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社会关键词 什么叫关键词

　　躲猫猫、洗澡澡 　　 　　年初的时候，24岁的云南玉溪农民李养明，在晋宁县看守所受重伤，后不治身亡。年尾的时候，57岁的原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上吊，后不治身亡。
　　李养明之死，晋宁县警方最初给出的解释是：李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不小心撞到墙壁，受伤死的。乌小青之死，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给出的解释是：乌小青亦死于“躲猫猫”：他躲开了监控录像，趁同监舍被羁押人员午睡之机，用棉毛裤裤腰绳，在内监门处上吊自杀。
　　李养明之死，云南检察机关后来的调查结论是：李荞明被关押期间，狱霸对其实施多次伤害，并最终致其死亡。此结论公布后，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罚。乌小青之死，其家属多有质疑，有网友非常疑惑，但有关部门会不会给出新的调查结论?尚未可知。
　　4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媒体透露：“今年以来，最高检院监所检察厅共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报告15人。”在这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除了“躲猫猫”事件外，还有“洗澡澡”事件：3月2日，海南儋州第一看守所在押人员罗静波因不肯脱衣洗澡，遭同监仓数名嫌犯殴打，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以及2月16日，被羁押在河北顺平县看守所的农民翟军保突然因重病死亡；3月24日，福建青年温龙辉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遭殴打致死，但所方称其睡梦中从床上摔下猝死；3月27日，关押在江西九江市看守所的武汉男子李文彦“做噩梦”(看守所称)猝死，等等。
　　与“躲猫猫”、“洗澡澡”、“睡觉觉”和“做噩梦”等死亡事件“相映成没趣”的，还有各地不断传来的嫌犯从看守所越狱事件：3月18日，安徽无为县看守所一名疑犯越狱，后被武警抓回。5月23日，安徽界首市看守所3名在押人员脱逃。11月14日。佛山市看守所两名嫌犯去医院体检时趁机逃跑。如果再加上2007年10月30日江西兴国看守所8名在押疑犯袭击狱警后集体越狱，2004年6月6日四川阆中市第二看守所4名在押人员暴力越狱，2006年6月7日。曾经两次逃脱的公安部B级通缉逃犯张瑞华，被安徽寿县警方抓获，很快又从该县看守所内逃脱等事件，以及更早些的“女贪官蒋艳萍色诱汉寿县看守所副所长”、“贪官马向东妻子重金攻下吉林省看守所看守员，将其发展成通信员”、“周正毅贿赂上海市看守所所长。服刑如度假”，更近些的“江苏江都市看守所副所长为两名在押人员拉皮条”等。让人不能不为看守所的“看守”水平捏把冷汗，心惊胆颤。
　　
　　“蚁族”、“被就业”
　　
　　今年，高校腐败忽然成了新闻，武汉大学两高官腐败案、湛江师院院长腐败案等大案被曝光。2009年还忽然冒出“大学生参军热”：全国13万大学生应征入伍，女大学生报名参军“百里挑一”……毋庸讳言，战争题材电视剧的热播、今年国庆节的大阅兵都煽起大学生们向往军营生活的热情。但对“当兵热”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大学生对就业前途的考虑：高校毕业生入伍之初可一次性获得最多2.4万元的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士官每月工资1900多元，部队福利也越来越好，退伍后地方政府还会给予优厚的补贴……这么好的条件，大学生们不争着抢着当兵，难道还想去当“蚁族”吗?
　　在此之前，教育部公布了200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68％，与2008年“持平”，但你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被就业”的，多少是自己真正就业的；而就业者当中，又有多少人当了“蚁族”?“蚁族”者，“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之称也，据说是除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三太弱势群体之外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多从事临时性工作，有的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
　　大学生们的志行混乱，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混乱。三名刚入学的长江大学学生，为了救两名落水儿童溺水身亡。人们被他们的牺牲所感动，又为“三名大学生为救两名儿童而牺牲，值不值得?”而争议。试问：假如牺牲的只是一名大学生，救出的是三名或更多儿童，是否就值得?又假如为救两名儿童而牺牲了四名、五名乃至更多大学生，是否就更不值得?生命的价值是这样计算的吗?社会良知能不在这样的算计中一点点地模糊不清、各自分散吗?
