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两难经”|国有企业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迁: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并由此导致政府和企业关系转变;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在变化。我们且从这些变化当中来看一看企业面临的困难,看看国有企业的两难选择问题。
　　
　　不重组难,重组也难
　　
　　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在采取的是双重的价值标准、管理方式和交易规划。对于民营企业可用一句话来形容:黄鹤楼上看帆船,是市场标准。而国有企业,主要是政治标准,牵扯到国家执政党的基础,所以不能流失,这无形中给国有资产管理增添了优越性。同时也使国有企业陷入两难:不重组难,重组也难。
　　国有企业在重组当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似乎不流动,国企就是保值,就能保持纯洁性。但资产不流动,往往又导致国企老化,没有活力。一些民营企业在并购中发现一种现象,每碰到并购国有企业,就会被不停地告状,告状形式各种各样,传统与现代形式并用,但不管怎么变最终都会上纲上线到政治上,即国有资产流失不流失的问题,说这些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如果没有人收购国企,就算它经营不善少了800万,逐渐老化掉也无人过问。所以国有企业重组难不重组也难是由于双重的管理方式、价值标准造成的。
　　其次,对国有企业领导的考核标准,要求国有企业的领导既要像资本家那样会赚钱,又要像焦裕禄那样廉洁,也是两个标准。因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既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又是共产党员形象的浓缩,而资本在经营过程中,经常会面对道德的挑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在原始积累时,必须要对传统的道德、习惯作出取舍,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为富不仁"。"仁"是一个道德的概念,"富"是一个经济成果。如果一味追求经济成果,往往会被认为是"不仁",但是不斤斤计较就挣不到钱,斤斤计较就叫做"不宽厚、不仁义",所以一个人如果是道德上的完人,很难同时是一个资本运营、企业经营很好的管理者。
　　
　　管企业难,不管企业也难
　　
　　现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陷入"拧麻花"状态。过去政府包办一切,现在政府给企业一个指标:安定团结。政府把"安定团结"的任务摊派给企业领导,反过来,企业也向政府提出经营上的要求,这就造成现在政府管企业难,不管企业也难。管企业为什么难呢?政府行使行政职能,官场上讲究风险最小原则,而商场是利润最大原则,所以说双方的关系形成了"拧麻花"状态。政府的市长、书记天天像董事长一样,企业的领导整天和政府一起讨论企业的人事,也就是在企业里贯彻官场的规则,在企业里用风险最小原则经营,那企业能赚钱吗?
　　在国有企业,后任领导来之后,把所有问题打一个报告,归结到前任领导那里就没有责任了。这叫做"上推下卸"。这样把官场的游戏规则拿到国有企业,管企业很难,而且管不好。举一个例子:一个地方的厂长跟我讲,头 10年改革,用了所有的办法来搞活整条街上的国有企业,结果是现在这一条街上的国有企业全都消失了。经济学家周其仁讲过一个观点,政府搞活企业存在着悖论,过去企业之所以不活,就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政企不分,以政代企。那么不搞活行不行呢?不搞活也难。涉及到就业、财政收入、税收等,另外整个国有资产都在账面上,由全面防御进入重点防御,最后还搞不好,没法交代。因此,在转型时期,不用政府部门的权力搞活企业不行,但是用它来搞活,往往又事与愿违。
　　
　　保值难,不保值也难
　　
　　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造成大型国有企业资产保值难,不保值也难。一方面我们把国有资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这样,就应该十分慎重地对待,好比说珠宝放在最可靠的人那里保管最安全。但当选拔管理国有资产的人时,往往实行最简单、最轻率的方法,一是"天才论"、二是"道德论"。所谓"天才论"即政府承认很多事都需要专业,但是唯独认为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是最不专业的,相信有"天才",所以就会出现经常把上百亿元规模的企业交给从来没赚过钱也没赔过钱的人去管理。最后问他失败的原因,他回答的原因很简单,和当官的思维是一样的:宏观调控,市场不景气,机制不活等等。
