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风暴电视剧_中共再掀反腐风暴

　　本栏编辑：赵义 　　高官落马的突然性增强，说明贪官逃避反腐败的手段越来越多。再加上腐败案件一般都牵扯广泛，没有一定的突然性，反腐败力度势必会极大弱化。 　　
　　近期，执政党再度掀起肃贪风暴，以显示其整饬吏治的坚定决心。继4月份查办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后，6月份中纪委先后对外通报对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原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立案调查。力度之大。动作之密。为近年所仅见。
　　政情人士分析，2009年既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亦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一年；而金融危机下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更要求执政党加大反腐力度，以新成效取信于民。
　　
　　曾经的“改革功臣”
　　
　　许宗衡、郑少东、朱志刚、皮黔生，短短一月之内，即有4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彰显执政党严肃纲纪的鲜明立场，有论者称之为反腐倡廉的“六月风暴。”
　　
　　观察落马官员的个人履历，其中不乏行事张扬、敢破敢立的“改革先锋”。这也凸显出，“借改革之机，以改革之名，行腐败之事”已成为官场腐败新趋势。
　　许宗衡所管辖的深圳，曾经是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先驱城市，无论对内对外都有示范和橱窗作用。许宗衡执掌深圳后，也曾大刀阔斧，以改革者的面目示人。他大修地铁，积极推动深港合作；允许大量无法取得房产证的违章厂房建筑“补办”各种手续，获得合法生存资格，解决了一大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都为他博得了“能干”的口碑。
　　皮黔生也曾是个改革的风云人物，一度集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管理、房地产管理、环境保护4个局长职位于一身，被称为“能力强精力好”的“皮四局”。其主政滨海新区7年间，这块昔日盐碱地一跃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GDP也从112亿元起步上升到1960亿元，占天津全市比重高达42.6％。滨海新区在国家级开发区中的排名连续十多年位居榜首。
　　51岁的郑少东则长期在广东从事刑事侦查工作，曾组织指挥侦破“东星轮”千万港元劫案、张子强特大绑架案，屡屡立功，因而仕途一路扶摇直上，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队长、刑侦局长、常务副厅长。2004年上调公安部，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一级警监警衔。
　　在落马高官中，有的当事人也许早已心有预感，但有的事发则是非常突然的。正是由于今年的特殊形势，使得这种突然性的概率加大。记者从有关官员那里了解到，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压力。有的甚至反映意见，认为地方纪检办案太随意，已经干扰了政府工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突然性增强，也说明贪官逃避反腐败的手段越来越多。再加上腐败案件一般都牵扯广泛，没有一定的突然性，反腐败力度势必会极大弱化。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批“明星官员”的落马，表明最高当局“无论查到谁、绝不姑息”的坚定决心，同时亦厘清了改革开放和腐败水火不容的关系。
　　在中国，一度有人援引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论述，宣称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对官员进行贿赂可以使得政策发生松动，从而摆脱僵硬体制对经济活动的束缚。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市场，成为不少贪渎官员自我安慰的遁词。而本轮肃贪风暴无疑是对此种观点的有力回应。
　　
　　纪委扩权
　　
　　与肃贪风暴相应，是纪委权力的扩大。
　　中共在2006、2007年的地方党委换届选举中曾厉行“减副”，即减少党委副书记的人数，其中纪委书记一般不再兼任党委副书记，地方纪委的权力因此有所削弱。此外，由于各级纪委在人、财、物权上受制于同级党委，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权力缺乏相对独立性，领导体制不顺，成为纪委寻求突破的最大难题。
　　因应此一情况，中纪委于6月9日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就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作动员部署。此前，中纪委、中组部、中央编办、监察部、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下令加强县级纪委的地位和装备，县级纪委、监察局在领导班子、官员任职、财政经费保障、装备设施方面全方位扩权。不仅内设的各纪检监察室级别将由股级升格为副科级，经费由地方财政全力保障，办公设备亦将配备包括汽车、计算机等在内的“九大件”。
　　地方加强纪检地位的改革也频繁出现。在深圳宝安、江门鹤山县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试点一年后，6月5日，广东省印发《关于推进县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省每个地级以上市拿出1－2个县(区、市)进行改革试点，推进县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此外，《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还规定了今后涉及县纪委书记、副书记、常委以及县监察局正副局长的提名、任免、调动，县委必须事先书面征得市纪委的同意。
　　显然，这些改革将减少一级地方党委对纪委工作的不正常的干扰，影响办案过程。因为，一方面地方纪检面临着查办案件的任务压力，而另一方面却处处受到掣肘，就容易导致一个悖论：反腐败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内在又存在案件选择上的“寻租”现象。
