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美国因素】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感悟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同时,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各种活动也在中美双方展开｡ 　　1978年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次日(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同时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宣布,中美两国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两天后(18日),标志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
　　两国建交后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28日~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使两国关系在正常化后立即获得了强劲的势头,那气势犹如大坝开启了闸门,河水奔腾而下｡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发生,这不是偶然的｡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一环｡
　　
　　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袁明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9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袁明继续写道: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即在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这里所说的“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
　　在那篇文章中,袁明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说:“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她信手举出了一些“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美元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中国民航的波音飞机(当然还有欧洲的空中客车),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不胜枚举”――任何人,只要简单地想一想,就会发现自己生活中,原来竟有那么多的“美国因素”,而且多到简直熟视无睹｡当记者在键盘上敲出这些文字的时候,环顾了一下四周,就发现许多无处不在的“美国因素”:电脑是美国发明的,互联网源自美国,每台电脑里都有一个美国英特尔公司的“奔腾的芯”,操作系统是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美术编辑用的“苹果”电脑,另一位同事带着自己的IBM笔记本电脑……还有同事的摩托罗拉手机､“汤姆和杰瑞”牌手袋(也许是个“山寨版”的)､耐克运动鞋､桌上的空可乐瓶､纸巾盒上的小熊维尼图案,还有上次加班叫外卖剩下的餐巾纸提醒我,那次吃的是肯德基……
　　无法再一一列举｡但是,我们在这里谈的,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美国产品,或与美国有关的产品,让我们把眼光放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事业上｡
　　
　　从一瓶可口可乐开始
　　
　　对于“美国因素”,也许,人们感受到的变化,就是从一瓶可口可乐开始的｡
　　
　　1949年以前,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已经可以见到可口可乐｡那是随着美国大兵､美国军用吉普､好莱坞影片､Life杂志等一齐涌进中国的｡不过,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已经见不到它的身影｡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当时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大兵联系在一起(1995年引进的美国大片《阿甘正传》对越南战场上的可口可乐有专门的渲染),其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
　　尼克松访华的同年,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饭店设立了临时办事处｡1976年的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来到我国驻美联络处的商务处,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并且希望能在中国建立可口可乐的灌装厂｡
　　接待他的就是后来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的佟志广｡佟志广认真思考后告诉对方,现在想进入中国还“为时太早”｡
　　1978年12月17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这一下,水到渠成｡第二天,可口可乐公司即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根据当时的协议,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外贸部长李强批示:“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中美建交三个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进入中国｡之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一批可口可乐产品从香港经广州运到北京｡
　　可乐幸运地成了融入中国公众生活的第一批“美国因素”,其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尽管普通中国人又等了若干年才能在大街上随意喝到可乐｡
　　除了可乐,人们最早接触的美国时尚,恐怕就是牛仔裤｡已经无法考证“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牛仔裤是什么时间传入中国大陆的｡但可以肯定,它们是通过香港进入广东,又从广东流向全国的｡当时求购一条牛仔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以致有人找来工装布,自己制作“山寨版”牛仔裤｡不管怎样,1979年2月邓小平在美国访问时观看一场赛马表演,将骑手送他的一顶牛仔帽戴在头上｡这个举动一定极大鼓舞了追求时尚的中国年轻人,牛仔装迅速风行全国｡80年代初期一度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高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执之外,许多基层官员将牛仔裤､太阳镜､男士长发型等“西方腐朽文化影响”列为扫除对象,但丝毫没有影响年轻人的狂热,几年间,牛仔装迅速超越任何一种服装流行速度席卷整个中华大地｡
　　
　　而对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感受到“美国因素”变化的时间可能更早,也更令人兴奋｡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随即中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留学大潮｡
　　早期的留学生绝大部分是公派,目标主要是美欧日发达国家,专业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1980年之后,允许自费出国留学,大大激发了全社会支持留学教育的积极性,使留学由单纯的教育行为转化成一种社会行为｡美国迅速成为出国留学的首选国和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这是80年代一篇小说的名字,也成了许多青年学子的目标｡