　　
　　资源整合、国进民退
　　
　　很多人以为，今年山西省的煤矿大规模国有化行动，政府将至少500家民营煤矿强行收归国有，主因是为了减少煤炭安全生产事故。山西省政府好像也是这样说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避免乱开采造成的资源浪费)。
　　打着“加强安全生产”的旗号而行将民营煤矿国有化之实，确实是方便法门，但其实政府有着别样的考虑。事实是，虽说“穷政府更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但政府本身未必愿意自己很穷；虽说改革开放是以一定程度的“国退民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为标志，但政府本身对控制大量市场资源、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冲动一直未曾消歇，此次藉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正好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开展“国进民退”运动。这也正是为什么山西省政府此次“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行动”明显地违法、违约，而当事人固然有恃无恐，却也未曾得到来自上层的制止之根本原因。
　　当然，要说政府全无安全生产方面的考虑，亦不尽然。因为煤矿事故频发，山西省长不到400天换了三任也确是事实。问题是煤矿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民营煤矿过多，而是安全监管的缺失。因此，正当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却传来了黑龙江鹤岗市国有新兴煤矿特大瓦斯爆炸，造成108人死亡的噩耗，可谓是给了“煤矿国有化便能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正所谓：“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
　　
　　甲流
　　
　　从2003年的非典、2005年的禽流感再到2009年的甲流，全球传染病疫情一波接一波，再加上方兴未艾的艾滋病等“常客”，看来，21世纪的前10年，人类注定要和传染病相依相偎，难舍难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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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1月中旬，当记者问到钟南山“目前全国报告因甲流死亡的病例是53例，这个数字准确吗?”回答是：“对于这个数字，我根本就不相信!”钟南山的话让人想起了非典时期的蒋彦勇，而卫生部发言人的回应竟然是：“他(钟南山)所说的我也不相信。”此发言人的话音刚落，据卫生部通报，此后仅仅一周时间内(11月23日-11月29日)，全国因甲流死亡的病例就猛增了74例。
　　传染病防治，往往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防疫体系就没用了。但目前全国各地的防疫能力、资源发展太不平衡，越往下面，对传染病的防控力量越弱。医疗机构是传染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但现在的实情是：城市大医院认为筛查甲流“成本大，不值得”；县乡医院诊断水平差，报告意识差；农村老百姓，感冒了 到乡镇卫生院输输液就回去了；某些地方政府在非典初期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发生了疫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捂住消息，不让媒体报道……如此这般，非典之后我们花大力气建设起来的疫情网络直报体系又有何用呢?难道还要重蹈2003年非典之灾的覆辙吗?难道神州大地还要再次响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的叹息吗?
　　
　　打黑
　　
　　重庆打黑的成果令人振奋，也令人沉重：一个城市怎么能有这么多黑社会?黑社会怎么能有这么大的保护伞?重庆如此，其他城市如何呢?全国广袤的乡村社会呢?那里是没有黑社会还是没打黑社会?是“越黑越打”还是“越打越黑”?抑或“起先是‘越黑越打’，后来是‘越打越黑”’?
　　诚如一些法律界人士说：中国目前还没有黑社会，有的只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人们立刻产生另一种担忧：现在仅只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就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有的地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甚至成了“二政府”)，等到真正的黑社会产生、成长、成熟起来后，那时候社会该“黑”到什么程度?
　　重庆打黑故事又向我们揭示出：众多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说明这些官员需要黑社会，而不是百姓需要黑社会，或者说官员比百姓更需要黑社会。老百姓可能是被迫地、怯怯地屈从于黑社会淫威之下，而官员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就不能不说其中含有相当大的自愿成分了，这也正是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土壤的最大难点之一。
　　铲除黑社会的难点之二，我们可从薄熙来的一番话中感受到。在全国公众都为重庆打黑的过程中打落了众多高官愕然又欢喜时，薄熙来却说：“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薄熙来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相信记得这段话的人不多，我们的眼球都被文强的厅级司法干部身份、双子星别墅、酷爱“泡”女明星等轶闻给吸引过去了。但正如薄熙来所强调的，相对于官员的腐败来说，我们长期应重视而未重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是“吏的腐败”。
