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助带来的烦恼,等:谎言给我带来了烦恼

　　去年11月，本刊对贵州乡村医生李春燕做了独家报道以来，凤凰卫视、《华尔街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数十家媒体记者相继登门，李春燕想建一个卫生室的愿望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2005年5月，香港商人钟佩华和李春燕签了一份捐建卫生室的协议。根据协议，钟佩华女士向李春燕捐款8万元，用于在大塘村建设一所占地面积120平方米的两层卫生室，卫生室冠名为“钟佩华爱心诊所”，产权归李春燕个人。协议还规定，李春燕不能再为此接受其他捐赠。在卫生室的建设中，李春燕已花完了钟女士的前期捐款4万元。
　　2005年8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通过《中国青年报》宣布，该基金会决定向大塘村捐款，建设“红十字博爱卫生院”，并通过贵州省红十字会、黔东南州卫生局落实此事。9月12日，在捐赠仪式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黔东南州卫生局、从江县卫生局三方签署了建设大塘村卫生室的协议。卫生室建好后，产权属于国家，李春燕可以使用，以后李春燕不用了，别的医生还可以使用。
　　对于大塘村来说，这是一件喜事，但对李春燕来说，两份冲突的捐款互不相让，而她只能选择其一。
　　从政府的角度看，最好的方法就是退掉钟女士的捐款。但是，“拒绝了红十字基金会的捐款，会影响以后和政府的合作；拒绝了钟女士的捐款，或者把已经用了的4万元还回去，会伤了很多热心人的心。”
　　9月13日，钟女士决定，既然如此，她就让一步，暂时停止资金投入，如果红十字基金会捐款建设的卫生室另外选址，“毕竟，需要政府建卫生室的地方还有很多”，她还将考虑继续捐助李春燕。
　　
　　“新农村”与“新新中国”
　　
　　“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新农村，重在为农民提供公共用品。中国财政公共支出中长期以来有一项是“支援农村建设”，而使用“支援”一词，有着颇令人心酸的意味，农村似乎不是跑步进入城市化的中国的一部分，农民是像非洲国家需要支援的国际友人一样。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是靠工业产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积累的，当年一块上海牌手表要一两百元，而一斤小麦才几分钱。农民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被相对剥夺，更不清楚今天农村之所以积贫积弱的原因。
　　近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这种高速发展中必然需要支付的成本许多是由农民来承担的。1978年以来，提高农业产量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就成为中国重点考虑的问题，但情况的改变并不明显。
　　以教育为例，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有“新农村”才有“新新中国”，即我们翘首以待的“和谐社会”。就这点来讲，“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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