　　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原因,前面那些原因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中国都是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能结合自身情况具体说清楚原因的人,才是能够成功的。现在国有企业领导的选拔是由党委组织部选拔,但它不承担投资失误的风险;由政府机关来选拔,但它不承担资产流失的责任,这无非是相信天才。
　　在西方,凡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都有一个不停地在整个市场上选拔首席执行官的小组。这样有两点好处:一、在选拔过程中找到的新人会对企业现任的管理者提出批评,这样企业在不断寻找潜在的替代者时,能获得许多中肯的批评,从而使现任领导不断警醒改进。二、对现有的管理者有一个压力。如果遇到意外,有马上可以替代的人。
　　再有一种是"道德论"。变革的年代是一个是非的年代。生意场是是非之地,生意人是是非人,做买卖是是非事。所以在是非的年代、是非之地做是非之事必定是是非人,因此在生意场上成功的人很难是道德上的完人。
　　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最典型的道德和金钱较量的例子。袁世凯在收买谏官时需要"搞掂"两个人,第一个是李莲英,逢年过节他都会给李莲英送东西,但十年始终不露面,使李莲英心里感到不踏实。最后袁世凯只要他做一件事,给了他200两银票,让他在宫里造谣。另外一个人很难收买,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够收买得了,因为他一生清廉,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而且痛斥官场的腐败。但是袁世凯分析出这个人的心理,他越坚持清廉就越着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马上就要退了,坚守名节总是有所图的,图升官提拔,但以他现在的情况也不可能再提拔了,这样就会失望,既然官场上得不到提拔,就会转而要求别的心理补偿。另外,他这样坚持廉洁,但他的妻子不一定这样。于是袁世凯将礼送到他妻子那里,晚上他妻子劝解并安慰他:像你这样的年纪,不会再得到些什么,毕竟家人都要生活,并且没有人会想到你会收别人的钱财。这人思来想去,终于连夜替袁世凯写了一份攻击袁世凯的政敌的折子。这说明道德的力量往往敌不过金钱。所以说,在搞活国企中,"天才论"和"道德论"都是行不通的,在国有企业中,让企业家做好人难,不做好人也难,同样,企业要保值难,不保值也难,这都会使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很多特殊困难。
　　
　　搞活难,不搞活也难
　　
　　在搞活国有企业中,有两个概念,即是"市场搞活国有企业"还是"政府搞活国有企业",这意味着方式不同。另外,"活"的概念是什么,是不是就等于赚钱,如果搞活就等于赚钱,那么我说国有企业不可能都搞活,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赚钱,也不可能赚钱的企业永远赚钱,这不符合商业规律。"活"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如果把它定位在赚钱的基础上,无论谁来搞,都不会全部盈利。跨国公司哪个没亏损过,但能说它不"活"吗?民营企业也有亏损的,你能说它不活吗?显然,"活"不是一个盈利的概念。我们把赚钱和制度分开就会发现,实际上"活"是体制问题,要有公司治理结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至于赚不赚钱是属于商业竞争问题。所以,在搞活国有企业问题上面临着三个任务:制度安排,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商业竞争能力的增强。把搞活等同于赚钱,而且不能确定谁来搞活,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国有企业的搞活过程中,搞活难,不搞活也难。
　　最后,国有企业为主难,不为主也难。国有经济不为主,没有控制力,牵扯到国家的整个社会政治结构,银行信贷资源的80%都放在国有企业,但是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50%以上在非国有企业,所以为主与不为主、控制力和非控制力实际上表现在资源分配的根本利益上。在这种情况下,80%的银行信贷资源投入到国有企业中是为了"为主",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微观基础处于上述几种两难选择情况下,效益就比较差,致使社会经济整体增长放慢;不为主,国有经济不保持它的控制力,就涉及到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结构上怎样来解释和调整的问题。国有经济的为主难、不为主也难造成了国有企业没有退出机制。而民营企业有"姓别"歧视,所谓"姓别"歧视是指姓"公"还是姓"私",姓"私"就要受人歧视,有些领域宁可让外国人进入也不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包括通信、金融、保险等。□(编辑: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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