　　与出国潮相伴随的,还有长久不衰的英语热｡学英语的人多数并不为了出国｡在英语热中,来自美国的教材和节目,拥有相当的影响｡英语900句､“基础英语”､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都有相当的“粉丝”｡
　　1981年美国首次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其后参考的人数直线上升｡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后期,自费留学逐渐增多｡而从90年代末期至今,自费留学迅速扩大,并且呈现出低龄化､学习领域广泛化､目标国家分散化等趋势｡托福和“GRE”的成绩越考越高,北京“新东方学校”等等的补习班越办越火,再后来,GMAT､雅思,等等,各种出国英语考试层出不穷｡
　　现在,人们出差､旅游,到处可以住上星级饭店｡30年前可不是这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多年前在讲到建设合资饭店的意义时,回顾了过去人们出门在外住在旅店､招待所的情景:满地瓜子皮､满屋子烟雾､所有人大声喧哗,喝开水还得自己打……这就是当时我们旅店管理的水平｡“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向世界旅游者打开大门,海外旅游者蜂拥而至,但在中国打开旅游大门时,面临的突出困难是接待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北京客房最为紧张｡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要积极利用侨资､外资建设一批具有现代国际水平的旅游饭店,加速发展旅游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收外汇和积累资金｡
　　
　　1978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1979年6月国务院批准,引进侨外资建设第一批旅游饭店,包括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等六座｡其中最早的一个､中美合资的建国饭店于1980年6月20日动工兴建,1982年4月28日建成开业｡
　　1984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推广了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方法,以改革我国饭店的管理工作,从此我国的饭店业告别了“瓜子皮时代”｡可以说建国饭店是中国旅游饭店的一面旗帜,在中国旅游饭店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80年美国科幻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文革”之后第一部进入中国的美国电视剧｡男主角麦克的太阳镜,与牛仔裤一起成了那个时代中国时尚青年必备的装束｡同年,中国引进的第二部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开播,播出10集后即因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停播｡同时,《车队》､《未来世界》和卓别林作品等美国电影引进中国｡而人们在观看邱岳峰等配音的《简爱》的时候从片尾字幕中得知,原来这部电影在“文革”中就配好音了｡无疑,那是供江青一伙人欣赏的｡
　　最早引进的几部影视剧,虽然大都质量平平,但还是打开了人们了解美国的一扇扇窗口｡而1982年放映的美国电影《冰峰抢险队》,却在许多青年人心里引起巨大波澜｡美国人也大公无私?美国人也舍己救人?一部电影,颠覆了长期政治灌输形成的美国观,而当时青年人正就“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展开讨论｡“麦克唐纳舍己救人的品格和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雷锋可以相提并论吗”?一家报纸代表读者这样问｡而译制导演孙瑜峰这样回答:“麦克唐纳的行为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高尚的,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还不能和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雷锋同志相提并论｡……”
　　但在1980年,影响更大､更深远,使美国形象逐渐清晰的“美国因素”还不是美国影视剧｡这一年是美国大选年｡这是中国打开国门后观察到的第一次美国大选｡经历了思想解放､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关注了这次大选｡大选的理念､大选的制度设计､大选的程序､大选的过程､参选人和选民的表现,都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由此人们更多地了解了美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中的许多内容｡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因素,逐渐使美国形象在中国民众中清晰起来｡许多观念,悄悄地､有时是犹犹豫豫地､但最终是义无反顾地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接触过程中发生了改变｡没有这些因素,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
　　
　　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
　　对美国开放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更确切地说,开放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资中筠首先就改革与开放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人们总是说“改革开放”,但不如说“开放改革”｡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资中筠回顾了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的这段经历｡她说,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20多年里,中国跟美国基本上是不来往的｡中美关系的解冻始于利益的交汇｡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的第一利益是反对苏联,那时正是冷战的高潮,尼克松认识到,联苏反华对美国是自杀行为,美国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中国也认识到最大的敌人不再是美国而是苏联｡所以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在当时正好发生了吻合,这是一个利益的交汇｡
　　资中筠回顾道:尼克松在第一任期实现了访华,他原来打算在第二任内完成与中国建交｡但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其中又经过了很多曲折,包括双方国内局势的阻力: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中国仍然处于“文革”阶段｡中美建交一拖就是很长时间｡
　　到70年代后期卡特时代,中国结束了“文革”,邓小平确立领导地位,他下决心要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他非常明确地认识到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那么谁在世界上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当然是美国｡邓小平认为,中国要搞改革开放,就必须借助美国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在1978年~1979年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看到了什么叫作工业化和现代化,深有感触,他巨大的改革魄力,正源于此｡
