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中国银发时代 中国快速步入“银发”时代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历史上所面对的都是人口过多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人口老龄化危机正在中国静悄悄地迅速蔓延。２００３年，中国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到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１／４。对于老龄化浪潮的加速到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老龄化：人口转变的“债务”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中国将开始为提前享受的“红利”偿还“债务”。中国在收获人口转变“红利”的同时，准备好了应对人口转变的不利后果――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了吗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曾经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在短短２０多年的时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多年低于１％。与此相对应，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１９５０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２２％，到现在已降至２１％左右。中国人口增长占世界人口增长总量的比例已由１９８０年后期的１９．３％下降到目前的１５％左右。
　　
　　抚养比下降：人口转变的“红利”
　　中国人口快速转变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这样一种有利的人口环境：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实施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快速上升，抚养比例（０～１５岁的孩子和６５岁的以上的老人占１６～６４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进入最丰富的时期。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起飞无一不对应着一个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的人口结构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负担较轻，同时还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社会需求，这样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就类似于一种“红利”。如果把抚养比的下降看成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样算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享受了２０多年的人口“红利”。但不幸的是，人口“红利”时期似乎很快就要结束。据预测，总抚养比会在２０１３年时达到其最低点，然后开始上升，并且这种上升的趋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加速趋势。２０１３的总抚养比为３８．７７％，这意味着近三个劳动力人口抚养一个人，这一年将是中国历史上劳动力负担最轻的一年。因此，从现在开始的今后十年，是中国劳动力存量最丰富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最为有利的时期。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中国将开始为提前享受的“红利”偿还“债务”。
　　
　　为人口“红利”偿还“债务”
　　如果说人口转变的“红利”主要来自于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上，那么其“债务”则来自于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上。同样是被抚养人口，少儿和老人具有非常不同的经济学含义。从生命周期来看，孩子正处于生命周期的开始，抚养孩子的成本不仅对于家庭而且对于社会来说都近似于一种“投资”，而老年人则处于生命周期的结束，抚养老人的成本完全是一种成本，是一种“净”消耗，这些成本或者负担永远也不可能再被收回来。因此，抚养孩子和抚养老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
　　从抚养者的角度来看，孩子主要由家庭抚养，老年人则不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受到削弱，社会化养老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抚养老年人将成为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其成本必须由社会所集中承担。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加大社会负担，极大地削弱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并对社会的保障体系提出严峻的挑战。
　　中国在收获人口转变“红利”的同时，准备好了应对人口转变的不利后果――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了吗？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历史上所面对的都是人口过多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和老龄化程度的加速，中国会在有朝一日出现劳动力短缺吗？换句话说，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
　　
　　“未富先老”的挑战
　　
　　其他国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
　　如果我们无法在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建立起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那么，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到来就意味着老龄化的危机。
　　
　　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１９５３年为４．４％，１９６４年为３．６％，１９８２年为４．９％，１９９０年为５．６％，２０００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接近７．０％，２００２年底则为８．２％。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预计到２０１７年，中国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１０％。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来看，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但老龄化的速度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最快的，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国际上一般认为，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７％就步入了所谓的老龄化社会或者说老年型国家，达到１４％以上则称为老龄社会和老年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一般以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７％增长到１４％所用的时间来表示。以此测算，英国花了４５年，瑞士５０年，美国６５年，法国１１５年。作为后起发达国家的日本，在１９７０年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７％，其老年人口比例从７％增加到１４％仅用了２４年左右的时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从老龄化的速度来看，中国和日本不相上下。例如，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从７％上升到１０％，日本用１５年的时间，中国要用１６年的时间；从１０％上升到１４％，日本用９年的时间，而中国要用大约１１年的时间。中国不仅有着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而且还有着世界上其他任何老龄化国家所没有的特点。一是中国老龄人口的规模庞大。例如，日本老龄化比例达到７％时，老年人口规模只有７００万左右，老龄化比例达到１４％时，老年人口规模也只有１８００万左右。而中国目前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就已经超过了９０００万，２０１５年前后这一数字将超过１．３亿，届时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日本总人口数。二是中国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实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例如，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在老龄化比例达到７％、１０％和１４％时的人均ＧＤＰ为分别为１９６７美元、１１３３５美元和３８５５５美元?穴ＩＭＦ?熏２００３?雪。而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７％的２０００年，人均ＧＤＰ只有８５０美元；预计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会在２０２０年左右超过１０％，届时中国的人均ＧＤＰ预计也只能达到３０００美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在一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而不得不提前面对一个相对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挑战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不断弱化。人口的快速转变使得家庭结构和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１９５３年平均家庭规模为４．３３人，１９６４年为４．４３人，１９８２年为４．４１人，１９９０年为３．９６人和２０００年为３．４４人。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家庭的平均规模经历了一个剧烈的下降，在近２０年的时间内家庭平均规模减少了一个人左右。同时，家庭结构也出现了核心化的趋势。在城市地区，家庭结构越来越趋于小型化和简单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城镇地区普遍流行“４－２－１”（四个老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的家庭结构，当独生子女长大婚嫁之后，不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方式，届时只会出现夫妻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空巢家庭等，而不会再出现联合型的大家庭。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意味着家庭已经不可能同时也越来越难以承担起对养老的职能。
