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祥：五四运动中遭痛殴的外交官|五四运动时间

　　痴迷中日“亲善”、为日本侵略做嫁衣，成为出卖国家利益的罪魁和日本侵华的帮凶。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1919年是一个分水岭。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的五四运动，不独催生了爱国主义的勃兴，更使得外交官被推上民意的“审判台”，接受民众的审判。就是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将“卖国贼”的标签，贴在了曾经主持中日外交的章宗祥身上。
　　
　　出任驻日公使
　　
　　章宗祥，字仲和，出生于浙江的湖州。1899年，时年20岁的章宗祥，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即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等学校学习，主攻法学。在留学期间，他与同学曹汝霖关系最为密切，而且是当时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与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并称“四大金刚”。有意思的是，除汪荣宝外，其他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代表人物，五四运动中同被国人指斥为“卖国贼”。
　　1903年，章宗祥留学回国，先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后人民政部当差。在晚清官场上，留学归来的章宗祥作为新派人物，甚受重视，清廷赐其进士出身，委派其充任法制编查馆委员、宪政编查馆委员等职。1909年，章宗祥出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一案，并设法为汪开脱罪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章宗祥受袁世凯派遣，追随唐绍仪前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章宗祥任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后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是袁世凯倚重的人物之一。后又为执行亲日政策的段祺瑞所赏识，1916年6月30日被委任为中国驻日全权公使，正式登上外交舞台。
　　
　　经手“西原借款”
　　
　　1916年7月，章宗祥刚到达东京，很快就遇到了棘手的“郑家屯事件”。8月13日，盘踞在奉天省(今辽宁)郑家屯的日本守备队挑起事端，与中国当地驻军发生冲突，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郑家屯事件”。为协助交涉此事，章宗祥及时将日本政府，在野政客的看法和媒体舆论等相关情况密电政府。10月，日本新政府寺内正毅内阁成立。该内阁一改前任大隈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意图以贷款方式实现经济侵略中国的目的。章宗祥代表段祺瑞政府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要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日本方面由西原龟三出面和牵头，中国方面由章宗祥出面，经过多次密商，达成了经济借款意向。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西原借款”。
　　关于“西原借款”，章宗祥在回忆录中曾写到：“所谓西原借款，以交行借款为起源。”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亲信西园龟三向章宗祥建议：现时中国财政紧张，如果中国愿意，日本愿提供借款。章宗祥将此信息转告交通银行总经理曹汝霖，最终促成了第一笔借款合同。此后，经章宗祥接洽，通过西原龟三共向日本借了八次款，总额达1.45亿日元。作为此笔借款的经手人，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就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及“参战借款”2000万元。通过“西原借款”，段祺瑞政府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为此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章宗祥经手“西原借款”，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嫁衣，成为出卖国家权益的罪魁和日本侵华的帮凶。
　　
　　埋下断送山东的苦果
　　
　　1919年4月30日是巴黎和会最为黑暗的一天，美、英、法与日本代表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写入《对德和约》。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被彻底出卖，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彻底失败。而协约国代表搪塞中国的借口之一，就是声称中日之间订有所谓的“成约”。那么，是何种“成约”竟然造成如此恶果?
　　原来，1918年夏秋间，奉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段祺瑞政府，急于荡平南方，但苦于经费紧张，只得筹谋借款。章宗祥奉命与日本秘密协商借款，日本乘机提出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日本驻扎山东的军队除留一部于济南外，其余全部撤退至青岛，胶济铁路巡警队和巡警养成所均应聘用日本人等处理山东省诸问题的要求，并询问中国意见如何。日本政府抛出的诱饵，就是答应以修筑济顺、高徐两铁路名义，借款2000万日元。9月24日，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互换《山东问题换文》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换文》，对于日本赤裸裸的侵略要求，竟然“欣然同意”，由此铸成大错。
　　巴黎和会上，日本正是以中日间有《山东问题换文》，极力为自己辩解，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章宗祥罪不可怒。
　　
　　编织中日友好“亲善”的迷梦
　　
　　在北京政府的驻日公使中，章宗祥算得上是特例，他痴迷于中日“亲善”，始终不能自拔。章宗祥对日本的这种迷梦，在中国参战问题中更是表露无遗。
　　1917年2月1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美国驻华公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希望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于是中国参战问题随之发生。而北京政府受政争的困扰，从2月9日对德提出抗议，到8月14日正式对德宣战，走上了一条抗议――绝交――宣战的曲折道路。
　　北京政府深知日本的态度非常重要，将章宗祥推上了前台。2月7日，北京政府电令章宗祥，要其密探日本政府与社会舆论对此事的看法。受命后，章宗祥频繁与日本要员晤谈，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明确表示：“为中国计，……即行与德断绝国交为得策。”日本积极支持中国对德绝交，让章宗祥十分满意，认为是“为中国计其利害”，是“诚意”的表现。他不仅及时将日方意见电告政府，而且建议政府：“日本既表示真意，中国应趁机利用。”
　　然而，章宗祥哪里知道，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2月份，日本已秘密通过外交活动，分别与英、法、俄、意达成密约，使其同意由日本战后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而日本答应“设法使中国迅速与德国绝交”。实际上，日本已将中国出卖，通过参战问题将中国牢牢控制在日本实现战后图谋的圈套上。
　　在此期间，章宗祥的另一项媚日行为，便是与日本协商中日军事合作事宜。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日本认为又是天赐良机，诱骗中国以中日共同防敌的名义，进行军事合作。章宗祥被政府指派为中日军事合作谈判的主角。那时的日本，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越俎代庖，而章宗祥则一副日本“传声筒”的姿态，所谓协商实际上就是将日本的要求传回国内而已。3月25日，章宗祥与日本外相本野一郎互换《中日共同防敌换文》。该换文迎合日本的要求，为日本军队堂而皇之地进出中国领土，打开了方便之门。
　　
　　五四运动中遭学生“痛殴”
　　
　　1919年4月，章宗祥从日本归国述职。临行前，日本报章盛赞章宗祥是“中日亲善之先驱者”，对之钟爱有加。令章宗祥没想到的是，此番回国，却成为其一生羞辱的起点。
　　5月初，巴黎和会中国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群情激愤。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游行的大队学生，直赴位于东单东堂子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打开大门后，蜂拥而入。正巧寄住曹宅的章宗祥与曹汝霖在家，见势不妙，急忙躲了起来。学生没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燃了曹宅。章宗祥觉察到火起，急忙出逃，被学生撞个正着。结果章宗祥被揍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
　　五四爱国运动的风潮愈演愈烈，最终迫使北京政府于6月10日将曹、章、陆三人免职。章宗祥黯然神伤，以卖国贼的名义被赶下了外交舞台。与此同时，在他的家乡，湖州各界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样的乡籍，宣告出族，并议决查封其家产，用作地方经费。
　　离开政坛的章宗祥，1920年曾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42年3月，章宗祥受汉奸王揖唐邀约，到北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不久，又担任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电力公司董事长，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汉奸。1962年10月1日病死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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