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证券人回首深交所最初岁月】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80年代末期，因交通便利而频繁进出香港的深圳人，除了采购花花绿绿的内地紧俏生活物品，开始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那里发达的资本市场上。透过证券交易所每天红绿变幻的盘面，香港人通过股市筹集了大量资金，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而对政府而言，内地很多在过去计划经济制度下需要操心的事情，在规范的资本市场里有序地解决了。
　　1989年11月，深圳市政府作出了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决定。迈出这一步，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王健、禹国刚先后被深圳市政府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两位中国第一代证券人回首了深交所最初岁月――
　　
　　深交所初创
　　禹国刚：
　　深圳证券市场的起步最早应追溯到1986年。当时一些企业为了摆脱经营中的困境，在市政府的指导下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最早的证券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世纪星源的前身)等也陆续发行了股票并上柜交易。“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
　　1988年5月，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提出，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11月，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设专家小组和顾问小组。我担任了专家小组的组长。顾问小组主要由香港新鸿基有限公司的专业人士组成。新鸿基当时在香港是著名的证券公司，拥有很多专业人士。但另一方面，推进股份制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因为社会上还在激烈地争论所有制姓“社”姓“资”的问题。有人甚至打电话到市政府质问：“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市场?”我记得当时还专门写过一个关于“什么是资本市场”的简介材料，市政府也搞过四期“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
　　为了避开当时的很多矛盾，后来有人提出，干脆用“证券市场”代替“资本市场”的提法。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了――尽管“证券市场”比“资本市场”的内涵缩小了很多。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深圳，股票已进入供不应求阶段。许多人白天在证券营业部买不到，晚上就在荔枝公园北面园岭小区的特区证券部周围自发形成一个黑市――月光下一边是股票交易，一边是政府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告诫人们“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
　　为了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管理，市政府催促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加快工作进度。于是我们在香港新鸿基证券专业人士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批研究生，专门翻译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包括《证券法》、《公司法》、《投资者保护条例》等，并草拟了特区证券市场的一些法规草案。1989年9月，我们向市政府递交了《关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两个月后，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张鸿义副市长让我去找王健一起筹备。王健的职务是深圳发展银行主持全面工作的副行长。我连着跑了三次，王健还是不同意。最后我说：“你不同意跟市长说去。”我们就一起到了张鸿义的办公室。
　　王健：
　　当时我不想去办什么交易所，因为对于证券市场还没有什么认识。副市长张鸿义就先说“软话”，又来硬的：“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最终我是“被逼上任”的。
　　最初交易所筹备组的主要人员就是我和禹国刚。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提供了20万元的无息贷款。后来我们找到了深圳物业集团，他们说在国贸大厦还有几间仓库可以腾出来无偿给我们使用，条件是帮助他们“上市”。我说“行”，就这样，花了一万多块钱简单装修了一下，筹备组就搬进去了。
　　到1990年的五六月间，交易所已经筹备得七七八八，而这时上海刚刚开始筹备。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黄菊还带队来深圳与我们筹备组交流，我们把自己做好的一本“蓝皮书”送给了上海客人。这本“蓝皮书”是我们筹备组做出的交易所管理法规、交易规则等文件，非常厚的一本。
　　到这一年的9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市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报告，而我们深圳市的报告却迟迟没有得到批准。
　　我们一直向市里汇报交易所的筹备情况，表示“随时可以开张”，但市里有的部门却开始打退堂鼓。后来我们也明白了，他们就是不希望让深交所开在上交所前面，不然出了事就麻烦了。想来想去，我们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李灏。
