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力大树之一叶|大树飘一叶

　　这个学术和智力上的“美国成功故事”也是一个复杂、多面向的、不可以被简化的故事。 　　 　　知识和智力上的“美国成功故事” 　　 　　20世纪是“美国世纪”，而“美国世纪”是由大大小小无数个“美国成功故事”所组成。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美国成功故事”是知识和智力方面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美国在知识和思想上要仰欧人之鼻息，有志于高端学术者多远涉大西洋求学于德、英等国。但20世纪以来，美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诸多领域均相继超越欧洲，形成其在知识和智力上的总体优势。二战后数十年来美国经济地位不断经历来自海外的各种挑战，但它在科学、知识和学术上的优势地位至今未曾被撼动。此当足为急于预言美国“衰落”者所深察慎思。
　　这个学术和智力上的“美国成功故事”也是一个复杂、多面向的、不可以被简化的故事。它不仅涉及科学知识和文本本身演进的历史，也涉及科学演进的制度和社会因素的问题；不仅涉及现代学术演进的核心问题即专业化和“学科建设”问题，也涉及学术共同体以外更广泛的社会范围里关于科学和知识的文化态度，涉及对科学和知识在人类生活和社会进步中的意义的反思，涉及为在科学与总体社会进步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广泛的、建设性的联系而进行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当代中国许多知识群落中通行的是一种把学术发展等同于专业化的或明或暗的定势思维，而我们的学人对专业化的理解似乎又往往十分简单狭隘且不假反思。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学术和知识演进的历史当可提供有益启示。
　　
　　AAPSS：一个矫正专业化弊端的早期制度努力
　　
　　这里要谈的是一个社会科学学术组织――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AAPSS)。如果把美国的知识和智力的体系比喻为一个由研究型大学、基金会、专业和跨专业学术团体以及政府和民间的智库等制度形态共同组成的大树，那么AAPSS就是这树上一片并不十分耀眼的叶子。在社会科学史家重视的学术团体中，AAPSS很少被提到。但也许这是一个不应有的忽略，对于反映现代美国社会科学的品格特性，AAPSS自有其独特价值。
　　19世纪晚期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迅速发展和学术专业化日益深化的时代。专业化运动的要义是划分学科和“次级学科”的边界，各知识群落内部形成知识共识、研究“范式”和独特工作方法。与社会、经济以及现代社会的其他任何领域一样，知识和学术领域里的分工和专业化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是所谓“铁律”。现代科学和知识的总体进步端赖于此。但是，学术生活的专业化也蕴含了深刻的矛盾甚至弊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以及在学术和社会之间两个向度上，专业化都具有对知识的公共性构成销蚀的深刻效应。最突出的是知识和知识生活的“零碎化”，即学者们都习惯于并乐于“在越来越少的范围内知道得越来越多”(know moreand more on less and less，甘阳先生把这句话译为“知道越来越多的鸡零狗碎”)，丧失了提出和探究基本的、重要的、深刻的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效法自然科学典范的主张盛行，专业化与粗陋的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并行。专业化的学院社会科学又往往会丧失对公共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有效关联，并贬低和弃置在价值层面上的思考和反思。粗陋偏狭的专业主义伦理又给“学科门户主义”提供有力的理由，使不同学科领域里的学者相互漠视相互排斥；而既有学科体制和秩序之下形成的“常规智慧”，又会抑制有价值的新思想和新思路的产生。
　　美国社会科学一个总体上的优点正在于此：在专业化运动的初期阶段，社会科学知识界就对专业化在社会科学自身和更广泛的公共领域里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和负面效应予以体认和反思，并加以切实的矫正。而AAPSS的创立及其在一个多世纪里的存在，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具体而微者。1889年12月14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埃德蒙?詹姆斯的倡议主持下，包括宾大部分教授在内的22位学者在费城举行会议，宣告成立美国社会和政治科学院，其宗旨正是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相互隔绝和脱离现实的趋势，一方面促进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流和整合，另一方面也推动专业社会科学学术关注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AAPSS办公地点设在宾州大学，它并不是中国人通常理解的作为研究实体的“科学院”，而是实行开放的会员制的学术团体。在其成立半年间，就吸收了700多位会员。其会员不仅包括学界人士，也吸收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AAPSS并不是美国惟一的倡导跨学科和公共关怀宗旨的学术团体。