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榜】观念

　　以民为本 　　张　良 　　 　　“以民为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也不是一个重大的观念创新。但是，对于所有的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都是2003年一个不可忽视的名词。一些新的法规在这个词的照耀下出台，官员的施政被放在这个词的面前进行新的拷问，被损害的人民的呼喊也有了更切实的理由。就连国家信访局门前日渐增多的人群，也有相当部分竟是被这个“心里听着暖呼呼的”的词所重新鼓舞了勇气。
　　在不同的场合，它可能会被表述成“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等。在不同的时代，它可能会被表述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或者是“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它代表了普通中国人对清明政治的渴望，代表了一个有深厚同情心的官员的理想。在2003年，它被确立为执政党的基本思维。
　　它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工具，也会被有着更高理想的民主派所质疑。但是，当它被一个政权隆重地提起――即使只：是对古老政治传统的复述，它所展示出来的抚慰人心的力量竟然还是那么巨大，它也会让“冷漠”的管理者对“善政”的概念若有所思。
　　
　　依宪治国
　　郭宇宽
　　
　　
　　2003也许将会被历史记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关键性的一年。在修宪的大背景下，依法治国被胡锦涛总书记定义为首先是依宪治国，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宪、泫至上的意识，把宪法权威作为依法治国的精髓始终贯穿到法制建设当中。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1954年，当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全国人大作报告时指出，这一《宪法》是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但在“文革”中，当这位国家主席被批斗的时候，手里举着《宪法》却不能保护自己。走出了“文革”的阴影，我们开始反思，为什么道德理想主义的观念却会演化为反道惠的恶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最冬却为自身的权力所异化。我们隐约认识到作为一种超越于政府、政党乃至领袖的更高规范的必要性。但这一认识往往停留在“必要”的层次上，因此我们虽然有了《宪法》，但它有时像一件奢侈的艺术品被称列于庙堂之上，人们羡慕地瞻仰它，留下一声可望不可及的叹息。
　　当我们意识到法制的重要时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是延续至今的制度设计中行政权力的“一股独大”，却使得法制建设的欢快歌声不时被唱跑了调。以法律的形式为部门扩权争利保驾护航，以“红头文件”、“会议记要”等形式出台大量恶法。大量案件触目惊心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外来民工被“依法遣送”，上访的群众被“依法拘留”，手无寸铁的居民被“依法强制拆迁”。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但所有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这是“王法”。
　　当胡锦涛总书记在刚刚履新不到一个月后就明示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时，他其实是在推动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似乎是要为这种新的精神提供一个验证，当一个以往其实并不罕见的案件经过媒体的披露而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运行了20年的条例充分显示了它的不合理性时，一群公民抓住契机行动起来，3位法学博士、5位学者、上百位知名人士上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一履行违宪监督职责的最高权力机关，控告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条例，直指国务院没有权力制定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为内容的法规。中国公民第一次行动起来行使违宪监督权力，他们手中的武器便是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2003第一次由中国公民行使违宪审查建议权，仅这一姿态便足以鼓舞更多的中国公民，他们开始以护宪的态度，以强调个人基本权利的角度来看待曾经熟视无睹的问题：“劳改的做法违宪吗?”“拒绝乙肝带菌者的单位有法律依据吗?”“农民应该被束缚在土地上吗?”“女性应该比男性退休早吗?”“某条地方政策合理吗?”在公共话语平台上此起彼伏的一连串对这个时代的追问中，一个声音从少数知识分子的窃窃私语到老百姓的交头接耳，渐渐汇成了声浪在中国大地回响：“对违宪行为说不!”
