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能忏悔 德国现任总统是谁

发布时间:2020-03-13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在国际上,特别在亚洲,德国与日本的国际形象已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浪子回头,一个是顽固不化。   眼下,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亚洲国家反对日本“入常”的呼声高涨,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日本没有彻底反省其侵略历史。每当人们说起日本右翼势力回避、掩盖甚至篡改本国侵略历史的时候,几乎都要提及与日本似乎有相同历史,却能彻底反省的德国。在国际上,特别在亚洲,德国与日本的国际形象已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浪子回头,一个是顽固不化。它们“入常”的要求在其周边国家产生的反响也因此截然相反。在欧洲,德国的绝大多数邻国都表示欢迎,而在亚洲,日本的愿望则遭到普遍拒绝。感慨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二战后德国为什么会忏悔,而日本却不会呢?笔者认为,德国之所以与日本不同,能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有以下几个客观的历史、地理、政治与文化原因。
  
  德国是第二次战败
  
  与日本不同,德国二战战败的的确确是德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战败。表面上看,日本与德国都是二战的罪魁祸首与战败国。但是,此“二战”非彼“二战”。从1914年到1945年,德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以失败告终。1918年德国一战战败后,德国右翼势力极为不服,宣称德军的失败是后方的革命造成的。对《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处罚,德国人感到非常愤慨。一战后的德国人只知道自己受到了的不公正待遇,却看不到自己的战争责任与给邻国带来的灾难。举国上下一致要求推翻《凡尔赛和约》,有争议的只是手段与途径问题。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便马上准备一场复仇与扩张战争。二战初期的战果,使得德国民众为之陶醉疯狂。但“好景”不长,他们最终得到的是比一战更惨的败局。历史悠久的德国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的梦想彻底地破产了。如果说,一战以后还有众多的德国人不服的话,那么二战以后,德国人可以说是真正地服输了。除了极少数新老纳粹分子以外,没有人能够否认纳粹德国的战争责任与滔天罪行。
  而对于日本来说,自甲午战争以来,对外战争一直是节节胜利。一战期间,日本属于协约国集团,战争结束时是战胜国。1945年的战败,是日本50年来的第一次大战败。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态度与一战后德国右翼势力甚为相似。他们不能接受本国的战败,不能正视本国的战争责任与罪恶,只感到自己受到了无尽的伤害与不公。不过平心而论,一战后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比二战后日本民众高得多,其右翼势力比当今日本的右翼势力还要强得多,毕竟日本受到了现代战争(包括原子弹)的沉重打击、美军的占领,而且没有得到《凡尔赛和约》式的不公惩罚。
  
  德国是被受害国包围的内陆国家
  
  德国是一个中欧内陆国家。希特勒的复仇与扩张战争几乎殃及了所有周边国家。二战后,德国处于受害国的包围之中。德国要与它们改善关系,都必须以澄清历史问题为前提。换句话说,德国人要么不出门,一出国门就必须面临历史问题。不过,冷战的开始与东西德的分裂,先是大大减轻了德国人的历史负担。东德认为自己继承了德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义传统,因此与纳粹德国的罪恶毫无关系。在此思想意识前提下,东德与苏联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而西德则自视为历史德国的法律继承人,甘愿承担纳粹德国的历史负担。但是,在50与60年代,西德与其他西方国家没有因为历史问题而产生重大矛盾。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胜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培植与团结西德,一起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的掩护下,西德的右翼势力得以安宁地度过50与60年代。但是,当70年代初期西德勃兰特政府开始推行“东方政策”,希望与东欧国家建立和睦友好关系的时候,向东欧国家承认纳粹德国的历史罪责,特别是向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认罪就不可避免了。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不管冷战时期的西德还是1990年以后的统一德国,一直处于周边国家以及北美国家舆论的监督之下,所以德国政治家与德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
  二战后的日本与冷战时期的西德有许多相似之处。朝鲜战争与随后东亚的冷战局面使日本在50与60年代躲过了理应向东亚国家特别是向中国人民认罪的最关键时期;70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也多次就其侵略历史作出道歉的表态。但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社会有着与生俱来的自闭性,政治家与政府的举动更多的是面对本国社会舆论。他们在处理历史问题上,不会像德国政治家与政府那样,充分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反应。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目前在东亚还在继续,覆盖日本的东亚公共舆论也还处在形成阶段。
  
  德国的民主改革更为深刻
  
  严格地讲,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反思,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此以前,西德一直由阿登纳领导的基督联盟主持政府,政治上相当保守,对纳粹历史睁一眼闭一眼。其历史态度与今天的日本颇为相似。从60年代中期开始,西德与西方其他国家一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指德国纳粹历史及其在西德的残余势力。从此以后,联邦德国的政治空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清算纳粹历史的进程在一步步深入。在学生运动的支持下,以勃兰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于1969年上台执政。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一幕,成为战后德国人彻底忏悔纳粹历史的最经典象征。实际上,联邦德国对待纳粹历史的态度还有不少的反复。但勃兰特“一跪泯恩仇”。世界人民对德国人从此刮目相看。勃兰特曾经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所以,对他来说,以德国总理的身份就纳粹历史表示忏悔与谢罪并不难,而记者出身的他,又十分敏锐地选择了下跪这一举世瞩目的象征性行为。
  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位日本首相能够像勃兰特那样,譬如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作出下跪谢罪的举措,那么他的行动会在东亚,特别是中国人民心中引起更为强烈的震撼。但是,日本与德国相比,一边是向受害者纪念碑下跪,一边是参拜加害者灵位,差距实在太大。或许小泉可以说他参拜靖国神社的意图没有有些人解释的那样恶劣,但是他没有像勃兰特那样敏锐地意识到,与语言表达不一样,象征性行为的影响更为强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解释权不在行为人的嘴上,而在观察者的脑中。那么,战后的日本为什么出现不了勃兰特那样的杰出人物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日本社会,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在政治文化方面还没有出现联邦德国那样深刻的民主化进程。在联邦德国,自1949年起,执政党已经出现了多次的更替,曾是反法西斯战士的勃兰特能够出任总理,而60年代学生运动骨干菲舍尔能够出任外长。而在日本,几十年以来主要执政党没有发生更换,右翼势力仍然在左右着政府的决策与行为。
  
  宗教文化的影响是次要的
  
  有论者认为,德国能够忏悔自己的侵略历史,是因为其德国人信奉的基督教的原罪理论能够使他们认罪;而日本的“羞耻”理念却使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责。笔者不完全否定这种解释,但认为这种观点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在一战后不能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责,更不能解释欧美国家几百年以来连续不断的内战与对外侵略战争。应该说,历史、地理、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
  
  日本仍有希望彻底反省
  
  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永远不可能像德国那样彻底忏悔历史,或者只有在经历了再一次战败以后才能做到。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在于力求避免前人与他国所走过的弯路。至于日本地理上的特殊性,随着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一个包围日本的东亚舆论正在形成,日本的孤岛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历史养成的日本孤岛民族性格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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