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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是欧亚大陆腹地,也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这三大世界宗教交汇和碰撞的前沿,还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和现代丝绸之路--欧亚第二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中东、南亚、高加索地区及我国西部等周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基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五国,曾在一个国家内共同生活了70年,彼此之间的关系至今仍"割不断、理还乱",它们在独立后的相互边界几乎形同虚设。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缘条件,使中亚极端势力能把宗教、民族、地缘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并使其功能发挥到极至。
　　
　　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中亚极端势力之所以能利用宗教旗号,是因为该地区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地区,既受中东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又有伊斯兰在中亚地区"本土化"的特点,尤其是苏联解体前后当局宗教政策的变动为极端势力提供的时机和土壤。
　　伊斯兰教虽已在中亚传播一千多年,但真正扎根于此,要归因于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活动。苏菲派以其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强烈吸引着社会各阶层的穆斯林,派内组织严密,教阶等级森严,极难为世俗政府所控制。在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地下宗教活动始终存在,它们的头目绝大多数属于苏菲派。20世纪90年代中亚国家独立之初,都把复兴伊斯兰教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精神保障,苏联时期那些官方的神职人员在虔诚的穆斯林心目中早已威信扫地,潜身地下的思想极端的苏菲派头目应运而出,成为宗教界的头面人物。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并不平衡,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程度也有较大差别。由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的时间有先有后以及受当地居民习性的影响,伊斯兰宗教氛围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及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南部地区较浓,教徒对真主也很虔诚。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北部长期以游牧为生的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很小,基本上没有几所清真寺,人们也不大重视伊斯兰教礼仪,妇女更无戴面纱的习惯,饮酒在这些地区也较普遍,因此被传统神职人员批评为穆斯林的"坏孩子"。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活跃程度正与伊斯兰教的影响程度相符,宗教意识越是接近狂热,就越容易受到以"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为目标的极端分子的煽动和利诱。
　　主张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盛行。费尔干纳谷地在历史上就是中亚伊斯兰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在苏联解体前后,该谷地的清真寺数量增加了20多倍,到清真寺和经文学校学习《古兰经》的人数更是多得难以数计,而且大部分私立宗教学校都有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宗教团体的资助。但费尔干纳谷地更主要的特色却在于,这里是中亚瓦哈比派的发祥地。瓦哈比派是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上发生的近代史上首次规模较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后来这一教派的教义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国教。瓦哈比主义本来是宗教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与极端政治性的恐怖原教旨主义有区别,它提倡正本清源、返朴归真。但在传入中亚后,与整体伊斯兰教一样,也出现了"本土化"的变化,成为当地极端势力手中的一面旗帜。
　　伊斯兰教在中亚近百年来基本处于被压抑的地位,长期形成了官方伊斯兰与民间伊斯兰并存和平行发展的畸形状态,尤其是在苏联时期,这种特色更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实行"新思维"、"公开化"以后,一反过去把整个宗教界看做是"剥削制度的帮凶"、把宗教看成是敌视劳动群众利益的反动的意识形态的做法,使一些宗教报刊,如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真理》,在"公开性"自由化的口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伊斯兰教领袖和思想家的作品和言论集,对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出现伊斯兰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亚国家独立后,各国领导人都或多或少地对伊斯兰教表现出一定民族感情。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宗教现已成为社会生活精神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人类一些共同理想作为其人道主义教义的基础"。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承认,"宗教是人类的可靠伴侣,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通过伊斯兰教--我们祖辈的宗教的例子,我们有理由确信这一点"。正因如此,中亚国家出现兴建清真寺的高潮,国际伊斯兰激进势力也借机进入中亚传播极端宗教思想。于是,长期受遏制的宗教意识大幅度反弹,一些激进分子建立了具有极端政治意识的宗教政党,成为中亚极端势力滋生与生存的土壤。
　　
　　单一的"民族认同"
　　
