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叙利亚中国投什么票 安理会这一票，如何投？

　　 　　伊拉克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安理会可被称为围绕这一问题的多边外交舞台。2月24日，美国和英国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认定伊拉克未抓住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给予的最后机会，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因此，两国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性行动。3月7日，提案国又对决议草案做了修改，将伊拉克履行裁军义务的最后时限定为3月17日。3月12日，英国又提交了一份文件，对核查增加了六项要求，并表示愿意再修改案文，将最后时限适当推后。而在3月16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表示，鉴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间在伊拉克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美方认为继续就伊拉克问题进行辩论已没有意义。
　　
　　表决，当场举手
　　
　　安理会有其独特的表决方式。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的决议草案需要15个理事国中九票赞成，并且无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方可视为通过。在安理会的实践中，常任理事国投弃权票不算行使否决权。
　　与当今社会到处都在使用“数码技术”和“数码设备”相比，安理会的表决办法仍是十分原始落后的，即需要各个理事国的大使在现场举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表决的时候，谁都不能含糊。布什于今年3月初就曾发表过谈话，表示美国无论如何都将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目的是逼各方摊牌，看看大家如何站队。
　　安理会主席通常是这样宣布表决程序的：“现在我们对摆放在面前的某某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赞成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弃权的请举手。”安理会的理事国可根据各自政府的立场对决议草案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也可以缺席，不参加表决。理事国可在决议草案表决前或表决后对其投票立场做解释性发言。而通过后的决议便不能再做修正。
　　安理会的理事国投票即便有误也不能再做更正，但可发表声明予以澄清，并要求将其更正立场正式记录在案。由于各国派出的大使都是出色的外交官，因此，迄今尚未发生过举错手的事件。
　　对于其他一些问题，安理会则采取鼓掌或由安理会主席宣布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决议。如对于安理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卸任之际安理会对其功绩的一番赞扬，等等。
　　但在涉及选举秘书长和国际法院法官，以及选举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两个刑庭法官等人事问题上，则必须以秘密投票方式决定。这时，最终投了什么票，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了。
　　
　　磋商，五花八门
　　
　　安理会曾迟迟未能就伊拉克问题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主要原因是磋商这道程序当时还未完成。安理会在通过决议之前通常都需要经过“非正式磋商”这一程序。一般情况下，安理会主席需将磋商的时间安排和议程提前通知各个理事国，并由联合国秘书处将通知提前刊登在每日出版的《联合国日刊》上。如遇紧急情况，则由主席办公室或秘书处工作人员径直打电话，召集全体理事国进行磋商。
　　“非正式磋商”在联合国大楼二层专设的安理会磋商室内进行，须全体理事国参加，非理事国不能与会，也不能旁听。秘书长或其代表可以与会，并向全体理事国通报情况，同时根据理事国的一致要求采取相应的后续报告行动。
　　但也有例外。经全体理事国同意，与安理会审议议题相关的联合国有关机构负责人也可以与会，并在会上通报情况。安理会的这类“非正式磋商”没有发言记录，因此，哪位大使现场情绪激动，说了一些什么过头话，事后是无法查清的。
　　安理会的磋商常常化整为零，将“大集体”分成数个“小集体”，进行各种事前的内部磋商。这些磋商集体可谓五花八门，可粗略地分为五个常任理事国磋商、不结盟小组磋商，其他哪都靠不上的理事国干脆自封为“啥都不属的理事国集团磋商”。此外，还按不同的问题派生出其他“小团体”磋商，如“联络小组驻纽约工作组”磋商、“秘书长关于某个热点问题之友”磋商、“不结盟小组加某某国家”磋商、“对某个战乱国家有影响力的数个邻邦”磋商、“‘咖啡俱乐部’成员（临时凑在一起的国家）”磋商，等等。
　　如自去年9月以来，安理会磋商的重头戏便是伊拉克问题。当时，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包括了一些苛刻的内容，如在伊拉克上空设立禁飞区、在地上设立隔离区、由武装人员监督核查、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措施等。大家围绕着伊拉克问题的决议草案展开了“拉锯战”。见面时，彼此第一句问候语大都是：“对案文有新修改吗？”
　　各个理事国的大使虽然属于不同“山头”的人，但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磋商最终有一个结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漫长的磋商，美国等不得不做出让步，安理会终于在去年11月8日通过了第1441号决议，从而让联合国恢复了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工作。
　　
　　五常，有一间“急诊室”
　　
　　《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赋予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大国的磋商是非同寻常的。
　　五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八九平方米的专门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每逢世界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跟着时代的脉搏，变得频繁无比。这时，磋商室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
