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情报失察研究述评] 研究述评

　　[摘要)认为情报是决策的基础和保障，情报工作的失误将会影响到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进而影响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情报失察研究对于改善组织决策、提升组织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20世纪40年代至今国内外情报失察研究的主要文献，从情报失察的原因剖析和重大情报失察案例的比较研究两个方面对情报失察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综述，总结现有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其中的问题和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情报失察　综述　原因剖析　案例比较研究
　　[分类号]G350
　　
　　1　引言：情报失察的研究意义
　　
　　“情报失察”一词源自于对英文中“Intelligence Fail―ure”的翻译。从研究主题上而言，凡涉及到情报搜集、分析与使用的相关失误，都可以列入其研究范围之内。从研究思路上而言，失察研究属于逆向型思维，是对情报工作中发生的错误进行解释性、反思性研究。通过对失察的追根溯源，从另一个视角反观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情报分析方法、情报组织、情报体制、情报文化的弱点和缺陷，为改进现实的情报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融合，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任何地方发生的重大变化不再是孤立隔绝，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种种连锁反应。由此产生的信息洪流足以使每个决策者感到应对乏力，无所适从。情报机构在这种信息泛滥而情报稀缺的环境中应承担的角色也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虽然我们知道，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类思维的有限性，意外的发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进行“情报失察”研究，发掘其中人为的错误因素，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或减轻事件的最坏后果，对于提高情报工作的质量、提升组织的决策水平，进而增强组织的竞争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　情报失察研究的发展概况
　　
　　情报失察研究的萌芽期始于20世纪40年代，起因是二次世界大战中频频出现的重大军事失误和意外打击引起了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其问，从事情报失察研究的主要是专业的情报失察调查委员会及智囊机构。这一时期对于情报失察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重点是对二战中以及战后的政治、军事冲突中出现的情报失察现象进行事件的还原与过程的解析，研究者们多关注外界环境的误导、情报工作流程和情报机构交流中出现的障碍和错误，提出的改革建议集中于对情报机构进行组织调整和完善情报流程方面。这些研究为战后情报机构的组织建设与工作职能设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迈入多极化格局，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动荡多变。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在盟友、竞争者、对手这些不同角色中不断转换。情报在各个领域内广泛受到重视，情报失察研究也步入第二个历史时期：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失察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情报理论与情报分析手段，开始引入其他多个学科的理论。其中，从心理学视角对情报失察现象进行研究成为主流。
　　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2002年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的错误结论导致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反恐斗争的白热化，使得情报失察的研究进人了高潮期。在此阶段涌现了大量关于情报失察研究的文献，通过横向的案例比较研究或纵向的历史分析研究，以一种反思的方式审视情报工作及以往的改革建议，批判性思潮在此阶段成了主流。总体的特点是视角多变、范围广泛、研究在历史的跨度和理论的深度上都进一步扩展，情报界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框架揭示情报失察现象下深层次的历史、文化、环境因素。
　　相对于国外情报界在情报失察领域内的丰富成果，国内情报界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刚刚开始关注情报失察问题，研究成果集中出现的年份在2005―2009年间，绝大部分是期刊论文，对情报失察问题的研究只限于一般性的介绍或简单的原因剖析，既没有构建出完整的理论框架，也没有深入地论述。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导致情报错误的因素；情报失察案例的分析与比较；情报失察研究的认知学与情报文化视角透视和情报失察研究的理论基础综述等。
　　
　　3　国内外情报失察研究的主要内容
　　
　　情报失察研究的特殊性在于难以通过试验方式对理论进行求证，而不得不依赖于历史事件研究，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具有解释性的理论。因此，现有的情报失察文献从内容上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情报失察的原因剖析，以个案分析的形式为主；其二是重大情报失察案例的比较分析研究。
　　
　　3.1情报失察原因剖析
　　在现有的资料当中，对于情报失察原因进行剖析的文献占绝大多数。最初的失察研究主要运用“情报循环”或“情报周期”理论来衡量情报工作中种种失误和缺陷，随着对情报本质的深入理解及对情报工作的解构，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新兴理论被情报学者用以解释和剖析情报失察现象，包括认知心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以及多学科视角的综合运用等。根据情报失察研究所采用的理论范式，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传统情报学派和现代情报学派。
　　传统情报学派主要运用情报学理论及分析方法从情报工作的资源、方法以及流程角度考察情报工作本身造成的失察。其代表学者Mark Phythianz在《完美的情报失察?美国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研前的情报工作》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在情报循环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情报失察的点并描述了情报失察的动态过程。Philli PG.Henderson则在《9?ll中的情报失察》中详细研究了美国情报失察史和政府吸收、解释情报的过程，指出美国情报机关在搜集、分析情报中的困难和阻碍，如分析人员不足、工作重点错误、任务分散等等，是造成9?11情报失察的重要原因。此外，Jeffrey O’Leary在《意外和情报》一文中重点考察了军事情报流程中导致失察的基本元素、避免它们的技术和难点以及评估的可能性。