　　中亚是人类最古老的居住区之一。随着历史上一次次的民族迁徙和外部势力入侵,中亚逐步发展成为多民族共居区,在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和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等六个民族占全区总人口的84%。俄罗斯族是19世纪中叶进入中亚的最大外来民族。到苏联解体时,在中亚俄罗斯人已近1000万,占全区总人口的20%。由于中亚国家民族构成多样,相互关系复杂,族际矛盾突出,由此衍生的问题错综交织。这些都使极端势力能有机会和条件在为本民族或部族谋利益的口号下从事恐怖破坏活动,并在民众中获得相当的社会基础。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有:
　　人为区分民族并建立民族国家,为当前中亚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埋下了祸根。1924年,苏联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民族区分,但在当时及后来的局部调整时考虑的原则不仅是人文因素,经济生产地域和"分而治之"政策也是重要因素。这种人为划分的国界把某些民族聚居区一分为二甚至更多,有些地段与历史传统归属不符,造成五国相互之间均存在跨国民族,对某些边界地段走向和邻国境内某些民族聚居区归属问题争执不休。此外,邻国主体民族在一国的聚居区大多集中在边境地带,为区域民族分立或分离活动造成一定的便利条件。这些地区目前都是中亚极端势力异常活跃的重灾区。
　　在多民族地区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成为诱发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间矛盾的一大根源。中亚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从民族数量上看,多者130个左右(哈131个,乌129个),少者也80多个(吉)。但是,中亚五国独立后所通过的新宪法无一例外地都把国体规定为单一的主体民族国家,赋予主体民族以特殊地位和权益,并把主体民族语言法定为国语,诱发了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各主体民族内部历史上形成的利益集团争斗,也使极端势力有机可乘。这种斗争基本上分为以下几种:(1)地区集团冲突。中亚各国主体民族因居住地区不同而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出现差异并形成地区利益集团,使主体民族内部在一系列大政方针上产生分歧和冲突。(2)部族集团矛盾。中亚主体民族是在众多部族或部落长期相互交融的进程中产生的,多数民族至今仍存在有较大差异的部族,并按血亲远近分成若干部族集团。这些部族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在政权机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是各部族比较关注的问题。例如,哈萨克族分为大、中、小三帐,各帐都有代表人物在政府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哈独立初期,大、中两帐曾指责小帐代表纳扎尔巴耶夫(哈现任总统)制定的方针政策未顾及它们的利益。哈族人对领导人部族出身不感兴趣的只占30%,有13%的人强烈要求本部族代表执掌大权,有19%的女性表示如果她成为领导人,将把自己的亲属安置在身边。(3)宗教引起的矛盾。中亚是多宗教地区,但占优势的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佛教、犹太教等教徒时常发生利益冲突。同时,伊斯兰教本身派中有派,关系非常复杂。中亚的伊斯兰教多属逊尼派,中亚逊尼派穆斯林分为若干支派,有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有近30个派别、乌兹别克斯坦有15个派别,各派对教规、教义等在理解和态度上的差异,使信仰同一宗教的主体民族内部出现分歧,成为族内冲突的导火索。
　　
　　地缘环境的独特景观
　　
　　从周边地区的地缘因素看:中亚五国的南部与长期战乱不止的阿富汗接壤,共同边界达2300多公里(塔吉克斯坦1206公里、乌兹别克斯坦160公里、土库曼斯坦984公里)。在这条漫长的边界上,三国主体民族均跨界而居,塔吉克族还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30%),构成目前反塔利班北方联盟的主体。而阿富汗从1979年"抗苏圣战"起就是国际"圣战主义分子"的云集之地。苏联撤军后,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即协同各"圣战"力量打内战。后来又大多集中在本?拉登麾下,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核心组织。西南和西部与伊朗、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俄罗斯的多事之地北高加索地区相邻。东部与我国以穆斯林居多的新疆地区交界,彼此有近10个宗教相同、传统相近、语言相通的跨界民族。
　　从中亚内部地缘因素看来:中亚五国长期处于同一个人文地带,且在同一个国家--苏联框架内共同生活了近70年,各国居民相互迁居及各族男女通婚现象普遍,形成了大量跨界而居的民族群体。人为划界造成的跨界群体多相对集中居住,且邻近相应的主体民族国家,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人文格局,使这些民族在居住国的地位和社会活动带有相应主体民族国家的背景。因此,民族间矛盾必会掺入国家间关系的因素,而国家间关系也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同时,五国之间都是陆地边界,彼此没有自然屏障,尤其是在费尔干纳谷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相互多有飞地,边界在复杂的地形中犬牙交错地扭结在一起。此外,中亚国家独立后,大多缺少足够的军警力量有效控制本国边界,有的对外边界仍由俄罗斯边防军警卫。这种边界模糊不清、防卫不严、民族跨界居住的现象,成了中亚内部地缘环境的独特景观。
　　中亚内外地缘环境的特殊性使极端势力如鱼得水。首先,极端势力能方便地在更广的范围内筹集资金。如:"乌伊运"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自筹资金,二是外来资助。自筹部分主要是经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欧洲这条"跨国犯罪走廊"通过走私毒品和枪支弹药所得。哈萨克斯坦政府官员称,盘踞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乌伊运"分子控制着从阿富汗进入中亚的毒品的70%,巴特肯地区从1998年起就已经成为从塔吉克斯坦运输毒品的中转基地。俄罗斯内务部长说,"乌伊运"多年来一直与车臣非法武装合作贩运毒品。他们把非法走私所得通过自己设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公司"洗钱"。外来资助主要有:一是出身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族人(在沙特阿拉伯有70万人,在阿富汗约200万人)的捐赠;二是其他伊斯兰国家宗教政党和组织的赞助。从1996年开始,"乌伊运"先后接受拉登"世界圣战基金会"、国际伊斯兰组织等国际极端势力的资助达数百万美元。
　　其次,极端势力可轻易地越境作乱。中亚极端势力从形成始,在本国遭到镇压时就进入邻国,甚至进入与地区相邻的阿富汗、车臣等地,有的还碾转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或是在那里休养生息、积聚力量;或是与当地极端组织并肩作战,在实战中发展壮大;或是以那里为根据地,不时向本国当局出击。地区反恐怖合作机制难以伤其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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