　　而对于中国搞现代化,美国是重视和支持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搞现代化对其有利,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现代化,必然也会在政治上现代化,中国的“极权政治”模式就会被打破｡而且,从长远来看,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市场｡因此,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又出现了利益的汇合｡这样,双方终于决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在封闭了多年后对西方的大门一下就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一下子大大开阔了｡
　　
　　肯德基和麦当劳有什么用
　　
　　经过开放初期对美国物质和文化产品的热切拥抱后,随着中美政治和经贸关系全面展开,进入中国的美国因素越来越具有实质内容｡1985年,第一家中美合资高科技企业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成立(笔者不禁看了一眼电脑旁边的惠普打印机)｡同年,第一家汽车行业中美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公司成立｡这年9月26日,第一辆切诺基汽车驶下了北京吉普总装线,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凯培先生买下了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切诺基,继而将它送给了北京市政府｡1987年,北京市政府又将这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外合资生产的第一辆切诺基赠给了华盛顿市市长巴里｡
　　1987年,摩托罗拉进入中国,首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后于1992年在天津注册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同事的摩托罗拉手机被当做了封面照片的“道具”)｡
　　
　　1987年11月12日,美国快餐公司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繁华地带正式开业｡当时,人们为了吃一块美国式的炸鸡,拖家带口前来排队｡排队的人们通常要绕很大一个圈,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挪到柜台｡过了没多久,这家“中国第一店”即创下了日营业额30万元的肯德基全球各分店最高纪录｡1990年,麦当劳在深圳开设了其在中国的首家餐厅｡此后,洋快餐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遍地出现｡时至今日,很多人都保留着自己当时第一次进肯德基或者麦当劳的记忆｡
　　陶文钊在接受采访时,把3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交到1989年5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两国在各方面的关系得到全面的初步的发展,基本上是平稳的｡
　　第二阶段,从1989年夏到2000年末,这是中美关系经过一再动荡走向稳定的时期｡虽然中美关系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激烈的动荡,但由于两国在后冷战的时代仍然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对中美关系的这些冲击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两国关系,中美关系仍然在曲折地向前发展｡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一项重要进展是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达成协议,美国于2000年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这是自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项进展｡
　　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得到全面提升｡从2001年7月以来,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这是两国建交以来最长的稳定时期｡这七年半中,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两国之间的数十个交流平台使两国关系越来越机制化｡两国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有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安全和经济的内容｡两个社会之间各方面的交流､联系和合作大大多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压舱石｡
　　
　　陈宝森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压舱石”一词｡他说,现在的经贸关系可以说是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石和压舱石｡
　　陈宝森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角度,谈到了他对美国因素这个话题的看法｡他也把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过程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是彼此比较陌生的阶段,双方对对方的国情都不太了解,经贸关系向哪个方向发展也不太明确｡他举了一个北京“吉普风波”例子:80年代末北京以“完全进口零部件装配”方式,从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引进了切诺基吉普车｡这需要大量的外汇,可是那时我国外汇比较短缺,因此在偿付上出现问题｡美国某大学派到中国一个工作组,研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可能,得出的结论是“时机还不成熟”｡
　　第二个阶段就是到了90年代,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由不熟悉到熟悉的阶段｡90年代初期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陈宝森又举了一个例子:“在一次宴会上,我与一位美国老友见了面,他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经济参赞,后来调任香港,这次又突然调回北京,颇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这次他是作为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中国地区首席执行官到中国来走马上任的,AT&T认为自己在中国市场落后了,得奋起直追｡我感觉到这时美国商人才真正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因为这时最早来到中国的美国餐饮业,比如肯德基､麦当劳等,都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福特､通用汽车公司的CEO也都相继而来,并信誓旦旦地宣告一定要在中国市场有所作为｡”
　　陈宝森说,第三个阶段就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这有几个标志｡一个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在摩擦中不断前进｡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确实有不少摩擦,但是摩擦的过程也是磨合的过程,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也在增加｡第二就是中国入世以后,开辟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渠道｡这也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近几年中美之间开展了更高层次的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经贸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陈宝森说,目前,中国因素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出来｡反过来说,美国因素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