上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出现了多种旨在强化知识的贯通性和公共价值的制度性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它也倡导并赞助跨学科、综合性的和面向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研究。SSRC拥有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庞大财力支持，赞助了众多跨学科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其影响力和地位显然要超过AAPSS。但是，AAPSS的建立早于SSRC三十多年，而当时美国研究型大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体制的建设刚刚起步，仅此即足应使人对这个机构发生兴趣和重视。或许可以说，AAPSS的建立标志着社会科学界在专业化与公共性问题上的自我启蒙和长期反思的开始。
　　
　　纪录美国历史和美国社会科学史的《AAPSS年鉴》
　　
　　AAPSS于成立的次年，即1890年开始出版《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这实际上是AAPSS为人所知和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起初，它邀集各个领域的专家就各种重要的学术和公共问题撰写专论予以刊载，并收集和提供学界动态信息，在样式上与普通学术刊物没有大的差异。由最初的一年两期开始，很快以增刊形式增加发刊频率，每年出版三至五期不等。大约从1901年开始，《年鉴》越来越多地以专辑形式刊出。1912年以后编刊形制稳定下来，定型为双月刊，每期均列出一个专题，由多位学者和专家就专题的不同方面和层面展开讨论。显然这种专题讨论的样式更好地体现了AAPSS的宗旨，便于对同一问题的跨学科多层次研讨，并促进不同学科的沟通和协作。
　　我们来看看《年鉴》都组织讨论了什么问题。20世纪头五年(1901至1905年)专辑主题如下：“美国的种族问题”、“商业和交通”、“殖民地依附国的政府”、“当代劳工问题”、“慈善和教养问题”、“美国和拉丁美洲”、“美国南方的教育问题”、“商业管理”、“美国和英国的关税问题”、“城市管理问题”、“慈善和刑罚问题”、“政府和产业界的关系”、“关于有组织劳工的一些问题”、“保险和商业组织”、“城市生活和进步”、“童工”、“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保险”、 “联邦对公司的规制”。对美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发现，这些题目正写照了处于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解决内部问题的思想和行动努力，也记录了其迈向国际舞台中心的步伐。“美国世纪”的曙光，乃于此可见。
　　的确，《年鉴》是一种对“美国世纪”的行动和思想历程的特殊的编年撰述。此后一个多世纪直至今日，一战、大萧条、新政、二战和冷战的各个历史阶段，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纷繁复杂的方方面面，也都映照在《年鉴》的选题和讨论当中。作为体现美国社会科学演进的一个读本，《年鉴》又足以展示专业化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活跃的公共讨论是并行不悖的。
　　我个人尤其感兴趣的，是《年鉴》中呈现的美国国际研究和“地区研究”的特性和机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除欧州外的外部世界的专业研究力量还很匮乏，形成覆盖全世界的“地区研究”的体制和格局是二战以后的事。但从《年鉴》中可以感到，在20世纪初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和知识构造中，就已经显现了战后地区研究的跨学科构成和“实学”取向。有趣的一例是。《年鉴》在1912年以“中国：社会和经济状况”为题组织专题讨论(第39卷)。这显然是对上年的辛亥革命做出的一个反应，但又不就事论事。组收的文章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对日常生活的描述，题目包括：“解读中国”、“中国的革命”、“中国重建的诸方面”、“中国的共和政府”、“满族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门户开放”、“一个中国女孩的生活”、“华南的一个婚礼”、“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中国移民的根源”、“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中医药实践”等；而其中的作者不仅有学者。也有各种职业身份的在美华人和在华美籍人士。从中可见的是鲜活开放的知识兴趣和“业余者的多学科道路”，以及那种从多个层面达成真正的理解的知识愿望。这与二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现代中国研究可谓气脉相同，虽然后者已经成为一种排斥了业余人士的学院学术了。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发现胡适也曾是《年鉴》的作者。1938年他曾为讨论当时的国际冲突的专辑(第198卷)作文一篇，1941年他又在《年鉴》上发表题为“意识形态的冲突”的文章。
　　几年前笔者在哈佛大学曾耗费十数天把《年鉴》一些篇目甚至整卷内容扫描下来。但是后来发现，电子期刊数据库JSTOR已经收录了全部《年鉴》，在国内也可以方便地获得。那我就更有理由推荐这个刊物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有可能在这里找到有用和有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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