　　杭州市民刘进成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合理拆迁，想出了穿白大褂“宣传宪法”的主意。他穿上白大褂，把宪法内容写在上面，与一群同伴一起流动宣传。他说：“虽然形式特殊，但旗帜鲜明，新颖生动，白底黑字引人注目，而且法律又没有禁止，是合法的理性的普法形式。”
　　孙志刚案引发的第一波违宪审查以国务院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而结束，这也充分体现了新一代国家领导人与时俱进，顺应民意的开明作风和政治家风范。
　　这是我国公民护宪运动宝贵的阶段性成果，公民的护宪热情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但是最根本的制度化的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还远没有实现。好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对宪法的维护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在社会各界的坚定而沉着的努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知情权
　　张　良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改变了大多数国人的健康意识，也顺带改变了有关“健康社会”的思维。两个重要官员被免职带来的冲击是震撼的，这开始让人感觉到，游戏的规则不一样了，信息公开成为处理危机的“规定动作”。此后，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的起草将这种新思维定格，使特例变成常例。
　　在很长时期，一些社会管理者对“健康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眼不见为净”的层面上。在他们看来，将种种负面消息的传播范围压到最小，即能塑造出一个祥和的社会。在一些政府部门，信息是被作为“生存工具”而牢牢控制着，他们也只有在人为制造的信息不对称中才能维持那一点权威。人人都能感觉到这种旧思维的荒谬，但人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鲜明的词来表达这种荒谬带给社会的损失。现在我们知道了，它就是“知情权”。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的文章中，它甚至被定义为“现代民主的根本要求”。
　　在国务院的新条例起草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按照新的精神迈步了。一些地方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更多的地方则开始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全面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已是呼之欲出。
　　国务院办公厅一位官员在看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讨论稿后吃惊地说：“如果真的实施，这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在我们的工作中，所掌握的政府信息全部归国家所有，不公开是原则，公开是例外。现在，这个条例的第二款要求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这可真是一场工作制度的革命。”
　　“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一个敢于透明的政府才是自信的政府，能够对施政负责的政府。对知情权的尊重将颠覆古老的政治传统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训条。也只有当这种新的观念成为官员们的共识，各地耗资巨大，以便于群众获取信息为出发点的“电子政务”才不至于沦为新的“豆腐渣工程”和“皇帝的新衣”。
　　
　　尊重民意
　　章获平
　　
　　2003年岁末，辽宁省开始就高考应该采取什么模式，展开大规模的民意测验。考虑到“以什么样的形式设置什么样的科目来选拔大学生，涉及到千万个考生和家庭的利益”，辽宁省教育厅在作出政府决策之前，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对意见群体进行问卷调研。据悉，调查范围覆盖了该省大中城市的所有中学，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高中，以及辽宁省的部分高校。
　　观察家认为，省一级政府机构主动从民意调查中寻求决策依据，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一个新动向。
　　民意，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在中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虽然像辽宁省高考民调那样，主动对民意作出调查的做派甚少，但政府积极回应民意的行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一年。坊间人士认为，民意在2003年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尽管政府在多数时候，是被动地受制于民意。
　　孙志刚事件，孙大午案件，拆迁自焚事件等，最后都在强烈的民意要求下，得到了顺应民意的解决。民意在2003年得到尊重的缘由甚多，最为重要的是“伟人政治时代”的逝去，以及民意领袖的出现。
　　“在一个‘伟人政治’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的形成，需要在极大的民意支持中获得体现。”北京一位著名的民调研究人士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所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尊重民意，不仅缘自他们强烈的执政为民的意识，以及他们所奉行的效率前提下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取向，还在于“伟人政治时代”的结束。