　　然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结构导致城乡养老体系存在巨大差别。城镇老年人口主要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而农村老年人口以家庭供养为主，社会供养为辅。但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对老年社会保障的需求都将不断地扩大，城乡分割的养老体系将无法满足这一日益扩大的需求状况。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陷入贫困。
　　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口老化高峰的至少前２０年～３０年，必须建立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进行足够的资金储备，以应付人口老化的高峰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上世纪６０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将在２０２０年前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届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会突然加速而逐渐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这样算来，我们的准备时间恰好有２０年～３０年时间。如果我们无法在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建立起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那么，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到来就意味着老龄化的危机。
　　
　　养老保险改革踏上不归路
　　
　　中国能否成功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取决于能否对这样两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和健康地增长，二是中国能否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在中国城市，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过渡的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养老是企业的责任，企业职工实行的是单一的养老保险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过去单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是目前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世界首创的养老金体制
　　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或层次）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部分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第三部分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
　　在上述三种养老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是作用最大、覆盖最广，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形式。从筹资方式上来看，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类养老保险模式，一类为现收现付制，另一类为完全积累制。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社会统筹意味着养老金的现收现付制，而个人账户实际上是一种积累制的养老金，中国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养老金体制在世界上属于首创。从养老金的筹集模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一制度采用了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１５５０６万人，基金收入３６８０亿元，支出３１１２亿元，累计结余２２０７亿元。
　　
　　将大多数人纳入养老保险体系
　　虽然中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和确保社会的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目前基本养老金的覆盖面还很低，它仅仅覆盖城镇中的部分人，参加养老保险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只有大约６０％左右，农村人口基本上被排斥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根据美国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报告，仅２５％的中国劳动力，包括农村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作为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制度，养老保险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安全。因此，今后的养老保险改革，必须尽可能实现广覆盖，从而让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享受制度的好处。
　　中国能否成功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取决于能否对这样两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和健康地增长，二是中国能否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中国目前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劳动力资源优势是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中国成为ＷＴＯ正式成员后变得更加明显。可以预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有可能会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制造业中心，从而让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物化为产品的形式实现在国际上的“流动”，为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进程也将加快，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制，从而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都得到保障。
　　
　　阅读背景
　　老龄化的中国与世界
　　
　　老龄化不仅是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世界人口变动的趋势。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步入了老年型人口国家的行列。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已经成为三个“老年洲”。１８６５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人口国家。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共有２２个国家或地区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了１５％，除了日本以外，全部为欧洲国家。整体上看，２５年后发达国家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１５％上升到２０％左右。
　　一般来说，在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有着净迁出人口（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容易迁移）的社会?熏老年人口的比例就会较高。瑞士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熏其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最高，达到１８％左右。相反?熏在一个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有着净迁入人口的国家?熏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会较低。例如，非洲拥有世界上最低的老年人口比例?熏仅为３％左右。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尚未完结，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经历比发达国家更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目前全世界大约拥有４亿左右的老年人口，如果这些老年人全部生活在一个国家?熏这会是世界上第三人口大国。老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为７％左右，但这个比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例如，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２３％左右，而生活在这些国家的老年人却占世界老年人口的４５％。中国的人口规模是如此之大，尽管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比例仅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２００３年大约有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９６００万左右，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１／４左右。与中国相比，印度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只占其人口的４％?熏但因为印度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人口规模，其老年人口数量仍然高达３６００万，和美国的老年人口数量相当。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养老在许多发达国家正在成为沉重的负担。目前，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在很大程度上就和日本过重的养老负担有很大关系，养老金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同时，面临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挑战，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废止强制性退休年龄，例如美国国会早在１９７８年就通过立法废止了把６５岁作为强制性的退休年龄，这意味着老年人工作年龄被延长了。应该承认，在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经验，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已经陷入人口老龄化危机之中。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像发达国家那样成功地应对老龄化挑战，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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