　　现代情报学派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情报循环和情报分析者本身，而是拓展到决策者、组织环境以及群体思考等层面，以系统的观点探询情报失察发生的原因。现代流派对于情报失察原因的分析可以归纳为3个层面：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
　　个人层面的情报失察研究以认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主要关注单个的决策者和单个的情报生产者的特征如何决定情报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重点分析了心理因素的作用――在何种程度上，个人的特性形成了阻碍情报产品发挥影响力的障碍。Handel(1987年)与Bar-Joseph＆Kruglanski(2003年)认为：情报生产者的工作方式和特点将决定决策者接触他们和接受他们的劳动成果的方式，并运用心理学理论探讨了决策者和情报产品之间的关系。Ohad Leslau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了情报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对决策者产生影响或没有产生影响，并用分类法定义了决策者 对情报的4种反应：拒绝、渗透、集体思考与完全接受。Ward(1995年)与Taylor＆Ralston(1991年)则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情报提供者的动机和个性特征上。他们将专业的情报人员和政治情报提供者区分开来，认为专业情报人员只提供他们的专业观点，不进入政治决策层面，而政治情报提供者将是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参与者。在《伊拉克：情报失察之母》(2006年)一文中，Michael Fitzgerald与Richard Ned Lebow也提出，情报分析人员对于流行在美国高层决策者中的错误观念――以极小的代价就可以颠覆萨达姆政权并取而代之――的迎合和政治投机是伊拉克情报失察的主要原因。
　　组织层面的情报失察研究往往采用组织行为学或行为经济学的视角。Graham Allison(1972年)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他认为：情报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和部门的组织角色相同，因而，情报产品的影响力大小取决于情报机构在政府机构中的地位。此类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①通过隶属于政府部门，如美国的国防部、英国的外事处，情报机构将自动增加其在决策中的影响力；②情报机构的组织地位――是独立的还是隶属一个弱势／强势的政府部门，组织拥有多个情报机构还是单一情报机构，对情报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有着重要影响。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Jack―SOn，Handel与Vertzberger。John A.Gentry则提出，情报机构的任务如果与情报部门在组织中的定位存在矛盾，则失察的发生不可避免。
　　国家层面的研究探讨了国家的某些特征如何影响了情报产品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力。对政策与情报之间关系的分析往往建筑在博弈论的基础之上――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国家利益、政治目的都是影响动态均衡的关键因素。Handel和Andrew都指出政权形态以及该政权受到威胁的严重程度将决定情报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即，在民主国家中情报产品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要比在专制国家中大，而那些面临现实威胁的国家在制定外交决策时会将情报放在关键性决定要素的位置上。Robert Staeey与Steven Rybicki则通过研究发现，以“公开”、“透明”为特征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与反恐战争的需要之间、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权保护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美国政府频繁发生重大情报失察的内在原因之一。
　　
　　3.2重大情报失察案例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一种常见的思维方法。通过事件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可以拓展分析视野，深入挖掘问题本质，找出潜在的联系。对重大情报失察案例的比较研究主要出自以下目的：①寻找导致情报失察的关键要素；②理解情报失察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内涵；③跳出个案研究的限制，构筑整合的研究框架。目前，这也是情报失察研究的热点之一。
　　Richard K.Betts在《情报失误的两面：9?11事件和伊拉克消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对比l出这两次情报失察的原因，指出前者是因为情报不足、缺乏内部的交流和联系，而后者却是因为情报过多和情报机构的过度重视，在两个案例的对比中探讨了情报机构的定位与处理信息的方式，并针对现状提出了可能的改革建议。
　　Phili PH.J.Davies在文章《情报文化和情报失察：英美两国的比较分析》中以国家的视角研究了情报文化的形成以及情报文化对情报工作的影响，并对比了英美两国政府不同的情报文化类型。他指出，虽然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研中，两斟情报机构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但造成它们情报失察的原因外不相同，甚至还有很大差异，因此对它们的情报改革建议也要因国而异。
　　Max Metselaar在《情报失败还是政治回避与否认?3次意外打击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则另辟蹊径，通过对西新几内亚危机(1959―1962年)、新春攻势(1968年)和波斯尼亚内战爆发(1992年)的研究，提出在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突袭案例下共同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治因素对于情报的干预和否认，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决策者的政治考量干扰了情报正常的决策支持流程，导致了情报失察。他认为“领导者面临危机时的心理压力”心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在情报失察分析中加以研究。