　　陈宝森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当初就提出“要解决资金､技术､管理”这三大问题｡
　　首先,资金不单是钱的问题,因为资金本身就带着技术｡比如美国到中国投资,钱来了,设备也来了,设备当中就包含着技术｡其次,技术不仅是机械设备等硬件,同时也带来知识软件,带来工程技术人员,这也会对我们有好处｡再次,就是管理｡我们从美国企业的管理范例当中吸取了经验,提高了我们自身的管理水平｡我觉得这三点我们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尽管是有限度的｡陈宝森说,有人埋怨说美国人不给我们技术,那是事实,美国最尖端的技术为什么要给你,中美之间本来就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但即使我们引进的技术不是最先进的,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
　　
　　“引狼入室,与狼共舞”?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次大的起伏｡资中筠回顾说,1989年以后,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出现改革逆转的可能｡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紧张;另一方面,中国一些人又回到过去“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里,批判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投降｡而美国方面也对中国严重打压,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成为国会年复一年的话题｡这种状况一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才得到扭转｡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确定继续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形势也发生了改变｡到了克林顿的第二任期,美国政府逐渐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问题和人权问题脱钩,美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跨国企业开始大量占领中国市场,中国的经济重新得以较快的发展,竞争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也更加深入｡
　　陈宝森也回顾了当时经济领域的很多争论｡他说,当时有人认为,引进外资(不单是美资而是整个外资)是“引狼入室,与狼共舞”｡一些美国朋友也认为,中国引进外资,引进生产设备､生产企业是好的,可是引进那些肯德基､麦当劳有什么用啊｡所以后来社科院就专门搞了一个课题,研究外资对中国的作用,搞了两年的调查,走访了四个城市(天津､北京､上海､广州)中的几十家中美合资的企业,感觉人家在环保､技术方面确实比我们先进得多｡另外,美国企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守法｡调查结果表明,我们引进外资的做法,从引进美资来看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陈宝森举例说,比如可口可乐公司,它的管理方式就足以值得我们学习,肯德基和麦当劳也是一样｡在带动相关企业的同时,他们也为中国缓解了大量的就业压力｡
　　另外,随之而来的还有先进的文化模式｡人们喜欢到麦当劳､肯德基就餐,是因为环境非常好,美国的文化也随之过来了,这是先进的东西｡陈宝森说,他老说这个笑话:在全世界旅游要找厕所,别的地方没有,麦当劳､肯德基是肯定有的,而且很干净,这就是他们的特点,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想办法满足你｡后来我国很多餐饮业都有所改善,也是从人家那儿学来的｡
　　但从更根本的来看,我们引进外资也好,发展贸易也好,就是要参与整个全球化产业链的分工,我们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它的重要性｡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美国是全球化的带头者,他们搞全球化是要进行产业升级,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的科学技术型产业发展｡美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老早就向全世界扩散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一下就把美国最早转移到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了中国｡
　　
　　90年代的考验和温情
　　
　　用陶文钊的话来讲,在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双方关系一再动荡,大的起落就有三次: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压,中美关系经受严峻考验;1995年克林顿政府为李登辉访美发放签证,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波折､种种事件,过来人记忆犹新｡
　　
　　同样用陶文钊的说法,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一项重要进展,是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达成协议,美国于2000年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402条款《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和1979年中美建交后签订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所给予的｡自《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以后的1980年~1989年,美国例行公事延长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从1990年开始,对华最惠国待遇成了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常备而不用的一种武器｡
　　每年的4月~5月,美国朝野都要针对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议,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更是将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审议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即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取得取决于中国是否在改进人权状况上取得重大进展,这一做法引起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强烈抗议｡在内外压力下,1994年5月,克林顿总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以后的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再度两次延长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996年秋季开始,美朝野争论的焦点发生了变化,即从有无条件的争论转移到年度审议还是永久性解决对华最惠国待遇｡
　　1997年,美国将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挂钩,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中方即在谈判中以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作为同意美方各种要价的前提｡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于1999年11月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长期困扰双方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随之宣告解决｡2001年6月,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入世达成全面共识;11月,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也面临新的形势｡
