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组织的目的是什么 “东突”：分裂是目的恐怖是手段

　　 　　３０年代：战乱中趁势而起 　　20世纪30年代初，甘肃军阀马仲英入犯新疆，战乱使新疆社会经济遭受到剧烈冲击和破坏。各类社会民族矛盾激化，人民纷纷举起反抗义旗。1933年初，暴动扩大到南疆。
　　起义暴动一开始，一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秘密分裂政党组织即插手其间，利用战乱，篡夺起义暴动的领导权，将起义导入了一场分裂运动。其中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30年代初在和田建立、以穆罕默德?伊敏（又译为买买提?依明）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活动在喀什的“青年喀什噶尔党”。如果说“青年喀什噶尔党”具有严重的分裂倾向，那么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便是地道的分裂政党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坚决反共、反东干（指回族）和反汉，进而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
　　1933年11月12日晚，“民族革命委员会”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加尼亚孜被邀请出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任总理，穆罕默德?伊敏与其两个弟弟分别控制着和田、莎车、英吉沙三处要地，成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中最富有、最有影响的人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以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他们还在喀什与和田发行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银行钞票，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等各种分裂宣传刊物。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法，设立宗教法庭，滥施肉刑，残害人民，清真寺的墙上钉着被砍下的手、脚，街头不按教规戴面纱的妇女竟遭枪杀。战乱使南疆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人民对分裂政权重新思考和认识，厌战情绪日盛一日，逃离和反抗事件不断发生。众叛亲离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两次出兵支持“剿匪”总指挥盛世才的省政府军，击溃了其对手张培元、马仲英在北疆的势力。随后，苏联支持盛世才统一新疆的行动在南疆展开。沙比提大毛拉等分裂首恶与退败喀什的和加尼亚孜等仓惶出逃，和加尼亚孜向东逃往中苏边界的伊尔克什塘，并与苏方代表举行了谈判。在苏方的协调下，和加尼亚孜同意解散分裂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归服新疆地方政府，并出任新疆省副省长。与此同时，和加尼亚孜致函沙比提大毛拉，通知“总理”解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沙比提大毛拉在英吉沙拒绝“总统”下达的解散令，并宣布和加尼亚孜为叛徒。之后，沙比提大毛拉前往莎车，与“和田伊斯兰政府”头目穆罕默德?伊敏磋商对策，企图作最后的挣扎。4月中旬，和加尼亚孜统兵进占莎车，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一小撮分裂分子带着几驮黄金，挟持3000余民众，出逃英印克什米尔，并在当地成立所谓“同乡会”，收罗新疆外流难民，继续从事分裂活动。
　　
　　４０年代：借反盛世才建政权
　　盛世才执政后期，新疆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此伏彼起。
　　1942年盛世才走上反苏反共之路，因此苏联中断了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撤回了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军队。与此同时，开始支持和组织反对盛世才统治的武装起义。
　　如同10年前南疆起义暴动前夕的局势一样，一度蛰伏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潮乘混乱之机有所抬头，并试图再度误导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武装斗争。这里需要提及的是1944年4月9日在伊宁建立的秘密组织：“伊宁解放组织”。该组织领导成员情况复杂，商人、牧主、地主占绝大多数。宗教人士艾拉汗?吐烈等利用宗教仪式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既有反对盛世才、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宣传，又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民族分裂主义内容的蛊惑宣传。他们把盛世才、国民党反动派和少数民族封建势力对新疆各族人民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苦难，统统说成是“异教徒”的“汉人统治”所造成的，进而号召反汉排汉，鼓吹进行“圣战”，鼓吹独立、分裂。
　　起义的爆发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推动和促成的。从内部讲，起义和暴动是对军阀盛世才残酷剥削压迫的正义反抗，这种斗争，大多是自发和分散的；从外部讲，苏联一直在沿边城镇中进行着政治宣传和组织准备。由此预示着将爆发的武装起义是一次规模宏大、有组织的突发性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已被以艾拉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所掌握的事实，使这一起义尚未爆发，即呈现出背景复杂的情势。
　　1944年9月，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三区革命”和1945年的伊宁起义都掺杂着非常复杂的因素。1945年11月，“伊宁解放组织”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艾拉汗?吐烈被封为政府主席。在成立大会上，他们煽动群众不断高呼“打倒黑暗专制的汉人政权”、“东突厥斯坦万岁”、“艾拉汗?吐烈万岁”等口号，四处悬挂绿底星月旗。在宗教狂热和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游击队中极少数反动分子、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及一些受蒙敝的群众大肆反汉排汉，屠杀战俘、杀害汉族平民、抢劫财物、污辱妇女事件不时发生。其后临时政府实行民族隔离式的强制迁徙汉人、没收汉族土地的政策。原本轰轰烈烈的各族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形势终于被导入歧途。
　　“东突厥斯坦”本来是针对19世纪俄属“西突厥斯坦”而言的一个地理名称，但自从1933年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南疆建立的短命分裂政权采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名称之后，这一地理名称被人为地赋与了政治意义。此次“伊宁解放组织”重新搬出这一名称，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秘密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苏联方面提出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中国外蒙古“独立”现状，对此，美国予以了支持。在美苏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了苏联的这一要求。苏联政府则保证中国对新疆的领土及行政主权，并对“新疆叛乱”不再作任何支援。