　　
　　钓鱼、王帅、邓玉娇与胡斌案
　　
　　前几年名声不好的河南人，今年让人们的心情更加复杂了：河南小伙孙中界，刚上班四天就遭遇了上海行政执法部门的“倒钩”式执法，激愤之下自断小指；河南农民工张海超，为证明自己在工厂得了尘肺病，不顾医生劝阻，强烈要求“开胸验肺”；河南打工仔王帅，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家乡政府违法征地，遭遇来自老家的警察千里跨省追捕，锒铛入狱。
　　上海“钓鱼”事件，可谓是“非法打击非法营运”的典范。执法部门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它放出了一个恶魔，这就是执法者(包括协助执法者)的利益。利益是会自我膨胀的，开始时小似草芥，但它迎风生长，节节拔高，渐至不可限制。到头来，看似执法者仍在主导局面，实则其已被部门利益、上级利益、“钓头”利益等等所挟持，只能举无辜而残之，不遑他计。
　　今年，四川弱女邓玉娇杀死了人，杭州富男胡斌撞死了人。弱女邓玉娇杀的是酒后作恶的官员，富男胡斌撞死的是无辜过路的百姓。邓玉娇是“防卫过当”，胡斌是“车速过快”。在这两起案件引起的巨大舆论争议中，民意与官意是如此对立，势不两立。民意冲撞法律，官意胁迫法律；民意与民粹齐飞，官意共压制一炉，法律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看来眼下中国最急缺的既不是法制，也不是民主、自由、人权……而是讨论，如不能在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对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等问题的高度共识，就只能是“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互联网显然是一个日渐开放、有用且高效的讨论平台。“王帅事件”中，一贯强势的地方政府碰上了正逐渐强势起来的中国网民，叮叮咣咣地一阵较量后，网民胜了，地方政府输了：征地、拆迁、规划，灵宝市政府白白赔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结果不但没弄成工业园区，没显出政绩，反而使灵宝市恶名远扬，并受到了十几年来该市干部队伍涉及面积最大的一次处分。被王帅在网上曝光的那个工业园区，本来是灵宝市规划的新市区“东大门”，与灵宝新车站所在的“西大门”遥相呼应。现在“东大门”变成了“东大荒”，撂在那里，无人理睬……
　　
　　自焚和自制燃烧瓶
　　
　　与前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略带喜剧色彩的和平落幕相比，今年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上海的潘蓉夫妇以自制燃烧瓶对抗石块、推土机、高压水龙扫射事件等，都显得格外惨烈，令人悲伤。
　　川女唐福珍的自焚，丝毫没有延缓区政府率领的公安、消防、医疗、城管等“联合部队“攻占高地”式的拆迁行动。你很难想象。政府与民众如此激烈地对抗，会发生在以悠闲著称的特大城市成都，就像很难想象以自制燃烧瓶大战高压水枪的行动，会发生在以文明著称的更大城市上海一样。而重庆市六旬老人陈茂国，不满家中房屋被强拆，住到了15米高树上，试图重返700万年前非洲热带森林里人科动物的生存方式，叵耐现在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3个半月后，陈老人被记者劝下，旋即被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之嫌带走。
　　我国是一个法治昌明的国家。在法治国家，理应是政府依法行政，民众奉法行事。假如政府挑战法律，法律自会找它算账；而公民与法律过不去，法律也将与他过不去。但在我们这里，怎么总是政府与民众直接干上了呢?政府与民众打成一团，法律站在一旁看热闹。成都拆迁，基本上是一场城市巷战，连“战地救护队”都到场了。一阵硝烟弥漫、拼杀哭喊过后，抵抗者被如数缴械俘虏(除了自焚的唐)，他们的“据点”被攻占，楼顶飘扬的红旗被拔除，“违章建筑”拆毁一空……幸亏中国还是个实行枪支管制的国家，不然的话，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惨烈程度真不敢想象。和谐社会的气氛哪里去了呢?
　　一场战争后，你说我违法行政，我说你暴力抗法，你说“我拿的是《物权法》!”我说《物权法》不管用，俺带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法律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开胸验肺、精神病
　　
　　今年，“开胸验肺”从一个医学词汇变成了社会流行语，特指“因为阶层关系，无法保全自己受损利益而无奈做出的自我牺牲行为”。创造这一流行语的，不仅有主动要求、坚决要求、强烈要求把自己身体切开的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还有制造出若干尘肺病患者而又冷漠地拒绝赔偿、救治的张海超所在工厂负责人，以及莫名其妙地(是无能?是有意?是恶作剧?黑色幽默?)将明明患有尘肺病的张海超诊断为“无尘肺”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3次接访张海超仍无法为 其解决问题的新密市市委书记、最终为张海超开胸验肺并出据“尘肺病”诊断结果的郑大一附院、对郑大一附院悍然通报批评、个别官员将其称为“黑诊所”的河南省卫生厅、甚至包括对张海超前倨后恭的老家乡村干部……他们共同演出了这一活剧，让我们全方位地领略了什么是当今社会的人情世故，以及为什么农民工的权益难以维护。
　　今年跟“尘肺病”一样受到民众关注的另一病种叫“精神病”。使它成为“热门病种”的，是“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的一句断言：“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语惊四座，震撼全国。身为“卫生部专家委员”的孙东东，后来又为自己的“因表述不当引起争议和误解”而致歉了。当初“我负责任地说”出的那番话，怎么又成了“表述不当”了呢?俗话说“言为心声”。孙东东受访时曾说：“他们(老上访户)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这番话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非一个“表述不当”可以了结，而孙东东也没有说明，自己那“恰当的表述”又是什么呢?