　　新领导集体工作一周年刚刚过去，人们发现，网络这个看似新鲜的事物也鲜明地表达了领导人尊重民意的事实和趋向。据信，胡锦涛、温家宝都上网了解民意。春天，胡锦涛在广州对一位参与防治SARS第一线的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4月，温家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对学生说：“我看到同学们在网上写的一些话，我挺感动。”有关专家的评论说：“他俩上网了解舆情，并不是巧合，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高层对网络舆情予以承认和关注。”新华网一位网友由此生发感叹：“新领导曾经透露过他们上网的消息。看来，他们是真正地愿意倾听民意！”
　　尊重民意，会使得政府获得更大的民意支持。5月23日至25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认为，经过非典考验，他们对政府的信心有提高，并对非典过后中国经济的回升充满信心。
　　民意原本是分散的民间意见，它集中起来形成公众声音，进而体现其公共价值，离不开民意调查机构和民意领袖的出现。
　　当然，中国的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没验，还仅仅处于“媒体的公众比较熟悉”的水平。据悉，2002年，中国的民意研究行业，包括消费者和公众研究在内的整个产业，才只有25亿人民币的规模，中国和美国的GDP之差是8LCl，而我们在民意研究投入方面的差距达到90比1，民意基础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
　　有关人士建盲政府，让民众公开表达意见，积极沟通，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数决定，有助于导致自觉的社会秩序。事实上，今天公共政策中的很多决定是普通百姓有能力作出判断的，从是否应该禁放鞭炮、自愿婚前体检，到简化行政审批、公共评价行政首长的表现。虽然民众现在还不习惯发表自己的判断，但是当公众知道这些公共之事，自己是可以有所建言的时候，大家会养成表达、提炼、提取、沟通、争取、改善自己的意见的习惯。
　　观察家相信，未来，民意调查将使得精英理念的主张者，走出领导所具有的认识高度和综合视野，而倾向于以民意为政策基础。因为精英路线的结果是政策指定成本低而执行成本高，而民意路线的成效通常刚刚相反。
　　
　　廉价政府
　　张　良
　　
　　关于理想政府的定义，看来需要增加新的条目了。
　　过去，当我们形容一个让人满意的政府时，我们常常使用的高级别的形容词是“高效”、“廉洁”。现在，这已成为一种基本要求。而新的目标是：廉价政府。它与前两个词有关，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其引发的其他新概念更是值得人玩味。
　　廉价，直接的理解是降低行政成本，减轻群众负担。学界和媒体在2003年对此问题的追踪挖掘，出发点便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时的新意思；取消送迎仪式、减少代表团人员和交通工具等。外界的解读是，“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这一问题已开始引起高层的重视。自此，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中，受廉价政府原则驱使的新举措纷纷出笼。其中，减少行政审批和压缩政绩工程是力度最大的两项。
　　由廉价出发，政府必将向“全能”告别，走向“有限”道路。如果说机构的精简还只是“有限”的表象，那么，更高层面的“有限”则意味着对垄断社会资源的放弃。这才是真正的有限、真正的廉价。它代表着经济原则在行政领域的贯彻，使政府不得不树立社会总成本的概念。在这面镜子下，我们不仅要关心政府办了多少事，还要仔细评估它在完成这些目标时消耗了多少社会资源。政府毕竟只是资源的分配和消耗者，它的廉价意味着其他创造者更多的获得。
　　
　　告别GOP崇拜
　　张哲诚
　　
　　2003年底，由媒体掀起的“告别GDP崇拜”的声浪突然高涨，这或许让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几乎在所有证明中国崛起、进步，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成果的评述中，GDP都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象征和旗帜，怎么一夜之间人们对它有了如此深刻的质疑? 　　这主要有几个层面的背景，首先来自显而易见的社会生态：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凸现；一些地区政府为了追逐GDP增长，“狠抓”工业，造成对资源、环境的非理性掠夺与破坏，也因此遭到国内外的众多质疑。盲目的工业化使城市化被牺牲，三农问题迟迟无从解决，农民为改革开放付出了沉重的成本和代价。即使在一些高速发展的城市，很多市民也突然发现，城市的人均 GDP在不断增长，但生活却没什么改善。
　　其次，来自学者的批判则是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他们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有人提出应该对GDP进行重新计算，采用世界银行推行的“绿色GDP”的计算方式(指在名义GDP的基础上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后的国内生产净值)。还有人提出用“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日本战略大师大前研一所举日本的例证最为典型：“我与朋友十分愉快地散步聊天3小时，对GDP毫无助益，其实只要日本人放松心理负担，过愉快的生活，以日本的经济实力，GDP停滞5年也没什么大不了。”
　　最后是来自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高瞻和远虑，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使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全新的推动和检验社会进步的理念的提出，奠定了新世纪中国领导者执政话语的根基。
　　无疑，这一新的执政观念的建立，将对打破以“增长”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打破传统的官员政绩评价体系，打破长久以来固定的GDP话语霸权和数据霸权，有着巨大的意义。
　　
　　企业公民
　　张　良
　　
　　对中国企业来说，“企业公民”绝对是一个新鲜得冒着热气的词。事实上，这个观念目前也仅仅广泛存在于在华的跨国公司中。不过，跨国公司和媒体在2003年对它的大力推广正好符合了这个观念的本意：把公司看成是社会的公民，强调企业通过其核心业务为社会提供价值的同时，向社会各方也显示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为参加“企业公民的价值观”论坛，福特汽车(中国)公司带着了23．6公斤的《企业公民报告2002》，这个略显夸张的举动反映的是在西方企业发展了数十年的企业公民运动的丰硕成果。遵守商业道德、善待员工这些突出人文的东西都被摆在显著的位置上，至于用慈善活动改善社区生活，许多公司早在几十年前就把它写进了公司章程。