　　苏联在维护民国政府在新疆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放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而促成三区方面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和平谈判的过程，对于三区方面来讲，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统一，取消分裂独立的斗争过程，斗争的成与败，关系到三区革命的前途，关系到未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关系到中国1／6领土的统一。
　　1945年10月12日，三区“临时政府”代表团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勒哈依尔?吐烈一行三人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14日，以张治中为首的中央政府代表团一行自重庆飞抵迪化。谈判是艰难的，统一和分袭的斗争异常激烈。
　　1946年6月6日，和平谈判胜利完成，标志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失去存在的意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动解体，三区政权重新回归为中国新疆省的一个区域性地方政权。在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首的革命派的坚持斗争下，在三区乃至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协调下，经过复杂而艰难的斗争，三区革命运动终于从艾拉汗?吐烈集团的分裂和反汉排汉的方向性错误中解脱出来，实现了自身的又一次革命，重新回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斗争的正确路线上，分裂政权毒瘤被铲除了。只是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三区革命重新汇入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进而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争取新疆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继续奋斗。
　　
　　自五十年代：潜藏的暗流
　　历史的演进依然错综复杂、曲折艰难。残余的分裂思潮和势力很难消弥。
　　新中国建立后，我党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一整套民族政策，赢得了少数民族同志的衷心拥护，我们的民族工作也相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少数民族真正得到解放，翻身作了主人。内地汉族同志大批进入新疆，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但是在民族团结的主流下，潜藏着一股从旧中国延续下来的分裂暗流，“赶走汉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思想，一直阴魂不散。这股暗流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新疆分裂问题反复出现、反分裂斗争时起时伏、近年日趋严峻的症结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50年代和60年代这股潜藏的分裂暗流又分为“亲苏”与“亲西方”两股，前者是三区革命“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延续；后者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残渣余孽。它们有的组织严密、分布广泛，有的有纲领、有口号，在新疆策划和发动多起分裂活动。
　　我党和政府坚决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新疆地区的广大群众与“东突”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50年代，坚决镇压了南疆局部地区的反革命暴乱；1970年破获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并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处理了自治区少数干部的分裂活动。这些斗争使新疆分裂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自此，新疆保持了约10年没有大的分裂活动出现。
　　
　　自八十年代：分袭活动转向暴力恐怖
　　但是，在中亚三股势力和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下，“东突”意识开始抬头和蔓延。首先是南疆局部地区民族关系趋于紧张，宗教感情呈现不正常的狂热，社会不稳定的苗头开始出现。进而在一些城镇，突发的民事纠纷或意外事件，往往易激起偏激的民族、宗教情绪。进入80年代，在分裂分子煽动下，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开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以“反汉、排汉”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为主导的政治性动乱案件不断发生，十年间有七起立案政治事件。
　　进入90年代以来，在境内外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新疆的民族工作呈现出日益严峻的局面。一是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和分裂势力的煽动下，日益增长的极端民族意识和情绪与宗教狂热相结合并趋向政治化，“宗教外衣”和“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成为分裂势力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武器。二是部分地区基层政权程度不同地受到民族分离意识和宗教意识的侵蚀。三是1990年苏联爆发“8?19”事件，有6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于一夜之间解体，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对新疆民族分裂分子产生了巨大的诱导。四是境外分裂组织活动猖狂，加强了对新疆的渗透和策反，西方敌对势力和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势力也加大了对新疆的渗透与宣传。在这种大背景下，分裂势力建立各种组织，并将暴力恐怖犯罪作为主要的手段。
　　1990年4月5日，在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了以则丁?玉素甫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策划的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进入了以反暴力恐怖活动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更加严峻的时期。此后十年间，发生了恐怖活动性质的抢劫案、爆炸案、打砸抢事件、非法游行事件、骚乱事件和系列爆炸案等。随着这一系列震惊全疆的案件发生，“东突”分裂和反对“东突”分裂的斗争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事实证明，当前新疆的一小撮“东突”分裂势力，是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一股邪恶、暴虐的恐怖势力，他们的暴力恐怖罪行证明了他们绝对不是什么“民族”利益、“宗教”利益的代表，更不是什么“人权的卫士”，而是以分裂新疆为目的的国际暴力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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