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美国因素的全方位影响】 应对美国全方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有“自我纠正”作用； 　　中国有三位外交官为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特别是钱其琛的精辟论断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今年秋天，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彼得森、委员会国际顾问团主席洛克菲勒联名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发来正式邀请信，邀请她出任该委员会国际顾问团顾问。这是这个委员会顾问团第一次邀请中国人参加。
　　袁明教授与本刊交往深厚，她的许多闪光的观点和论述曾发表在《世界知识》上。她虽然一贯行事低调，但还是在年终的繁忙中拨冗接受了我们对她这次出任的采访。
　　记者：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据我们所知，您是第一位进入这个著名机构担任顾问的中国学者。请您介绍一下背景情况好吗？
　　袁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是美国一个历史相对悠久的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机构，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已成立。实际上，要成立这个机构的设想是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１９１９年巴黎和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参加和会的美国外交家、金融家、将军和律师们已预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将越来越大，美国必须对此做好智力准备，以应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大决策的需要。它的总部设在纽约，在华盛顿也有分部。应当说，它是２０世纪中对美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智囊机构。著名的《外交》（“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双月刊（原为季刊）就是它属下的杂志，曾发表过一系列可称作里程碑式的文章。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超党派的色彩很浓，也就是说，共和、民主两党的许多精英人士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的理事会名单中，既有彼得森这样的资深共和党人，也有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著名学者约瑟夫?奈等民主党人。我一直认为，在有关美国的大战略思考上，共和、民主两党的战略精英人士是很注意协调的，也看不出他们有多大的原则分歧。不过，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世界各国的反美主义和反美情绪也在不断高涨。美国的战略人士们是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外交问题成了双方争斗的焦点之一，而在内部，外交关系委员会是在推动和鼓励辩论。这也是它的一个传统。记得华盛顿和平研究所所长所罗门有一次对我讲：“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经常犯错误，但是我们也有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和研究美国这一“自我纠正”机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推动和鼓励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可以说是在这个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这种自我纠正有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得势，不少更为理性和思路开阔的意见被边缘化，这个状况对“自我纠正”机制和传统是很大的挑战。我想，这恐怕也是该机构现在加强其国际顾问团的作用，期望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能借助一些外部力量的原因。但是我也要说，事物的一切变化的根本是来自内部，外力还是有限的。
　　记者：您作为进入这一著名机构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能不能谈谈您的想法和感受。
　　袁明：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都访问过这一坐落在纽约曼哈顿中区的灰色砖楼，有的中国学者还参与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有关研究项目和活动。今天我受邀出任它的国际顾问，可不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表明，中美关系其实是在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美国因素具有全方位的影响。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陪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在１９７８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这里所说的“大局”就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在中央工作会议和随之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讲话中，都涉及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信息是由美国人传递过来的。它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依据，向党的高层干部传达，以说明中央新的政治路线和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
　　自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至今，国际形势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历史性演变中，中国因素逐渐地凸显出来，这首先是中国自身２０多年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带来的。然而，美国因素这一全方位的影响并没有改变。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美国因素的影响也深入了。其实，中美之间近十多年来的交往、磨擦甚至局部的一些争吵，正反映了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
　　我认为，如果历史真正留下什么启示的话，那么目前对中美两国而言，这个大局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９．１１之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对外关系中的第一要务，一切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来进行。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无法突破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思维习惯。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一方面是将美国的影响和势力进一步推进到中亚、中东地区，但另一方面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反美情绪高涨。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大难题。我想，美国要真正理清一些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大思路，恐怕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而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既是一个最大的合作者，又是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如何与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对中国来说也是个难题。具体来说，在当前大家最为关注的台湾问题上，中美能否从地区稳定、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大局着眼，遏制“台独”，已成为一个现实的考验。
　　记者：八年前，《世界知识》的姚东桥主编曾在杂志１９９６年第二期的卷首语中介绍您“对国际问题既有深厚的书本研究，又在与列国国际问题高层交往中获得一种难得的沟通。她的眼光和思想是现实的，她的脚跟稳稳地站在祖国的大地上。”您是如何进行这样一种实践的呢？
　　袁明：我也记得姚主编的这段话，对这样的评价，我很感动。我认为，国际问题研究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问，不能完全从课堂里学来。我也想为更多的年轻人、我的学生们摸索出一条路。在这一方面，我国外交界、学术界的不少前辈们是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榜样的，对他（她）们，我只能说是高山仰止。我还有许多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美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其实也在实践和探索同样的道路。有的非常优秀，理论水平、宏观视野远在我之上。
　　如果要具体一点说对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有很深影响的外交界前辈的话，我想举三位我尊敬的外交家的名字。
　　第一位是已故的章文晋先生。我在上个世纪的８０年代初在美国进修时，他是我国驻美国大使。 他非常重视对美国思想库和学者的工作。而且在回国后，亲自创建并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在１９８６年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关于中美关系史的国际讨论会上，章文晋大使动情地回忆起４０年代末跟随周恩来同志工作和战斗的岁月。尤其是马歇尔调停失败，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时，周恩来同志要助手们保存好所有的档案，并说“总有一天，我们将重新来研究这一段历史。”我想我们和美国同行们在１９８６年的工作是共同努力完成了对这一段历史的升华。
　　第二位是已故的韩叙先生。他是接替章文晋任中国驻美大使的。他同样重视美国的思想库。记得１９８８年我到华盛顿开会，韩叙大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约我到使馆详细了解情况，听得非常认真。１９９１年我在北京组织一次大型国际会议，讨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韩叙大使当时已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他听说之后，亲自调整他在友协的日程，到北京大学的会上来，与与会的美国人士接触并讨论当时处于困难情况下的中美关系。
　　第三位是现在兼任我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钱其琛先生。他开始兼任我们院长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日理万机。但是每年的教师节他都要到院里来，并做一场研究国际问题的报告。前五次报告的全文，已收入到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的《外交十记》里面。今年的报告全文，则已发表在我们学院的刊物《国际政治研究》上。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将钱其琛先生的六次讲话作一个纵览，即可发现，其中的四次讲话重点都是在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即９．１１发生的前一天，钱副总理在他的报告中说：“中美两国存在差异，存在矛盾，但更重要的是存在共同的利益，中国并不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威胁。”而在美国面临的“众多矛盾当中，中美矛盾只是其中的一种。”他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很有针对性的。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０日，钱副总理又一次来北大做了“９．１１之后的美国”的报告。报告中阐述了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即“第一，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础没有变。第二，中美两国各自的基本模式没有变。第三，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不会变。”在报告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在中美关系得到发展和改善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当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我们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我们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我相信，钱副总理的这些大论断，将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
　　记者：您的介绍使我们获益匪浅。你用如此概要的语言介绍三位中国外交官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特别是钱其琛先生的精辟论断至今都能指导我们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我们期待您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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