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悲观,,冷冽的理性_理性悲观主义

　　杨德昌,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2000年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尽管他2007年英年早逝时仅留下八部电影,但却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等堪称不朽的作品,被海内外影评人认为是“世界电影殿堂级大师”。与侯孝贤等同时代台湾导演喜欢以乡土为题材不同,杨德昌一生都把城市中产阶级和都市新兴文化作为电影探索、思辨的主题。“深刻的悲观和冷冽的理性”,或许是对他电影风格最好的概括。
　　
　　投身“新电影运动”
　　
　　杨德昌祖籍广东梅县,1947年11月出生于上海。其父母分别在中央印制厂、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举家迁台,居住在台北。
　　1965年高中毕业后,父母想让他读当时在台湾很热门的电子专业,杨德昌虽不愿意但却遵从了父母的意见,上了位于新竹的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不过,一心想学建筑或绘画的杨德昌志不在此,勉强上完了四年大学就赴美留学。
　　1970年,杨德昌进入佛罗里达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1974年取得硕士学位后,转赴南加州大学念电影。但由于不喜欢该校弥漫的好莱坞气息,对过度产业化的电影训练不感兴趣,杨德昌没修完课程就离开了。后来,杨德昌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附属海军反潜研究所担任计算机微处理器与软件设计工作。
　　年轻时的杨德昌对当时兴起的德国新电影很感兴趣,尤其喜欢温纳?荷索的作品。他开始边工作边买摄影器材,拍一些实验电影。
　　1981年,担任了七年计算机工程师的杨德昌受好友余为彦之邀,为其编写剧本《一九○五年的冬天》,并回台参与该片演出,从此转行真正走上了电影之路。对于这一转变,杨德昌明确表示是因为兴趣。他说,“影像的魅力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的,其实我们都有这个梦,我只是把它变成现实”。
　　1982年,在电影界名不见经传的杨德昌与柯一正、张毅、托德辰合作拍摄了被公认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山之作的分段体作品《光阴的故事》,该片突破了岛内流行的“大片主义”,开创了专拍社会与家庭生活、充满情趣的实验电影时代。影片共有四段,杨德昌执导的一段叫做《指望》,表达的是抑郁年代青少年成长的主题,这虽是他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但小试锋芒已展示了其成熟的写实技巧和浓厚的艺术气质。
　　此后,杨德昌又相继导演了《海滩的一天》(1983年)和《青梅竹马》(1985年),两部片子反映了相同的主题,即台湾198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下,传统价值的崩解、人际关系的冷漠以及亲情的割裂。
　　1986年,杨德昌拍摄了《恐怖份子》,这是其最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该片采取的是群像式、多线叙事的手法,体现不同阶级、年龄的角色,构筑起互相伤害的网,获得瑞士洛迦诺影展银豹奖、意大利贝沙洛影展导演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以及亚太影展编剧奖。
　　杨德昌执导初期的上述几部作品,已经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他电影的风格和特点。如总是以都市生活为主题,甚至具体说只以台北市为拍摄对象。如总是致力于人际关系的审视,直面现代人的灵魂深处,深刻、理性、充满思辨,他也因此被称为是“台湾社会的手术灯”。又如,他将西方电影理论与中国传统电影美学相结合,但并不追求新潮电影的奇特技巧,艺术风格纪实、隽永、朴素。
　　
　　因“残酷青春”一举成名
　　
　　1991年的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两部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的影片之一,他因该片被推上大师的高度。
　　这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是杨德昌带着半自传色彩的成长观察。故事改编自一个真实的少年情杀事件。杨德昌阐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当时社会弥漫着“反攻大陆”的战争气味,你会在影片中看到公路上时常有坦克驶过,人们充满着前途未卜的焦虑和迷茫。建国中学夜间部的学生小四和他的好朋友王茂,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因而感受到成人社会的残酷、丑恶,帮派的仇杀、人情的冷暖还有政治上的白色恐怖。
　　杨德昌在作品中关注的是:纯洁的道德在灰暗年代还能否保持纯洁?人类是否存在着一种纯洁的道德性?影片中,小四原本的年轻正直,父亲的刚正不阿,女朋友小明的纯洁无瑕,都在残酷无情的世俗生活中被毁弃。当爱慕权势而移情权贵子弟的小明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小四对这个世界纯洁的幻想彻底崩溃,并绝望地用尖刀杀死了小明。
　　该片获得第2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最佳编剧奖,法国南特三洲影展、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国际影评人大奖,为杨德昌赢得了国际化声誉,并为他此后问鼎戛纳金棕榈奖埋下了伏笔。
　　大陆新生代导演陆川曾经慨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我而言就是部圣经”。时隔十多年后,他还依然记得1996年观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的场景,“影片描摹的是残酷青春,我们一班同学一起看,完了感觉难以言表,所有关于青春的一切都被他表达尽了,那种对情感的认知,对怀着憧憬的少年梦想被世界击得粉碎的体验刻画,都表现得很完美很全面,当时我们都被震得沉默了,以前看过不少青春片,那时才知道原来都是抄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啊”。
