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利比亚谁当家]2018年利比亚最新局势

　　新生，这是许多利比亚人的期望，但这个国家的未来并不清晰。 　　谁能统帅利比亚？它又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涅?还是衰亡？民主派、温和教派、激进教别、地方部落以及恐怖组织，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展开争夺。
　　这也是北非一系列变动的一个共同之处。被民主宪章所征服还是被宗教教义收复，这已是不可回避的抉择。
　　
　　那面全世界最简单的国旗―卡扎菲的绿旗倒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新政权国旗（其沿用了旧王朝的旗帜）慢慢地在这个国家升起。依旧下落不明的卡扎菲所宣称的“反攻”，越来越模糊。重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将逐步取代内战，成为利比亚的新主题。
　　然而，正如同过去几个月以来人们一直在怀疑新政权看似非常松散的领导机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一样，旧王朝遗老、前卡扎菲政权官员、部落首领、西方留学生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等形形色色的人在推翻共同敌人卡扎菲以后将把国家带到哪里去，将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
　　
　　松散的“看管人”？
　　
　　“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它由来自不同群体的代表组成：世俗的和伊斯兰的，城市的和农村的，不同部落与不同地域的。此外，在利比亚没有民主传统，也没有哪个组织可以轻易担任起把民主引进并建立起来的任务。”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政治系MichaelBrecher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早在攻入的黎波里之前，利比亚反对派的内部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7月29日，反对派军事领导人尤尼斯将军遇刺身亡。媒体普遍认为这是反对派内讧所致，尤尼斯的死是因为有人担心他所代表奥贝迪部族势力过于庞大所致，该部族是利比亚东部的主要势力。对这件事的调查陷入僵局以后，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干脆解散了他的内阁以平息不满之声。
　　英国剑桥大学中东系学者PervaizNazir博士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把过渡委员会比作一个“看管人”。他称：“新政府将是不会像卡扎菲那样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它更可能是基于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之间的联盟。”
　　对利比亚新政府来说，获得国外的承认某种程度上比获得国内承认还要容易。利比亚是一个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国家，各地地方主义严重。卡扎菲时代靠强力维持统一，但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地方诸侯，建立起一个政令统一的现代国家尚未可知。比如，在班加西的官员对米拉苏塔的局势就完全插不上手。
　　而对于选举本身，新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有官员很坚定地认为“一旦国家获得自由，大选就将开始”。但是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会面的新政府官员又表示“这个路线图并不理想”，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麦基尔大学另一名中学问题研究者RexBrynen教授就对时代周报表示：“在当代，每个政府在转型中都不乏信奉民主制度的人参与其中，但利比亚能否完成一次民主转变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存在许多障碍，包括地区、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种种差异以及利比亚非常薄弱的民主体制传统。利比亚完成国家转型的前景是有的，但是一切只能依靠时间来判断。”
　　
　　原教旨主义阴影
　　
　　相对于民主这个较为长远的目标，人们更加担心利比亚革命的另一种倾向―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阿富汗战争以后，这种倾向就如同梦魇一般出现在一切有关中东的政治问题中。所以转型中的国家都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朝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方向前进。
　　利比亚的革命不但得到了西方诸多大国的支持，也得到了伊斯兰世界宗教力量的大力支持。科威特一个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慈善组织，正在努力向政府申请许可来进行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募捐活动，并且要求政府支持利比亚反对派。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也对卡扎菲的倒台表示高兴。
　　剑桥大学中东系的廉超群博士对时代周报表示：“从埃及的经验来看，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是这次‘阿拉伯之春’政治变革的既得利益者而非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在政治抗议和武装反抗的过程中保持低调，在政治变革之后则走上前台，依靠政治宣传和严密的组织形态夸大政治影响力。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利比亚的发展远不如埃及成熟，他们未来的发展首先需要利比亚建立起一个可供他们利用的政治平台，如政党和选举体制。”
　　而麦基尔大学的另一位学者RexBrynen教授则告诉时代周报：“在本次利比亚革命中，宗教势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少宗教领袖充当了反对派的领导。宗教教势力毫无疑问将在新利比亚政权中扮演重要角色，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力量是会变得极端还是中庸。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例子说明，伊斯兰信仰和现代民主制度也是可以共存的。”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的军事领导人贝勒哈吉（AbdelBelhadj）曾被认为和“基地”组织有很深的渊源。他曾经是一名在阿富汗的圣战战士，也是卡扎菲的反对者。
　　对贝勒哈吉来说，反卡扎菲运动是他圣战的一部分，他和他的战士与“民主”毫无关系，只服从伊斯兰律法。
　　此外，在卡扎菲时代，贝勒哈吉和遇刺身亡的尤尼斯就是对头，当时尤尼斯还是卡扎菲的军官。
　　有人担忧，以后的利比亚会出现“多头怪”式混战：卡扎菲的人对抗北约支持的新政府，原教旨主义发起对北约的圣战，卡扎菲和教派对抗等。
　　不过诸多学者都表示，利比亚未来的走向问题，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国内问题，如同这场内战的战局转折一样，外部的力量最终会起关键作用。
　　“伊斯兰政治组织，例如穆斯林兄弟会，现在是并且将来也会是利比亚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在利比亚的未来政治中他们将会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伊斯兰主义者在政治方面将会如何表现，将取决于西方国家对他们支持或者反对的程度。反之，对于那些亲西方的团体，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即使他们缺乏底层民意基础。”Nazir分析。
　　Brecher则认为：“利比亚同时存在着穆斯林兄弟会和一些更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团体，他们极有可能在新利比亚的政治体系发挥作用。至于他们是否会成为主导型力量，现在还无法给出答案。如何去治理一个在42年里被卡扎菲的‘绿皮书’和‘兄弟政治’统治的国家，主要是依靠新政权锤炼那些非原教旨主义团体的能力。”
　　
　　危机与希望并存
　　
　　尽管新利比亚的前景面临诸多困难，推翻卡扎菲后人民自发的喜悦也让人无法放弃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新利比亚国家队刚刚进行了一场国际比赛，他们在非洲杯的预选赛中1：0击败了莫桑比克队。
　　这个胜利引发了全国狂欢，利比亚民众就像赢得了世界杯一样激动，球员也不断亲吻自己的新国旗。早在内战开始之初，利比亚国家队的大部分球员就脱离了卡扎菲阵营。
　　“我们中间有人来自米苏拉塔、的黎波里和班加西，我们之间没有区别。2月17日之后，利比亚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从东到西。”利比亚球星AhmedSaad在赛后表示。
　　同样，英国《卫报》记者在利比亚发现，尽管利比亚有着松散的地方主义，但是他们更加讨厌独裁。这里反映了一个政治学中的矛盾体现象。即地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会阻碍现代国家也会成为反对独裁的武器，可以说利比亚的这种特性让这个国家的未来威胁和希望并存。
　　“以宪法、议会、政党和选举为标志的民主体制是利比亚战后政治制度的大方向。”廉超群表示乐观，”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这是利比亚反对派夺取政权并获得世界国家承认的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其次利比亚反对派是在北约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下实现政权颠覆的，北约国家对利比亚的将来的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影响力。最后利比亚反对派构成成分复杂，缺乏能独当一面的核心人物与核心小团体，实行独裁的现实可能性很小。”
　　Brecher也表示同样的信心：“阿拉伯震荡主要发生在邻国突尼斯和埃及，其产生了一种‘民主精神’，民众大规模参与。这种‘溢出效应’在利比亚青年之间也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些青年会继续在将来的新宪法中要求民主实践，这条通往民主的道路注定是崎岖的，但前景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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