　　五常的这种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每国任期三个月。由于安理会的“活儿”常常十万火急，五常经常需要及时进行“短、平、快”的碰头。只要一家有要求，五常磋商便会随时举行。大家一般都会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能够谈出共识，就按此贯彻落实；暂时谈不拢，也不必着急上火，下回再继续“扯淡”好了。
　　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一定共识之后，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考虑到五常的特殊工作需要，联合国后勤处在磋商室内免费提供四五大“扎”冰镇水。有时，一场磋商下来，所有的玻璃杯都见了底，可见讨论之激烈。
　　联合国秘书长在一些问题上，都注意听取某些特定国家的意见和建议。鉴于五常在伊拉克问题上具有特别的作用，五常自然而然就成了秘书长“伊拉克问题之友”。去年以来，五常之间围绕伊拉克问题开展了频繁的“立体式”磋商，首脑之间互打热线电话，外长多次聚会纽约，大使每天见面，专家日夜工作。这些外交活动推进了联合国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进程。
　　
　　文件，蓝黑有别
　　
　　安理会的决议草案通常需由安理会的理事国提出，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则只能通过安理会的理事国提出草案。
　　从决议草案的提出直至表决前，安理会理事国或联合国的会员国都可以参加共同提案。如果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一致同意草案内容，该草案便可成为安理会的主席案文。如果安理会的理事国对决议草案有修正意见，可以在表决前一刻的任何时间提出。决议草案通常在表决前24小时用蓝色油墨分别印成阿拉伯、中、英、法、俄、西班牙文本，安理会的行话将之称为“蓝色文件”。有了“蓝色文件”，安理会的理事国便可以要求将其付诸表决。
　　美国、英国于今年2月4日就伊拉克问题散发了一个决议草案，并曾于前一天对其做了修正。这项案文已印成了“蓝色文件”，也就是说，可以随时付诸表决。但这两个国家却未敢贸然行事，主要原因是心中无数。
　　安理会还有一项特别的做法，即需要在24小时前确定表决时间。这是为了让各国都有足够的时间报告、请示。一些国家的大使常年在联合国工作，谙熟联合国这些“游戏规则”，经常在一些问题上“玩”程序。如俄罗斯大使就曾以“蓝色文件”未印出为由，要求将制裁南斯拉夫的决议草案推迟至第二天表决。当然，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经大家同意，当天起草决议草案，当天付诸表决。
　　一项决议草案如果未能获得通过，则变成一纸空文。要是获得通过，则必须用黑色印成正式文本，并注上编号和年代。由于安理会的决议带有强制性质，因此，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全面切实执行，而不能在执行中“偷工减料”。
　　
　　逃票，以示不满
　　
　　在安理会的表决过程中，理事国通常以弃权表示不满或不赞同的立场。但也有一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即以逃票方式表达不满立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下午，安理会紧急讨论朝鲜局势，结果在当时苏联有意或无意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北朝鲜的“武装进攻”是对和平的“破坏”，要求它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将军队撤回到“军事分界线”。这种不参加表决的方式有很大的“好处”：即你不知道我是哪个态度，但我也表明了我的那个态度！
　　说来有趣，当时将这种规矩学得最快的竟然是中国代表团。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凡事以美苏划线，认为联合国安理会部署的维和行动是美苏争霸行径，不能支持，但也不便弃权。因此，每当安理会就维和行动进行表决时，我国代表团都会奉示不参加投票。结果，每次投票结束后，都有许多理事国的大使前来打探我国究竟持什么态度。自80年代后期起，我国调整了立场。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内的投票态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代表团与时俱进，根据是非曲直决定投票立场，积极发挥了一个常任理事国的作用。
　　1999年底，在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一次投票中，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法国大使为了表示对美国等提案国的不满，在安理会的表决时也来了一个不参加投票。事后，法国人还对外大谈感想，认为大使“逃票”与学生“逃学”不一样，前者是一种真正的外交艺术！
　　
　　否决，大国特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法、俄、英、美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要其中一个行使否决权，便可阻止安理会通过任何提案。
　　否决权是与联合国相生相伴的，只赋予五个常任理事国。当年确立这种做法，主要是重视大国一致原则，旨在防止安理会采取轻率行动，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纯洁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因在意识形态和战略考虑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看法相左，在安理会内相互掣肘，动辄便相互使用否决权。“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彼此已结成了“伙伴关系”，相互合作意识加强，在使用否决权时也较前谨慎了许多。但在安理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时，有些常任理事国在权衡利弊后，也会毫不手软地再次使用否决权。据不完全统计，至2002年底，俄罗斯（含前苏联）共使用了119次否决权，美国次之，共88次，英国和法国分别为31次和18次。我国使用得最少，仅有5次。
　　近年来，联合国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广大中、小会员国要求限制或取消否决权的呼声也随之增大。每年审议安理会年度工作报告或联大改革议题时，否决权这项议题是最热闹的“节目”。会上，会员国有谩骂搅局的，有挖苦挑剔的，有沉默反思的。但联合国的实践表明，否决权依然有其现实意义。滥用否决权是不得人心的，但取消否决权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目前伊拉克战争已打响，纷飞的战火中人们不禁要思考联合国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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