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会议【经济外交会议：新中国的第一次】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外交”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表明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从前的大国没有走过的崛起之路，“经济外交”应当是目前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
　　２００４年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１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温家宝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从外交工作的大战略和总方针等方面充分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的新发展。国务院召开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政治收益大于经济利益
　　
　　经济外交并不是中国的发明，也不是中国最近才有的现象。但回顾中国５５年走过的历程，可以明显地发现，今天的中国经济外交与过去相比，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也无论是手段、方法、方式还是资源的种类方面，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５０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外交主要与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既有平等互利的内容，也有中国接受苏联、东欧国家提供大规模优惠贷款和技术、专家、设备的援助。中国向苏联、东欧国家提供了较多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等。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对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帮助中国初步形成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
　　从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对一些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开展经济外交活动，并使它们成为实现新中国外交主要目标的重要手段。当时，中国的政治目标主要有：反对美国和后来的苏联霸权主义，推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帝反霸斗争，致力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国际上争取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苏分裂后苏联、东欧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压力；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争夺谁代表中国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外交活动属于补充的性质，其地位和意义远远不如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外交活动。而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进行的经济外交活动主要是为中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目标。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在政治上就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却没有太大的帮助。通过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中国的声望也逐步提高，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
　　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外交也不是没有问题。如对阿尔巴尼亚提供的经济援助，既无经济收益，政治收益也较小；中国对非洲一些国家的援助，在政治上是很有必要的，但超过了当时国情的承受力。再如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最多时曾占到了中国ＧＤＰ总值的３％～４％，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付出。
　　
　　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的界限缩小
　　
　　１９７８年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目标。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中国的经济外交也开始在总体外交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地位不断上升。
　　在这一时期，中国不仅直接通过经济手段和经济方式来实现中国最主要的国家利益，而且国家的对外政治也成为为经济目标服务的手段，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无论是出访，还是接待外国政要，市场、资源、争取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都成为重要内容。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的界限逐渐模糊并缩小。
　　在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经济手段，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成为中国进行经济外交的重要手段。建立在世界经济市场和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的平等互利并遵守市场规则成为经济外交的主要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成为重点，而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往来虽然也在增加和发展，但在中国经济外交总结构中的比重却在下降。
　　
　　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
　　
　　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现阶段经济外交的主要任务在于寻找一条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道路，重新评估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经过了２０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再一次把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放在一个重要地位上。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考虑并没有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下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后是否会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有担忧；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有受到资源短缺限制的趋势，因此中国必须寻找能够不断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来源地。
　　
　　发展中国家仍是重点
　　
　　经济外交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目标的经济手段，而且也被赋予了和平复兴主要手段的战略意义。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外交”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表明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从前的大国没有走过的崛起之路，“经济外交”应当是目前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而在这些内容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就必须成为重点。
　　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强，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也在增加，这也是中国把发展中国家作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外交重点的原因。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框架协定，提出推动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向老、柬、越三国提供优惠待遇。中国还积极促进“大湄公河流域”等次区域在“共同市场”下的合作。与印度和南亚国家之间也在探讨未来经济关系的模式。２００３年８月，在北京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动议；２００３年澳大利亚总理访华和中国国家主席访澳期间，中澳决定谈判建立更加紧密的、实际上也是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经济关系。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也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２００４年１月，胡锦涛主席对非洲国家的访问，也明显带有经济外交的寓意。
　　中国加强经济外交的战略是以经济发展的实力为依托的。当今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资源和潜力是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形成或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市场，并将进一步运用这张牌实现中国的政治经济目标。它在遏制台独势力发展，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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