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杯，和政治的搭车站队_政治站队

　　6月26日,瑞士巴塞尔的圣•雅各布公园球场,随着德国队左后卫拉姆一脚漂亮的抽射,德国队终结了土耳其队在本届欧洲杯的神奇之旅,以3∶2的比分晋级决赛｡一天之后,西班牙队以更加漂亮的3∶0,在大雨中干脆利落地淘汰俄罗斯队,和德国队会师维也纳｡
　　胜者晋级决赛,失意者甚至连三､四名决赛也意兴阑珊｡实际上,依照惯例,欧洲杯不设三､四名比赛,直接把舞台留给两支跻身决赛的传统的“欧洲”强队上演豪门恩怨｡
　　然而,假如土耳其队能够第四次上演绝地反击,假如俄罗斯队在战胜荷兰之后再续写神奇,那么本届欧洲杯的巅峰对决,不仅是黑马的对决,也许还会引发欧洲“疆域”的争论｡不待欧洲杯结束,就已经有人跳出来,要求维护欧洲杯“疆域”的“纯洁性”｡半决赛进行前,奥地利克恩顿州州长约根•海德在接受《米兰体育报》采访时公开表示:“假如土耳其队和俄罗斯队最终杀入决赛,我倒要问问看,这两个国家和欧洲到底有什么关系(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在亚洲,土耳其只有3%的领土在欧洲)?……(假如真的如此)欧洲杯早就结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地利还算半个东道主｡
　　搭错车,站错队,大概是政治上最忌讳却又屡见不鲜的尴尬事;而搭车站队,偏偏又是搞政治缺少不得的｡冷战年代,这个队叫“阵营”;今天,这个队叫“组织”｡很多时候,想成为某个组织中的一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早在1987年,土耳其就申请加入欧盟(当时还叫欧共体);早在1949年,土耳其就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早在二战结束后,土耳其就是北约坚强的前沿阵地,加入北约的时间甚至比德国和西班牙还早;早在本世纪初,土耳其从政治体系到立法体系已经全面向欧洲靠拢……为了融入欧洲,土耳其“差一点连自己的文化都丢掉了”｡然而直到今天,土耳其仍被欧洲人视为“异类”,在申请入(欧)盟的道路上屡遭婉拒｡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是阻止它入盟的天然障碍;宗教信仰的差异,是鼓动欧洲人拒绝它的理由(土居民99%信奉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积怨,必要时也可以旧事重提(东罗马帝国就亡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种种理由,既可以“独立成章”,又能拿出来重新组合｡法国著名学者雅克•勒戈夫就表示,宗教和人权,其实不是阻挠土耳其入盟的关键:“难道欧洲的地理疆界,竟然可以一直延伸到伊朗?……不管土耳其的人权问题和民主化进程是好是差,它都不是一个欧洲国家｡”
　　近代史上,土耳其绝非第一个遭遇如此尴尬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把“脱亚入欧”定为国策,从政治到文化,处处步欧洲后尘｡如此站队的结果是:一方面,欧美惊讶日本经济腾飞的同时,对日本的文化毫无认同｡另一方面,亚洲近邻慑于其“东亚共荣”的野心,视其为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脱亚”既不彻底,“入欧”又仅具皮毛,日本就在这样的激荡下,成为亚洲国家中的异类,走过一条曲折痛苦的发展之路｡日本国内关于“我是谁”的反思,直到1970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自决的时候,仍没有解决｡
　　“我是谁”的诘问,和“搭车站队”互为因果｡有时,这个疑问需要通过“搭车站队”解决;有时,“搭车站队”则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促使某个国家“搭车站队”的原因,可以是谋求经济发展,也可以是寻求政治庇护;“搭车站队”的过程,可以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铁幕”之下,东欧国家纷纷被苏联收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苏联主动进取,西方被动放弃,东欧各国国内政治势力反复较量的结果｡到了柏林墙倒塌,东欧国家纷纷转向西方,亦是多重合力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大势所趋,勉强不得,更强扭不得｡
　　不站队不行,站错队更要命,在围绕“我是谁”这个命题的回答中,真让人进退维谷｡不过我们还是愿意做如此假想:倘若土耳其更多考虑自己还有97%的领土位于亚洲,把政治重心向“东边”转移,局面可能会更舒展｡在当今国际格局下,遵从甚或尊重欧美制订的“游戏规则”,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是不要让这种遵从和尊重,把自己置于“失位”的境地,搞得无论哪个阵营,都把自己视为“异类”,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远”既不能交,“近”则处处遭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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