　　1994年,杨德昌又拍摄了《独立时代》,表现了现代人崇尚独立,却把自己推入孤独困境的主题。小明在与Melly一夜狂欢后发出的感慨:“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么的孤单!这么的可怜!”无疑道出了很多现代都市人的困惑。该片获得第3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1996年,杨德昌推出电影《麻将》,通过四个骗子的故事,对1990年代台湾社会的败落进行了强烈的反讽。影片中的台词:“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能动感情,感情一动,脑筋就动不了了。所以你要害别人的话就害他动感情”,成为风行一时的经典话语。该片获柏林影展评审团特别奖。
　　
　　最高的成就成了“最后的绝唱”
　　
　　2000年,杨德昌完成《一一》,这部用两年时间拍摄的作品可以说是其电影艺术的集大成者。
　　杨德昌曾说过,“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生命,描述生命跨越的各个阶段,生老病死的短暂旅途”。在这部片子里,杨德昌通过台北市一个普通中产家庭中各个成员的生活,让观众看到了人们在出生、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直至死亡等不同人生阶段的历程及迷茫:面临中年危机、在妻子和初恋情人间犹豫困惑的主人公NJ,对平淡生活失去信心、只能向佛教寻求心灵慰藉的妻子,进入生命末期的母亲,经历着青春叛逆的女儿婷婷,老是被女生欺负、挨老师批评的儿子洋洋……在这部片子里,你可以很轻松地找到自己的影子和往日的回忆。
　　影评界公认,《一一》是杨德昌最好的一部电影。法国《电影手册》将其评选为当年世界十佳影片:“和很多先锋派影片不同,这部影片并不难懂,它的新锐之处在于一种精妙叙事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本身的繁复性,以及对细节的天才把握,这些有意味的细节使影片具有一种诗的力量……”
　　《一一》为杨德昌赢得了毕生最高的荣誉――2000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以及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电影奖、纽约影评人协会奖。
　　就在人们认为《一一》将是杨德昌艺术生涯新开始的时候,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相当严酷的玩笑,将《一一》定格为“大师最后的绝唱”。杨德昌在2000年5月戛纳获奖、站上人生巅峰后不久,即被诊断出患了结肠癌。此后七年,杨德昌的时间都耗费在化疗和漫画上了。这段时间杨德昌重拾童年时的漫画梦想,他先是想拍一部以影星成龙为原型的动画功夫长片《追风》,但由于技术的瓶颈难以突破,以及制作的花费“超出想象”,该片最终无果而终。虽耗费了杨德昌超过2亿新台币的资金,只是完成了十几分钟的画面。后来,杨德昌又着手创作另一部动画长片《小朋友》,直到逝世前几天,他还在拿着铅笔进行该片的创作。
　　2007年6月29日下午,杨德昌在美国加州家中辞世,走完了59岁的生命历程。
　　
　　“灰”色相伴一生
　　
　　电影是杨德昌的生命。这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男人个性沉默,却始终怀有一种使命感,即希望透过电影向全人类说话。他说,“想了解我,就去看我的电影。”
　　杨德昌的“御用剪辑师”陈博文第一次到他家,顿时傻了眼:“他家里有整整一面墙,上面贴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有人物的结构,男主角是谁,朋友是谁,爸爸跟谁有关系……每个人的故事、关系、结局都有很完整的交代”。
　　杨德昌“绝对是整部戏的主宰”,每个演员什么时候说什么,摄影机在什么位置,都掌握在他的手上。他对作品的认真已经达到了严苛的程度。拍《一一》时,有一场戏是扮演NJ的演员吴念真开车带一家老小回家,情节很简单,很容易就拍好了。但过了几天,吴念真接到通知,要重拍这场戏,到片场一看:原来“老婆”换人了。又过了几天,吴念真又接到通知,还要重拍这场戏,到片场一看:“女儿”换人了。
　　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杨德昌的电影,无疑是灰色,“他作品里的阴郁、压抑和悲观简直令人窒息”。生命的孤独,人与人难以沟通,人生的荒诞意识和异化感,生存困境中的茫然失措等,都是杨德昌电影一再表现的主题。
　　要理解杨德昌电影风格的成因,无疑还是要从其性格入手。在台湾导演陈国富看来,杨德昌不擅长与人交流,甚至有交流障碍,“他是那种离群索居的人……我记得那时候他还特意跑去教书,朋友们开玩笑地说他是想练习和别人沟通。但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这种方式,依旧选择了他的孤独”。
　　杨德昌和台湾歌手蔡琴的婚姻是广为人知的事情。1984年,杨德昌邀请蔡琴担任《青梅竹马》的女主角,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于1985年结婚。蔡琴从此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杨德昌。不料十年后,杨德昌公开坦承移情别恋女钢琴家彭铠立,和蔡琴离婚。2000年,杨德昌和彭铠立在美国低调结婚。对于杨蔡恋,杨德昌的结论是“10年感情,一片空白”。蔡琴却认为,“我不觉得是一片空白,我有全部的付出”。离婚后三年里,蔡琴没有发过一张专辑,她说,用了三年的时间才让自己从这段感情的创伤中走出来。
　　杨德昌逝世后,蔡琴在媒体强烈关注的压力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直到一天将尽,从电视上,我已看过他那被重复了又重复的身影后,一阵强烈而尖锐的刺痛,才刺醒了我的感觉!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我感谢主让他在生命结束前,是与他的最爱在一起。……我深深地感谢上帝,让我与他轰轰烈烈地爱过……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
　　对于蔡琴和彭铠立来说,这两任妻子在婚后都是扮演了“保姆”的角色,杨德昌电影的公关事务、集资和行销工作都得靠她们去打理。去世前,杨德昌的好友张毅去美国医院探望他,杨德昌对他说,“不要住在医院,要回家”。
　　或许,杨德昌其实从未长大,到老都还是那个喜欢漫画的孤独少年。因为未曾长大,他个性纯洁而天真,心灵脆弱而敏感,生命之重才如此让他难以承受,他也因此在作品中才会将生命的痛苦和悲悯表现得如此深刻。

相关热词搜索：悲观 理性 深刻 深刻的悲观 冷冽的理性 深刻的悲观 冷冽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