　　我国学者罗卫萍对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中的情报火察与珍珠港事件中的情报胜利做了对比，指出中途岛一役，日军的情报失察是系统性失误，战略情报、战术情报、侦察工作及保密工作上的连锁失误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4　对国内外情报失察研究内容的述评
　　
　　通过对主要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同内外对情报失察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出“四重四轻”的不足。简而言之，“四重四轻”是指“重政治军事轻其他领域”、“重意外打击轻其他形式”、“重原因剖析轻解决方案”、“重纵向分析轻横向整合”。
　　
　　4.1
　　重政治军事轻其他领域
　　在现有的文献当中，绝大部分关注的是政治和军事情报失察，对于科技领域、商业领域、金融领域中出现的情报失察甚少涉及。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几篇相关文献也都是着眼于现代商业企业从政治军事失察案例中可以习得的经验与教训：然而，在目前全球化与一体化的经济、商业环境中，由于信息的不确定和不均衡，国家的经济活动与企业的商业活动中情报失察现象与日俱增，本身就值得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关注。尽管商业管理中的情报理论和情报实践多数来源自军事情报领域，军事情报与商业情报还是具有大量的不同之处。首先，军事情报与商业情报的目的不同，前者以国家安全和政治需要为考量，后者主要关注经济利益。其次，军事情报默认“秘密行动”为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而商业情报则最多只能在灰色地带游走，涉及窃密的“黑色区域”无论在商业伦理还是国家法律上都不允许。而且，军事情报要求与国家决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情报成为政治的工具，但商业决策由于主体基本目标的一致，即利益最大化，则需要情报的积极参与，以赢得竞争优势。同样，科技、金融等领域内情报活动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些领域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4.2重意外打击轻其他形式
　　意外打击或突然袭击是情报失察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情报失察的所有内容。然而纵观现有的情报失察研究文献，大多数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意外打击之上，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情报失察。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情报工作对决策的支持作用是“隐形”的，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不为人所关注，一旦当它出现错误并造成重大的后果，才引来人们的重视。意外打击常常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形式突然出现，因而吸引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力。同时迫于外界的压力，这些突然袭击事件的信息披露或分析也相对比较完整，利于研究。而其他形式的失察如机会挖掘的失败、组织脆弱性评估的失败、对威胁提供的应对措施无效等往往隐藏在组织的其他活动当中，除了组织主动披露，外界难以得 知相关的信息，因而也无从研究。其二，对于情报失察的定义，至今尚无定论。例如，正确的情报没有被使用算不算情报失察?由于已方根据正确的情报调整自身的反应导致预期中对方的行动没有发生算不算情报失察?不同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标准有着自己的界定，一些研究者眼中的“情报失察”却是另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情报成功”。而“意外打击”由于组织没能避免对自身的重大威胁，成为绝大部分研究者所公认的“情报失察”，也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然而，这样的研究取向造成了情报失察研究难以全面、深入地开展，提出的应对措施也有失偏颇。
　　
　　4.3重原因剖析轻解决方案
　　情报失察的研究文献中大多都会提出针对性意见及改革的建议。然而，与原因剖析的纵深、多样相比，解决方案不免显得有些程式化与单薄乏力。无外乎包括：对情报机构的改组、加强组织间的交流、对组织成员的培训以及组织文化的培育等，更多的是原则上的建议而不是实际的操作方案。对此，John A，Gentry有一段评述。他认为：一旦重大意外发生，人们对情报机构的批评纷至沓来，同时调查委员会与情报学者也会纷纷提出建议，于是开始一轮情报改革。然而，新的意外还是会发生，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建议和改革，如此循环往复，“意外”看似不可避免，导致外界对于情报改革的失望。的确，相对于原因剖析而言，解决方案的提出更为复杂，既要考虑情报部门的变化给整个组织系统造成的影响，还要考虑同时保持情报机构的灵活性、效率与保密要求。同时，情报部门的改革必然要在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下进行，最终的结果未必是最优化方案。由于情报改革的效果只能通过将来的实践加以检验，任何一个改革方案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基础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是在改革之前难以预料的。这也是Gentry发出悲观论调的主要原因。因此，构建系统性的情报改革理论，探索针对各种不同情境的、具有可操作性及可评估性的情报失察解决方案是今后情报失察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4.4重纵向分析轻横向整合
　　所谓“重纵向分析”是指情报界对于情报失察问题在各分支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研究，而“轻横向整合”则是指迄今为止，缺乏将这些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并构成综合研究体系的工作。这就像已经搜集了很多拼图的碎片，但缺乏由这些碎片构成的各种具体图像。由某个案例的纵深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具有特殊性，难以用作普遍的理论指导；而从某个理论视角对案例的综合研究又常常强调一点而忽略其他，有失偏颇。这些成果都从不同层面折射了情报失察问题的本质，具有微妙的内在的联系。如果可以建构一个更加综合、全面的研究框架，容纳多个角度对情报失察问题的分析，必然有助于揭开情报失察问题的实质。在这个领域内，John A.Gentry与Zeevi Maoz进行了一些尝试，John A，Gentry以认知心理学和情报文化理论为基础，重建了情报失察的考核指标体系，Zeevi Maoz则依据情报在决策中的不同作用，将其分为“互动情报”和“系统情报”两大类，在“情报工作循环”的各步骤中研究这两类情报失察的发生路径。然而，相对于卷帙浩繁的情报失察研究成果而言，横向整合的工作才刚处于起始阶段，还有待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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