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盘我做主_欧洲防务:我的地盘我做主

　　一味依靠北约再也不是“可信的选择”，欧洲必须做好独自应对准备，包括在必要时具备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 　　 　　7月18日，在欧盟例行外长会议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提交了一份关于推动欧盟防务一体化的报告。其中包括常设欧盟军事总部，谋求实现欧盟独立军事行动的规划、协调与指挥等重要内容。阿什顿在报告中指出，“如果欧盟仍然希望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一员，就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对于一个有威慑效应的欧盟共同的安全防务政策而言，这至关重要。”她鼓励成员国扩大现有的合作项目，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展新的合作，并争取到2012年中期实现这一目标。
　　阿什顿报告反映出在新形势下欧盟及多数成员国对共同防务的新需求，不过，最终该提案因英国的反对而被搁置，这表明欧盟未来振兴共同防务进程仍将是曲折的。
　　
　　危机推动下的欧盟共同防务
　　
　　加强欧洲共同防务建设是西欧国家长期以来的愿望，特别在冷战结束后，摆脱了两极格局束缚的欧洲一体化得到空前的发展良机。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定位于联盟三大支柱中的第二支柱，又把“共同防务”确立为其内涵和延伸。1997年修改“马约”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将设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职位，进一步为防务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1998年，英、法两国领导人联合发表《圣马洛宣言》，强调防务一体化的重要性。这是军事大国英国首次公开表示支持欧盟建设共同防务，从而推动了欧盟防务的发展。
　　1999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对欧洲国家刺激很大，欧洲人认识到，没有令人信服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欧洲只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因此，科索沃战争某种程度上对欧盟加快共同防务建设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2000年5月，法、德领导人在图卢兹举行会晤，进一步提出将1992年由法、德、比、西、卢五国组建的欧洲军团改建成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当年举行的科隆峰会决定正式任命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2009年《里斯本条约》通过后该职位又被称为“欧盟外长”），赫尔辛基峰会决定成立政治和安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及总参谋部。12月的尼斯峰会作出具体规定，欧盟将在2003年前建立一支可在60天内部署到位，可连续执行一年任务的六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
　　2003年，欧盟推出了首份安全战略文件，首先在思想上统一了内部对安全威胁的认识与应对战略。6月，欧盟参与由法国领导的联合国在刚果的维和行动，这是欧盟首次在不使用北约军事资源的情况下对欧洲以外地区的一次独立军事行动。2004年，欧盟决定，到2007年分阶段组建13支跨军种快速反应作战分队，每个分队由1500人组成，可在15天完成部署，并可开赴距欧洲6000千米外的任何地方执行作战任务。到2009年底，由英、法、德、意、西等国部队组成的欧盟13支快速反应作战分队已初步具备快速部署和远程作战能力。自2003年以来，欧盟在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热点地区已先后执行了20多项重大民事和军事安全干预行动。
　　
　　背后的考虑
　　
　　冷战时期，西欧各国通过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来获得安全保障。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消失，欧洲安全环境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法、德等欧洲大国积极推动欧洲防务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维护欧洲地区安全。从波黑冲突到科索沃战争，欧盟国家都曾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欧洲发生的危机，但最终仍不得不让美国出面收拾残局。欧洲领导人意识到，迫切需要有一支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军队来处理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和危机。二是谋求逐步与美国建立平等关系，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大，欧盟成员国不想再扮演大西洋联盟中美国的“小伙伴”角色。欧洲国家不仅想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谋求在世界格局中成为一支有影响的力量。