　　让我们再来细细品味一下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在中国民众生活中的美国因素｡1994年,第一部美国大片《亡命天涯》以利润分成的分账形式进入中国｡从那一年起,中国每年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大片”的名称也因此而流传开来｡后来,每年引进的大片增加为20部｡随着中国“入世”,引进“大片”的数量已无限制｡从《亡命天涯》开始,中国观众每年都能在大银幕上体验好莱坞制造的视觉盛宴｡《真实的谎言》､《侏罗纪公园》､《泰坦尼克号》､《黑客帝国》､《角斗士》､《珍珠港》､《哈利波特》系列､《海底总动员》､《指环王》......每年都会有美国大片成为中国市场的票房赢家｡
　　
　　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向一位中国知识女性询问,她最喜爱或者对她影响最大的一部美国小说(或电影)是什么,答案非常可能是《飘》(《乱世佳人》)｡如果在90年代,答案非常可能是《廊桥遗梦》｡1994年~1995年,《廊桥遗梦》这本薄薄的美国通俗小说的中文译本,突然风靡了全国｡而1996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上映,再度延续着这一“感伤”的浪潮｡有人这样评论:它在中国的流行,除了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身份与指认方式,还在于为当代中国都市人无处停泊的怀旧之船提示了一个空间,一个去处:个人记忆的幽暝处,一次无伤大雅的“遭遇激情”的经历……需要补充的是:这本书的译者,正是本文的受访者之一资中筠｡当时她身体欠佳,于是随意选择了翻译这本小说,当做对繁重的学术工作的调剂,无意中却引发了一次阅读浪潮,造就了一次了解当代美国人心灵的契机｡
　　1994年还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开始｡中国国家电信总局与美国斯普林克公司签订协议,将Internet网络延伸入中国｡1995年4月,邮电部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也向社会正式开放｡从此中国与世界“连了线”｡也就在随后几年间,个人电脑在中国迅速普及,网民数量迅速攀升｡
　　1986年,NBA娱乐公司从大洋彼岸向中央电视台邮寄了一卷录像带,这是1985年NBA总决赛第六场比赛的录像｡录像带在央视转播后,立刻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波动,中国球迷第一次见识到如此高水平的篮球赛｡
　　在中国球迷已经习惯每年都看到NBA比赛之后,他们更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谁将成为第一个登陆NBA的中国球员｡终于在2001年,王治郅成为NBA亚洲第一人｡随后,姚明,这个身高2.26米的中国巨人再次在NBA历史上书写了绚烂的一笔｡2002年,姚明作为NBA历史上第一位外籍状元秀加盟了休斯敦火箭队｡从那时候开始,姚明就创造着中国球员在NBA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纪录｡2004年10月14日晚,NBA比赛正式登陆中国｡在上海体育馆,姚明领军的休斯敦火箭队同国王队进行了一场NBA季前赛｡
　　
　　不让台湾问题阻碍
　　民族复兴大业
　　
　　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祖国统一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陶文钊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说,中国21世纪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祖国的统一,二是实现现代化,三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实现人类共同繁荣｡要实现前两个目标,也即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我们面临最大的外部因素就是美国,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已经做过很深刻的论述｡我们一直都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甚至是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可以发挥作用的,美国作用发挥好了,可以维持台海的稳定;美国作用发挥不好,就会破坏台海稳定,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息｡
　　陶文钊回顾说,1980年11月大选中获胜的里根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十分亲台｡里根当政后,台湾当局立即提出了向美国求购先进武器的要求｡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在正常化过程中没有彻底解决的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障碍｡1981年他利用接见外宾的场合多次明确地表示,“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双方从1981年年底开始谈判,经过半年多十分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82年8月达成协议,并发布《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公报达成后的六年多中,由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再成为突出问题,也由于当时的其他种种因素,两国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尤其在两军关系和美国对华技术转让方面｡这个时期成为中美关系中以前没有､以后也难得的全面､稳定发展时期,两国之间各方面的纽带越来越强固,使中美关系能够经受90年代那种急风暴雨的考验｡
　　陶文钊说,进入21世纪后,中美两国联手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胡锦涛主席在会晤布什总统的多个场合一再强调,“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布什政府也一再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三个公报,反对法理“台独”｡在2007年6月台湾当局提出入联公投以后,布什政府高官一再公开表示强烈反对｡
　　
　　30年,弹指一挥间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历程,中美关系也经历了30年风雨考验｡
　　回顾往事,陶文钊总结说,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方面,美国的因素非常重要｡他说,美国是西方国家的头,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安全体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在中美邦交正常化以前,小平同志就说过,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了,但是因为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没有正常化,他们得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所以跟中国的关系也发展不起来｡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保证了中国现代化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
