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现代化到新五化】 四个现代化五化

　　44年前的1964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提出了在20世纪实现四个实现的目标。15年后的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已经达到。如今执政党决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人均GDP达到3500美元左右。20年战略机遇期的说法也同时产生。
　　四个现代化曾经是多少年最有鼓动力的宣传话语。就在执政党决定了新的人均GDP目标的时候，也敏锐观察到：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CDP进入1000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就进入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期。当这一判断日益成为诸多论述的依据时，一个基本的问题仍然需要回答：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具体是怎么产生的?
　　十七大报告总结了新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并提出要深入认识这五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毫无疑问，这五化是发展的动力来源。这五化本身在中国还没有达到更完备的形态。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进入中期阶段，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中国的企业总体上国际化程度也不高。
　　但这五化的快速推进，却使得五化自身固有的特征明显暴露出来。比如市场化能够将人们从普遍贫困中解放出来，但“忽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工业化产能的形成和产出，为防止过剩矛盾，需要“内需”的强劲支撑，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已经是当务之急(家电下乡中央财政补贴是有益也是权宜性质的办法)。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造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都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不占耕地，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推不动。但大规模侵占农民土地让农民兄弟“很受伤”。国际化使得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动力。但目前日显的美元危机走势会怎么样，外部世界会不会出现恶性经济波动，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失去一个重要的需求拉力，已经是很大的压力。
　　因此，人们看到，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08年经济工作重点放在两个点上：防止演变成过热，控制物价结构性上涨。经济矛盾会否爆发，将直接决定长期潜伏的各种社会矛盾是否趋于尖锐。尤其是，目前更赶上了物价上涨这个坎。政治往往从最紧迫的需要出发。因此，即使在经典理论中多遭非议的政府干预价格的手段也被采用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月15日公布了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
　　刚过去的春运，也因为天气突变，让人们看到了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在“国情”下极端痛苦的一面。无论是政府应急机制，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市外来人口日常的生存状态，都可以从这次已经近似危机的事件中得到印证。据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绝大部分处于流动不定状态。这种流动不定状态在非常时期对社会的考验，似乎如天意一般，在2008年依靠天气的帮助给人们上了一课。已经呼唤多年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问题，会不会确实提上日程呢?继特大洪水，萨斯之后，2008年春运的冰雪灾害，会不会成为决策者又一推动改革的良机呢?
　　总起来说，这五化快速推进下的社会矛盾积累，已经促使决策者加快推动关涉民生的改革事项。卫生部部长陈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说，医改指导意见和配套文件已经基本完成。2008年的主要任务是选择部分地区，围绕改革重点内容开展试点，为在全国范围深化改革探索经验。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副司长王治坤1月29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表示，到目前为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建立。同时，他希望，地方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困难群众的保障水平。
　　而2008年生效的许多重要法律，比如《物权法》、新《劳动合同法》等，五化的权利边界日益清晰。规则刚确立的时期，必然是一个矛盾和分歧纷纭，相互争夺解释权的时期。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规则才能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深入人心。因此，对于所谓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不应当抱有恐惧和简单压制的心态，也不应该使用垄断行业经营的办法以方便对社会多元化的“管制”。
　　危机处理得好，就是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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