　　1990年11月22日，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义、副市长张鸿义等领导到交易所视察筹备情况。李灏一进门就问：“准备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我和禹国刚都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明天就开业。”视察完了，李灏决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的最后日期定在12月1日。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次响起了开市的锣声，当天就成交了8000股安达股票。但直到这时候，深交所仍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准。市委书记李灏为此动身北上，争取有关部门的批准。
　　实际上，关于到底办不办深交所这个问题，原电子工业部部长周建南起了很大作用。1990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趁在深圳参加特区建立10周年的庆典之机，约刘鸿儒谈过建立股市的问题；回北京以后，他还专门请周建南到深圳进行调研。周建南在深圳进行了几个月的认真、全面的研究，最终向中央建议应该建立深交所。此后，江泽民同志作出指示，同意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圳和上海两个城市。
　　来自北京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的几位专家在我们交易所的筹建上也帮了很大忙。那时候我们没钱，他们就自费来深圳帮着研究交易规则和有关法规，连办公桌都没有，天天趴在茶几上写。
　　
　　
　　市政府“救市”
　　王健：
　　在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张前，深圳的证券交易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投资者争相入市，抢购股票，深发展的股价从交易柜台上的16元炒到了黑市上的120元。
　　在交易所开张的同时，市政府发布了取缔黑市交易的通告，同时决定调整涨停板的幅度，股价的升幅由原来的每天1％改为0.5％；买入方还需缴纳印花税。这些举措鲜明地反映了深圳市政府取缔黑市、稳定市场的决心，带来的后果却是长达10个月的股市暴跌。
　　当时市场上的小道消息也非常多，什么“马上征收差价税”、“中央要深圳停市整顿”等等。虽然政府一直否认传闻，《深圳特区报》还刊出了“90年代第一春，深圳股市有牛气”这样的文章，但进入1991年以后，股市还是跌个不停。1991年4月22日这一天，深交所没有一笔买单，全部是卖单，因此当天的记录为“零成交”。
　　到了7月，我们再也忍不下去了，开始商量如何救市。在得到张鸿义副市长的同意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7月10日星期三，深圳市各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一起召开了第一次“救市”会议。会上有人反对救市，说“让市场决定”这类话，但我不赞成，非常激动，一下子就发了心脏病，结果住进了医院。
　　禹国刚：
　　王健住院以后，股市还在跌，深发展已经跌到了十六七块。我这个时候肩上的担子很重，一天去两趟医院，与王健商量救市的具体安排。
　　8月19日、21日、23日、25日，副市长张鸿义先后四次召集深圳的一些企业老总开会，希望他们能够参与“救市”，但没有一位响应。
　　9月2日，市政府召开了最后一次“救市”会议。市长郑良才亲自出席，但局面还是没有好转。最后市里终于同意拿出2个亿救市，资金来源主要是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市国投等单位，再加上深圳市的证券市场调节基金。这个调节基金由各证券交易部门收存的股东保证金的利息、证券交易市场征收的印花税构成，成立于1991年。深圳市曾在1991年1月1日颁布过《深圳市证券市场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但是调节基金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当时深圳市场的总市值大约为50个亿，2亿元的救市资金如果操作不好，只会打了水漂。我和王健商量采取“稳住龙头股，稳住大盘”的总方针，由深圳市财政局副局长、证券市场调节基金负责人金明和我担任现场总指挥；具体操作细节高度保密，只有我、金明知道详情。9月初，我们悄然入市，每天吃进5000股深发展，让这只龙头股的价位稳定在13.70元。当时我们认为，只要深发展不再跌，股市虽然不会迅速反弹，但是会稳定股民的投资心态。虽然早在8月，市场上已经有了“政府要救市”的传言，但是炒股高手分析的结果是，救市者的底线是15元，因此深发展一跌破15元，市场就一片跌声。不过我们当时也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不断在低位吸货，2亿元的救市资金一直活跃在市场上。我们深知这次救市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能急，谁的耐性好，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挽救市场的信心，我还两次到市广播电台作公开演讲。这时，深发展的股价已经逐渐被我们托上来了，到9月29日，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深发展的股价已经达到了14.95元。
　　10月3日深市复市，休息了三个交易日的股民们好像忽然间醒悟过来了，全部要买深发展，当天深发展就冲到了16.10元；随后几天继续直线上升，到10月10日，深发展的股价已经26元了。
　　深圳市国投和调节基金通过20多天的操作，一下子赚了几千万。
　　(摘自《财经》2000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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