　　陶文钊说,这一点在过去30年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虽然中美关系在90年代有一些起伏和波折,但总体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是稳定的｡中国的周边环境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而这一切都与中美关系大体正常发展这个前提有直接关系｡
　　陶文钊说,30年来,两国在战略和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但两国间仍然存在着一些比较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要有一个现实的期望值｡
　　中美两国是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在一些涉及人权和价值观念的问题上分歧还将长期存在｡美国是当前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总是疑虑重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由于这些分歧,两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因此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学者认为,中美两国间容易爆发激烈的安全冲突｡陶文钊认为,这种观点是过于悲观了,从各个方面说来,中美两国间的冲突没有必然性｡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不会挑战这个体系｡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国际安全形势,更得益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积极参与者｡其次,中国既没有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意图｡再次,中美两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减小｡在台湾问题上,两岸关系是关键｡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为台湾海峡谋和平,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台湾多数同胞的拥护,两岸关系迎来了难得的重要机遇｡两岸关系的这种发展势头降低了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也随之降低了美国军事介入的危险｡
　　中美会不会发生冲突,当然也要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虽然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时起时伏,时高时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偃旗息鼓,还会不断变换形式,花样翻新,但它不是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主流看法,至少中国还不是对美国的现实威胁｡在未来,美国一方面会寻求与中国接触､合作,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国进行防范和牵制｡
　　
　　资中筠也认为,进入21世纪后的中美关系,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变化｡这十年之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感觉到中国在经济上对它有所威胁,中国变成了它的一个竞争对手,双方的经济摩擦也逐渐增多｡目前,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又过于夸大,现在又碰上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其超级大国颐指气使的气势有所削弱,因此它需要更加平等地对待中国｡现在整个世界格局更加多边化,在这个格局之下中美关系会比较现实,不会特别对立｡
　　在这个基础上,无论谁上台中美关系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无论在台下调子唱得有多高,一当政就得负责任｡小布什上台之前对华态度很强硬,可上台之后就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因此,我不认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对华政策会有任何改变｡我们的领导人也是一样,绝对不能按照某一种意识形态去行事｡只要当政,就必须遵循现实主义｡
　　资中筠对比了改革开放初期和现在人们对美国的不同心态｡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年轻人非常崇拜美国,觉得美国的很多东西都值得学习｡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以后,现在的年轻人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认为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她说,盲目崇拜当然不好,但是盲目自大也是不好的,她管它叫“虚骄之气”,不光是对美国,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这种想法是不负责任的｡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从总体上讲,中国还是一个比美国要弱得多的国家,实际力量是不能相比的｡动不动就说中国要超过美国,甚至说中国要拯救美国经济,这都是不切实际的｡
　　
　　有一定的国际压力
　　并不是件坏事
　　
　　资中筠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民主问题不断进行敲打,拿中国人权､民主问题说事儿,在这一点上,美国是不会改变的｡从美国来讲,其长期的对外政策就是要在全球推行民主价值,这一点从未动摇过,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真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双方意识形态的成分仍将存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一定的国际压力并不是件坏事｡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宣传里,没有再把人权､民主､自由等说成全是资产阶级的;另外,对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我们也表示赞同,而且在最近的领导人讲话中,对普世价值都予以了承认,尽管在行动或解释上有所不同,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而对于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陈宝森主张理性对待｡他认为,紧密合作必然蕴育冲突,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与我们有巨大分歧的美国,它当然要防我们｡但是好在双方都懂得中美之间已经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30年来,“美国因素”与所有外部因素一起,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越来越紧密的接触和互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影响｡我们的许多观念､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理念,都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正如笔者一位同事所说,正是在了解美国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世界是多元的,这使他的心态变得平和､宽容｡笔者感到,对一个民族来说,此话或许同样有道理｡
　　在中国改革开放未来的道路上,“美国因素”将继续存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资料搜集 殷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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