　　一个自信的地方政府，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鼓励民众依法维权，而不是打击之；都应该力促民众权利救助机制的畅通，而不是阻塞之。一句话。要建设和谐社会，就不能总把爱上访的民众看成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看成是“99％有精神病”。
　　
　　裸官
　　
　　裸官有几类。第一类是像今年11月底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的文件所称：官员将子女、配偶都送到国外，孤身一人留在国内做官的，称作“裸体官员”(仅从文件用语上来看，我们的政府越来越“亲民”了)。对这样的官员，深圳市文件规定了：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裸体官员”的最终目的往往并不是“裸官”，而是后来的“裸奔”。国内官员“裸奔”到国外，起码十几年前就有了，并渐渐发展成众多官员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十几年后，终于听到深圳市传来一声吼：谁再想“裸奔”，不让你当一把手啦!不让你进重要部门的班子啦!
　　第二类是既非在国内“裸体做官”，暂时也不想“裸奔”到国外，相反，他还很注意多穿几套衣裳，把自己遮掩得挺严实，生怕“春光乍泄”，但却一不小心，被别人掀起衣裳，露出了“裸体”。这些官员里，有被网友掀开衣裳的，如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有被劫匪掀开衣裳的，如与女下属玩“车震”时遭歹徒抢劫，不敢声张，却被劫匪爆料的厦门某银行支行副行长。有被掀开衣裳后，“组织上”赶紧为她披衣遮盖的，如网友爆料“贫困县女检察长开名车”后，而当地纪委公布调查结果说：女检察长所开挂政府牌照的“豪车”是从当地企业借的；当地检察院公布调查结论说：在近两年的历次民主测评中，女检察长个人均得到100％的认可，等等。
　　第三类“裸官”，是像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那样，一不小心说了句“裸言”：“你(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所谓“裸言”，裸露官员真实思想之言也。逯军此言一出，不仅在百姓中传为笑柄，连官员们也唾弃他、瞧不起他，因为很多官员都在认真地“演”党员，“演”官员，你怎么能忽然不演了呢?你怎么能丢开剧本规定好的台词，自说白话起来了呢?你也太缺乏演员的职业道德了!
　　今年各省市官员中，可与逯军局长“裸言”有一比，但稍逊风骚的，还有上海闵行区执法大队队长就“钓鱼”事件发表的“没有利益驱动，为什么要帮你”?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官员在解释该市收取车辆费时的“这事儿不能说太细”，等等，不一而足。
　　
　　大旱与暴雪
　　
　　前年冬到去年初，中国遭遇50年以来最严重的冰雪灾害。去年冬到今年初，中国遭遇近60年来最大的旱灾。今年刚刚入冬，一场暴风雪席卷中国华北、西北，随即又转战中国南部，石家庄等地的降雪量打破了5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五六十年一遇的极端天气，我们3年遇上了3次，这算“生不逢时”呢还是“躬逢其盛”呢?这3年如此，明年又会创下什么纪录呢?后年呢?2012年呢?
　　有句话说：“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疯狂。”那么到底现在是谁在疯狂?地球?气候?亚洲水稻?大洋洲牛羊放屁?还是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
　　于是有了今年的哥本哈根峰会，号称“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立即行动!别无选择!但诺亚方舟在哪里?这会议注定是一场吵架的大会，而不可能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富国与穷国的矛盾，发展与生存的两难，照顾本国人民需求还是照顾全人类需求的不同取舍，以及我减排多你减排少、我缺钱多你帮扶少、我想清算历史责任你只强调现实担当，等等。即使是为了拯救人类自己，想要世界各国协调一致地行动、想把全人类捏成团儿跟一个人似的，难呐。何况还有相当多一些人认为，这整件事情就是一场大阴谋、瞎闹腾，逗你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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