了好几个重心，重庆是一个，而桂林、延安、昆明、金华，乃至上海，也都是其中之一。……随着战局和政局的发展，金华一跃成为东南文艺的据点”。可见金华作为东南地区文化中心，在当时就被列为全国有影响的文化中心之一。特别是众多刊报立足金华，面向东南，促进了整个东南地区抗战文化的繁盛。
　　
　　2　开展抗日宣传，唤起广大民众
　　
　　设在金华的众多的刊物报纸，在开展抗日宣传，唤起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浙江潮》是抗战初期影响较大的宣传抗日的刊物。它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机关刊物，省主席黄绍?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影响和直接帮助下，有刷新战时政治、动员人民抗日的愿望。他决定由省府出钱，由严北溟物色人才创办《浙江潮》，并出任《浙江潮》主编。《浙江湖》创刊前后，严北溟找到中共党员、全国著名学者杜国庠。经过周密研究，决定把《浙江潮》刊址选在金华城内酒坊巷34号，又分头动手为《浙江潮》创刊号撰写文章，创刊辞《潮头语》揭示了《浙江潮》的任务是：“激发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浙江湖》将以奔腾澎湃的雄姿、排山倒海的气势，推动浙江三千万民众踊跃参加抗日自卫，争取最后胜利，它象征着这一伟大的抗战狂潮的到来”。创刊号出版于1938年2月24日，20页，约4万字。
　　1939年1月，《东南战线》半月刊在金华创办，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骆耕漠和文委委员邵荃麟担任正副主编。该刊是国际、政治、经济、文艺综合性半月刊的大型杂志。除每期有社论外，辟有政治报告、国际之页、书报展览、时论选辑、短评等、并有义卖专栏、台湾义勇队特页、孤岛特页、俘虏特页等，报道抗日救国的各项活动。封面《东南战线》是红底白字套印，有漫画相配，封三则登生活书店的新书广告，如韬奋、柳浞编的《全民抗战》、金仲华编的《世界知识》、茅盾编的《文艺阵地》以及《战时课本》、《战时儿童教育》等。《东南战线》内容充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发行点遍及南昌、福州、汉口、广州、香港、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兰州、上海、桂林、长沙、迪化(今乌鲁木齐)等36处，并向国外发行。
　　《战时生活》创刊于1937年11月1日，旬刊。于1938年1月在金华复刊。刊物为铅印16开，共出版两卷，近30期。在《发刊辞》中明确表示刊物负有重大使命，“站在时代前哨的文化人，在这紧急关头，当然更须坚决地联合起来，用我们的笔杆做我们的武器，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上共同负起中山先生所昭示我们的唤起民众以及督促政府的重大使命。……希望这个刊物能更有力地来掀起抗敌的浪潮!”该刊还先后出版了《浙江紧急动员特辑》、《抗战纪念特辑》、《本刊周年纪念特刊》等。《战时生活》还在国民党军队发行，对于宣传和影响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
　　《浙江妇女》是全国著名的妇女刊物之一。1939年7月15日《浙江妇女》创刊号在金华出版。该刊为16开本，每月一期，每期40页，10万字。发行量达到三四千份，销售到省内52个县，还远销川、滇、黔、桂、 粤、湘、鄂、皖、苏、赣、闽等11省…。彭柏山、黄源、骆宾基、赖少其等都给《浙江妇女》供过稿。中共党员杭苇1939年下半年和陈怀白合编《东南儿童》，面向儿童宣传抗日。
　　相对于期刊而言，报纸的发行面广，传播的速度也更快。在金华的书刊报活动中，报纸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东南日报》的前身是《杭州民国日报》，创刊于1927年3月，1934年6月更名为《东南日报》，是东南地区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大报。1937年11月中旬，报社撤离杭州迁至金华。至1942年5月金华沦陷为止的四年半中，共出版1500多号。《东南日报》几乎每天以通讯、社论、专论等形式报道中国官兵的抗战情况，发表有关抗战的言论和态度。报纸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宣传，还对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华南的游击战作了多侧面的报道。该报创刊于1938年2月7日的《笔垒》副刊以其思想进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国统区享有极高的声誉。它先后由张慧剑、陈向平担任编辑，一些民主人士和新老作家如冯玉祥、王造时、王西彦、靳以、羊枣、陈伯吹、曹聚仁等经常在此发表生动活泼的政治、文学、艺术作品。《笔垒》还以杂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形式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寄托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1939年元旦《民族日报》创刊，以鲜明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立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出版的报纸向西输送到皖南，向东北输送到苏浙沦陷区。杭、嘉、湖一带也能看到《民族日报》，影响及于上海，使游击区和沦陷区的人民能不断地听到党的声音。
　　
　　3　周公殷切寄语，真诚团结御侮
　　
