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抉择的俄罗斯】俄罗斯无力维修航母

　　提起盖达尔，就让人想起了前苏联，想起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提到“休克疗法”，很多人的眼神中必定充满了仇恨――就是这个“休克疗法”造就了多少窃国大盗!就连一代政治强人、已经过世的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公开出版的日记里给盖达尔的也是一个平衡性的评价：我并不认为盖达尔是治愈我国经济的医生，但我也不认为他是置我国经济于死地的巫医。他还煞费苦心，用自己手术里马上站立走动的经历告诉人们，经过“休克疗法”，俄罗斯这个病人至少已迈开双脚……
　　盖达尔这位担任俄罗斯总理时年仅35岁的“有为青年”，实则出身于前苏联苏维埃文学世家。至今人们仍然在为他主持下的俄罗斯“休克疗法”争执不休，负面评价越来越占上风。实际上，当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用“您是否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的母亲”这句话反问全体俄罗斯人之时，盖达尔的政治命运已经注定了。
　　但在尤其关注前苏联解体和崩溃教训的中国，看看盖达尔写的《帝国的消亡》还是很有裨益的。总体上，这是一本学术性的研究著作，大量引用略显枯燥的档案材料，通过财政体系、货币体系、消费市场的恶性循环和崩溃过程来总结前苏联瓦解的经济原因。但是枯燥的材料背后，还是能够体会到一个曾经站在舞台中央的政治人物的内心波澜。
　　想想也是。虽然前苏联的解体和崩溃常被认为是平静和迅速的，但当时人们所经历的经济灾难，即使只是在书本里感受一下，也让人难以平静。在内部大清洗、世界大战的过程中都挺过来的超级帝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灾难中，结局却是惨不忍睹。在国外的苏联专家，既发不了工资，也没钱回国，被扔在了国外。就连军队也不断向政府打报告，申请分配人道援助的面包。就在八月政变前一天，最后一届苏联政府的内阁总理借酒消愁，结果严重的高血压危险症状令其卧床不起。最忙碌的印钞机也快要累垮了，1991年终，国家货币厂无力大规模印制满足国家银行需要的钞票。
　　在盖达尔眼中，那些前苏联的掌权者到底如何?也许对于自己短暂的总理生涯时期曾经经受的，来自旧体制政治势力的攻伐，始终难以释怀，就是在这样一本学术性的严谨著作里，他似乎也不忘狠狠讽刺前苏联掌权者一番――用盖达尔的话说就是那些内部供应站和特供食品部的常客，另一个叫法是“非智力化”领导人。
　　在1991年5月21日，前苏联面粉结余仅150万吨，亦即仅能保证全国15天的需求时，苏共中央书记、后来八月政变的参与者舍宁却在为另外的事情操心：党的印刷企业购置设备和材料，为苏共中央和党的其他机关配发2500辆汽车，特别是干部的医疗保健问题。而在此前的3月31日，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里记载：乘车跑遍了整个莫斯科，从巴里纳小树林开始，面包店要么大门紧锁，要么糟糕得绝对空空如也。这样的情景，也许莫斯科的历史上都前所未见――哪怕是在最饥饿的年代，
　　也就是说，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习以为常的粮食短缺在1980年代末转变为真正的粮食供应危机，正是人们对社会制度失去信心并导致瓦解的最重要的经济原因，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苏联农业的衰弱已经显而易见，执政党也心知肚明。但即使上马多么浩大的工程，比如土壤改良，几十年的努力都没有改变现状。由于体制的弊病，报废的灌溉和排水面积规模几乎与尚能使用的规模相当。更不用说，在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协议后，为了消化相关的生产能力，继续在农业中大量使用杀虫剂，导致数千万人成为含有化学毒剂的食品的受害者的严重后果。
　　那么，改变经济体系，包括放开价格，刺激生产，又会怎么样?事实上，在盖达尔看来，当时如果不消除结构性的比例失调，不减少国防开支、对农村的补贴、基建投资，进一步提高价格只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再次引发消费品的脱销，这也许是盖达尔为什么后来坚持整体性的“休克疗法”的原因之一。1990年与1991年之交的冬末，最后一届苏联政府终于决心大幅度提高最重要的各种消费品的价格一开始执行得相当平稳，并未导致群众性骚乱。但由于前面的原因，脱销再次发生。可怕的是，在反对派的努力下，劳动者所提出的经济要求已经开始转变为政治要求。1991年春俄罗斯矿工罢工，已经是政治要求占主导，罢工损失370万个工作日，采煤量减少1500万吨。崩溃边缘的苏联根本无法再承受这样的打击。
　　提高零售价格实际上是前苏联走出的危险的一步，因为稳定的日用品价格是苏联体制里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契约，关涉政权的合法性。1962年的新切尔卡斯克悲剧就是明证――1962年6月1日，在苏联新切尔卡斯克城发生抗议政府提高肉和黄油的价格的罢工。愤怒的工人与士兵发生冲突，70至80人死亡。政府最后出动坦克，才把群众驱散。在帝国崩溃前夕，执政者终于迈出了零售价格改革的步骤，但基建投资和国防开支却始终难以撼动。大厦将倾了，但苏联领导人宁可继续讨论依靠外债来支付规模庞大的一些项目，也不愿意冒与行业业务精英们或者说党内业务精英们发生冲突的危险。1989年，未完工工程的增长在国家深刻的财政和货币危机的背景下依旧吞噬了全国收入增长的4/5。
　　对一些国家和政权来说，有能力抉择真是一种幸福。陷入无力抉择的地步，是悲剧的开始。在谈到中国时，盖达尔提到，1987年前苏联也想学中国，鼓励个体农场，但没用，原因很简单：生活在市场经济之外已经三代的苏联人与仅有一代的中国人之间没得比，进行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经营活动的技能已经几乎丧失殆尽!
　　当戈尔巴乔夫委托下属向前英国首相梅杰(当时是“七国集团”协调人)喊话――“亲爱的约翰!救救我们!”人们也就知道，这个帝国彻底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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