　　在新的历史时期，欧盟深化防务一体化有着新的考虑，主要基于三大新背景。
　　其一，安全威胁新特点。2008年，英、法、德三国先后推出新安全战略，三国均强调，与过去十几年相比，当今世界“更加复杂、更难预测”，欧洲面临来自多方面且相互关联的安全挑战。主要威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有组织跨国犯罪、地区冲突及“失败国家”等。此外，网络攻击、大规模传染病以及自然灾害等也对安全构成挑战。英国还将气候变化视为自身安全和全球稳定面临的“最大潜在挑战”。面对这些新威胁，英、法、德等国均意识到，单个欧洲国家无法拥有“所有必要的防务能力”，必须合作应对。特别是法国，在重申北约集体防务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应加快发展自主高效的共同防务。
　　其二，全球经济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影响。受双重危机影响，自2010年起，英、法、德等多个欧洲国家军费开支缩水。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也在步其后尘。专家预测，欧洲国家军费在未来几年内将减少10％至15％。成员国削减军费无疑会对欧盟构建整体防务能力带来不利影响。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利于强化成员国整合资源的意愿，积极借助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节省开支，从而对欧盟防务一体化起到促进作用。英法防务合作即是明证。2010年11月，英、法领导人签署“共同防卫伙伴协议”和“核合作协议”。
　　其三，利比亚战争对欧盟的多重刺激。利比亚战争中，欧盟内部在打击卡扎菲问题上的步调不一致，暴露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脆弱性。另外，美国在对利军事行动中“甘居二线”的态度显然已成为欧盟当前重振防务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欧洲意识到，一味依靠北约的外部安全条款再也不是“可信的选择”。欧洲必须做好独自应对准备，包括在必要时具备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
　　
　　不会一帆风顺
　　
　　欧盟振兴共同防务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此次阿什顿提交的有关提案终因英国的反对而被搁置。英国坚称欧盟需要维护和改善现有防务，而不赞成共同防务的进一步深化，强调北约是欧洲防务的基石，欧盟应在此基础上推动与北约的合作。
　　英国自有其理由。一方面，英国是欧盟内最“疑欧”的国家，历届政府均非常注意与欧盟保持距离。当前，欧债危机已使欧洲一体化处于低潮，英国民众对一体化排斥态度明显。在此背景下，原本就“疑欧”的卡梅伦政府自然不会不识时务地逆民意而动，积极支持深化一体化，特别是防务一体化这样的敏感话题。另一方面，美国对英国的影响不容小觑。美国虽然希望欧洲盟国能够提高军事行动能力，分担美国“负担”，但又顾虑重重，担心欧洲建立共同防务最终会使美国失去对欧洲的控制力。为此，美国在上世纪欧盟建设共同防务之初，提出了“三不”政策：不希望欧洲与美国搞重复建设，不希望美欧在安全上脱钩，不希望欧盟歧视非欧盟北约成员国。有鉴于此，英国在此议题上的立场也一贯谨慎，以防顾此失彼，因支持欧盟防务而失去与美国的特殊盟友关系。
　　《里斯本条约》规定，在防务等涉及敏感主权领域的合作仍保留全体一致通过的制度，因此，内部利益多元化，加上多数成员国防务开支持续下降等等因素，决定了欧盟共同防务建设之路必将十分曲折。
　　即使如此，人们对欧盟共同防务建设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首先，“危机推动论”仍然有效。正如科索沃危机、伊拉克战争对欧盟共同防务的明显促进作用，利比亚战争也必将发挥类似效应。其次，为了应对新安全威胁及“非西方”崛起的挑战，对法、德在内的欧洲国家而言，欧盟共同防务不再单纯意味着“美欧分家”，而是为了在强化西方联盟、维护北约集体防御功能的同时，再建欧盟防务能力，为自身安全提供双保险。同时，由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了亚洲，欧洲周边事务便渐渐转给了欧盟。第三，当前形势下，振兴经济是卡梅伦政府头等要务，其外交政策已变得务实，英法防务合作协议本身已表明了英国对防务合作的态度。对英国而言，在欧盟共同防务议题上，也许最重要的是姿态问题――不愿张扬，只求低调。
　　也正因为“理解”英国，对于欧盟共同防务的未来，阿什顿及法、德等国领导人均乐观地表示，将继续寻求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不会轻言放弃。法国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只是不认同这样的一种“形式”，而我们对“可能采取的不同的形式”，将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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