　　1939年3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分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哨。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动员民众、团结御侮、共同抗战救国，对金华文化驿站及其书刊报活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的抗日前哨之行，对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工作十分关心。他在金华中国旅行社分别接见了《东南战线》、《浙江潮》、《青年团结》杂志的编辑骆耕漠、邵荃麟、葛琴、沈馥、翟毅、匡辛芜等人，就出版刊物和宣传工作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说，《东南战线》、《浙江潮》不要搞得太“红”。《青年团结》封面上用红五角星没有必要，要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东南战线》第一期登载了《星岛日报》的一篇短文《周恩来的小副官》，这就不必了；刊出题为《项英将军印象记》的文章，就更不策略了。不能把《东南战线》办得与《群众》一样，两者性质不同，应该“内外有别”，要避免对国民党的不必要的刺激。他还说，无论办报办刊物，都要十分重视加强和读者的联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问题，吸引群众和我们站在一起。在谈到同抗日友党友军交往时，周恩来说，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一切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作用，争取更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起工作。
　　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视察新四军军部后到金华的当晚，就特意单独约见了时任《浙江潮》主编的严北溟。亲聆周恩来的教诲，严北溟更加坚定了团结抗战的信心，不畏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威胁，与中共密切合作，把《浙江潮》办成宣传团结抗日主张的有力阵地。严北溟后来被迫离开了刊社，去沦陷区长兴县任县长。他还亲自担任地方抗日武装国民兵团团长、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宣传抗日政治纲领，动员社会力量坚持抗战，严格查禁和没收向敌占区走私的物资，充作抗日自卫经费。将油印的《抗战日报》改为铅印的《天北日报》，版面扩大为4开，成为宣传抗日进行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
　　
　　4　影响辐射周边，传播范围广泛
　　
　　金华作为东南地区唯一的“文化驿站”，它在抗战中所起的文化重镇的作用自然超越了一个省的范围。战时金华出版的刊物，据不完全统计达50种，这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它的实际影响还在于许多出版物都是高档次的，发行量相当大，不仅遍及东南地区，还远销西南、西北等地。仅《东南战线》一刊，就在全国设立几十处发行点。其中以“东南”命名的刊物，如《东南战线》、《东南画刊》、《东南文艺》、《东南儿童》等，在整个东南地区有较大反响。金华作为战时文化中心，还设有全省性的战时作者协会、新闻学会等。由进步人士胡愈之、范长江主持的国家新闻社，也在金华设立办事处，及时将东南地区人民包括新四军的抗日新闻输送到全国各地，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促进东南与外地的沟通。
　　与金华相毗邻的丽水，是金华文化中心的扩展与延伸。《东南日报》、《浙江日报》这两家大报和1941年3月停刊后于1944年3月复刊的综合性期刊《浙江潮》在丽水出版，无疑有极大的影响力。此外，原先在金华出版的《东南儿童》、《浙江妇女》等，其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也陆续迁往丽水。金华的新知、生活书店还在丽水开设了分店，创办了《民生日报》、出版了《吼声集》、《动员》周刊、《战时中学生》、《抗战歌声》等，它在扩展金华文化中心、拓宽文化传播范围方面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近便关系，战时温州同金华、丽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温州出版的报纸期刊达20种之多，较著名的有《浙瓯日报》、《游击》半月刊、《暴风雨》半月刊、《海防前哨》等。其中莫洛主持的“海燕诗社”，出版的《暴风雨诗刊》充满激情和活力，发行及于浙江、东南，还声名远播上海、大西南和香港，在文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战时浙西泛指杭嘉湖地区，由热血青年、进步知识分子编印的抗日期刊和宣传品达三四十种(多为油印)，这些宣传品揭露日寇暴行、鼓励抗战热情，点燃了沦陷区抗日文化火种。在浙东地区，一些文化刊物如绍兴的《前线》周刊和《战旗》杂志等，与金华文化中心保持联络，扩大抗战宣传范围。宁波余姚的《战斗》周刊和奉化的《战时大众》，发行量都较可观。台州的《青年日报》亦负盛名，这份由前中华书局总编辑卢文迪创办于家乡天台的报纸，在宣传抗日中产生过较大影响。
　　与浙西相邻的安徽皖南屯溪，也是战时金华出版的《东南战线》、《浙江潮》、《浙江妇女》等刊物的一个重要发行点。金华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也常转运图书去屯溪。该地还同天目山区交往密切，浙西的《民族日报》曾在那里扩大发行。屯溪作为接近金华文化中心的区域，成为连接国统区和根据地的中介，在东南抗战文化运动中有着特殊作用。
　　说到图书报刊活动，自然与书店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影响最大的上海两家进步书店――新知书店和生活书店到金华开设分店。书店的经销对象除本省外，皖南、赣东、闽北各地读者也纷纷来此采购书刊。上海“孤岛”出版的《鲁迅全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不但在金华经销，还由此转运到内地销售。新知书店金华分店经常送书至云岭新四军驻地，并在教导总队设立随军书店。还利用官方印刷厂，排印新四军机关报《抗敌》和代为分发《新华日报》，发售《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刊。由中共党员张又新负责开设的生活书店金华分店，与新知书店金华分店相互支持、合作。一时使金华成为中国东南方革命书籍的集散中心。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胡愈之编的《时事问题丛刊》等，《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马列著作也经常由此流向社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金华广为发行，还远销东南各地，乃至国民党军队、机关也暗地购买。国民党顽固分子感慨：“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穷乡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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