　　网络热炒的“中国首位亿万反贪局长出笼”就是典型一例。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山西繁峙反贪局长穆新成及其弟弟、妻子一起被双规，家中查抄出“5部豪华车，部部价值上百万”，“目前落实的敲诈资金已经过亿”；忻州市纪委书记称穆新成“敲诈勒索、欺男霸女、两条人命、黑社会保护伞”。
　　政情分析人士表示，通过改革纪检领导体制使监督关口前移相当困难，而通过提升纪委书记规格使监督关口前移则相对容易一些。因此提升纪委书记规格，成为迂回前移监督关口、推动纪检领导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徐鸿武指出，中央提高县纪委地位，显示出“平权监督”的趋势。只有做到平权监督，即县纪委能对县委真正行使监督权，才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
　　与此同时，中央还着力加强对县纪委书记的培训。5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首次大规模的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在中央党校举行开班式，780名县纪委书记作为第一批学员开始接受培训。这一举措，在执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财产公示仍无期
　　
　　政情人士指出，反腐败从来就不是一个毁灭腐败者的过程，而是创立灵活清廉体制的过程。中国的公职人员之所以腐败层出不穷、居高不下并难以禁绝，表明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存在着重大缺陷，反腐败如果仅仅着眼于案件的查处和单纯强调思想教育和自律显然不够。
　　“假如一方面加强反腐力度，另一方面新的腐败官员却不断出现，甚至在相同的位 置上一批又一批都在搞腐败的话，那么反腐败工作显然就偏离了初衷。”一位长期从事纪检工作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一点已然为执政党所认知。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今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三项法规，受到舆论高度关注。有关部门表示，今年内将争取起草、修订出台另外13件反腐法规。此外，还将积极做好26件反腐法规的起草修订，择机出台；另有8件法规的研究论证继续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中共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监督制度，如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和撤换以及审计和申报制度等等。不过，公众呼声最高、被视为反腐“杀手锏”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至今仍迟迟未能出台。
　　反腐败如果只是反腐败机关与腐败官员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老鼠多而猫少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贪腐者的落马就只能是一种偶然。既然任何公权机构都有局限，反腐就需要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度民间智慧、民间力量来反腐。事实上，中国反腐败主体正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重视。
　　据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4日全文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该规定最早制定于1996年，时隔13年之后，今年4月8日修订。
　　据最高检介绍，此次修订增加了不少新规定，首先是拓宽了举报渠道，除原有的“走访、书信、电话”等形式，还增加了网络、传真等举报渠道。
　　继中纪委去年6月开通12388统一举报电话后，6月22日，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部分省级检察院正式投入使用。当天，举报电话几近被打爆，举报网站由于点击率太高而拥堵。
　　
　　政改为治吏之本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政府的行为不规范，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是公共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反腐败的切入点。中国要从源头上遏制官员腐败，需要从体制上进行设计，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约。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表示，腐败的猖獗与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体制不改变，腐败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为此需要逐步扩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人大代表和党代会代表与公民之间的联系，便利民意表达。
　　他同时建议，市场化改革要进一步推进，能够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就由市场配置，政府掌握资源越多，腐败越多。假如由政府分配的资源，政府一定要在公开公正透明的情况下分配。
　　他表示，只有在立法和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机制，建立公开的咨询制度，使各种利益都能得到有效的表达，使公民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意见表达权，通过自由的讨论和辩论，立法和决策方案中掺杂的个人利益的私货才能无所遁形。
　　“党政领导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的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落后，实际上已经是导致政治领域腐败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政治体制的改革越来越紧迫。”何增科说。
　　腐败的猖獗与自上而下的千部任命制和“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体制不改变，腐败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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