　　有多少中国公司最终会将这一理念变成公司行为的指南?情况似乎并不乐观。但是，观念的力量就在于它像一粒种子，只要在人们的思维中播撒，它迟早会发芽。西方企业也曾经历过“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的时代。所以，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企业不会为了行善而行善，政府、客户和员工是企业公民价值观正确形成的3项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里，企业公民意识也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推动。比如在香港，一个称之为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机构就扮演这种角色，它能帮助消费者调查他们付给企业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可以使得他们的钱花得更有意义，从而对企业行为构成很好的监督。
　　欲变革企业观念，先变革社会舆论环境始。
　　
　　阳光富豪
　　张　良
　　
　　在“阳光富豪”的称呼出来之前，人们把那群腰缠万贯的家伙们称为“转轨富豪”，或“问题富豪”。其实，怎么叫对他们并不重要。称呼的转变反映的是他们过去与社会的隔阂，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就像“企业公民”一样，这个关于财富的新观念带来的更多是对未来的想像。
　　严格来讲，人们并不想苛求他们的过去。在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苍白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财富，还有种种跟不上时代的政策、舆论和眼光。对所谓“原罪”来一次总清算，既无法操作，也于事无补。但是，舆论的集体抨击和新观念的鲜明提出仍是必要的。对中国的未来来说，清理富豪的思维比清理他们的财富更重要。
　　如果说相当部分富豪曾经是得过且过，甚至自以为是的话，经过2003年的财富大讨论，他们应该更加明白金钱――尤其是大大超出了个人所需的金钱――所带来的责任。也许他们曾以为能自成一体，但终于会明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融入社会。而“阳光富豪”则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文化竞争力
　　张　良
　　
　　200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公布了本年度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这一报告通过深入调查和精细研究，运用最新的数据和先进的计量方法，对中国200个主要城市涉及竞争力的主要方面进行丁评估。这个报告引入了一些新的评价指标，而对新指标理解的差异成了此后所有争议的出发点。
　　比如在城市文化竞争力方面，深圳名列内地城市第一，排名前10位的其他9个城市依次是上海、无锡、中山、苏州、广州、温州、绍兴、宁波和济南。这是一个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结果。但按照报告撰写人的定义，此时的文化侧重于市民人文精神的状态和追求，并以“重商精神”为其偏重的价值取向。它与一般人所能看到的“城市文化”，如大学、音乐厅、博物馆，以及教授、艺术家创作的精神产品，甚至城市的历史等都关联不大。
　　对于这个定义的谈论自然是见仁见智，而报告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对文化的新定义，而在于它引发的对文化竞争力的普遍重视。这个软指标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市长们的硬任务。
　　如果说人文氛围浓郁的苏州以文化为竞争利器是顺理成章，常常被人认为“没文化”的广州也开始“以文化论输赢”则体现了远见。在从市长升任市委书记后，广州的掌门人林树森就把精力从大项目转到了大文化上。他认为，城市文化是城市竞争力的综合性标志，最终将转化为巨大的创新能力和物质形态的竞争力。城市间的比较和竞争，不能单纯依靠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更要依靠城市环境、城市文化，依靠社会文明程度和市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这是城市发展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而广州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将成为广州文化建设的一笔财富，更是广州参与全球城市竞争的巨大优势。
　　一个“文化广州”的出现是广州人之福，而更多文化城市的涌现则是中国人之福。
　　
　　国民待遇
　　张　良
　　
　　按照原有定义，“国民待遇”本来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指外国商品或服务与进口国国内商品或服务处于平等待遇的原则。而在2003年的中国，它的含义已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一种追求“国民待遇”的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各个领域追求平等的精神，正在成为潮流。一时间，人人都开始来追求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从早期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始，200 3年，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内在精神一致的呼吁。在户籍和居住方面给流动人口国民待遇，在问题产品召回制度上给国内消费者国民待遇，在经营范围和税收上给外资和内资国民待遇，在市场准入和贷款融资上给民企国民待遇，给反对意见国民待遇，给微型车国民待遇……当大家充分领悟到这个新观念的含义后，中国人丰富的想像力开始让它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
　　这是对社会运行多轨制的修正，是对人为划分三六九等的抛弃，是对不歧视原则的贯彻，更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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