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者的消费力量] 购物消费的力量

　　在民主化的脚步逐渐稳定的台湾，“生活消费合作社”作为一家社会企业，肩负着如何带领社会孕育“消费改变社会”的正向力量的使命。其运行10年来，一路吵吵嚷嚷，问题不在不实行民主，而是民主远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市面上黑心商品到处泛滥，当妈妈发现食物有问题，内心非常矛盾，担心孩子吃少了长不大，多吃一口又怕中毒。1990年代之初，当台北很多妈妈一起讨论这个矛盾时，一个机缘诞生了，大家想一起来买好东西，一起来找好生产者，就此缔造台湾‘共同购买’运动。”陈秀枝讲起话来双手握拳，言简意赅。
　　眼前这位40来岁的台湾妇女即是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以下简称“主妇联盟合作社”)的第三任“理事主席”。
　　“我们要健康，台湾要美丽!”陈秀枝说，这是“共同购买”运动的理想。
　　
　　生活就是政治
　　
　　位于台北县三重市重新路的三重好所在是主妇联盟合作社的重要基地，这里有一栋三层的小楼和一个生产车间，集办公、工厂、取货站为一体。取货站是一间看上去很平常的“蔬果小超市”，生鲜蔬果、冷冻食品以及干货琳琅满目，几个前来取货的会员围在一起聊天。收银台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牌：“结账时请出示社员卡或社员本人之身份证件，未带卡或身份证者不能利用，敬请配合，谢谢。”
　　根据台湾法律，合作社的产品不能销售给会员以外的消费者。
　　时间回溯到1987年，在台湾刚解严的新鲜期，有一大群具创意且敏捷的女人决定展开社会改革的行动，经多次沟通与协商，在1989年国际妇女节成立了“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基金会在台湾解严后最初的岁月，扮演了积极监督环保及推动绿色消费的观念的角色，“一大群具创意且敏捷的女人”华丽转身成为社会进步的活水，将行动力投入环保、教育、妇女成长、消费质量等方面，把台湾主妇从窄化的私领域推向丰富多元公共领域之舞台。
　　那时，从日本归来的不少人将日本妇女消费合作运动经验传人台湾，“生活就是政治，政治也是生活”――日本“生活俱乐部”的思想开始影响这群刚走出家庭的女性。1992年，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成立消费质量委员会，为都市消费者监督把关，亮出“我是生活者”的招牌。
　　消费质量委员会从与社区合作举办“妈妈读书会”、“时间人力银行”等活动做起，带领小区妈妈们一起思考生活，讨论消费，“主妇是强大的购买族群，主妇的购买力量可以改变现状。”1993年，翁秀绫、陈秀惠、谢丽芬及林碧霞等人召集100多个家庭，第一次以共同购买方式，直接向农民购买米和葡萄。这是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雏形。
　　在当时有限的有机农业技术与信息下，愿意参与有机耕作的农家，种出来的蔬菜常被虫咬到带着一圈圈“蕾丝花边”。但是，参与共同购买的台湾主妇们接受了“花边”。不过，她们家里的男人就不一定接受了，林碧霞博士家里就发生了这样一幕：她花了180来块新台币买回来一颗又大又老的瓠仔，削开看黑了一大半，煮一煮上桌，老爷子郑正勇教授吃了几口，却把筷子一丢：“以后这种东西，不要再买回来了。”
　　“郑教授筷子一丢，化为共同购买进步的动力”，有趣的是，后来这位享誉国际的农业博士成为了主妇联盟合作社推广有机农业的功臣。
　　
　　过渡的“绿主张公司”
　　
　　1994年5月，主妇联盟成立台北县理货劳动合作社，当年12月发展成生活者公司，到第二年2月，沿革发展出绿主张公司。以合作社的精神经营绿主张公司一直到2000年7月，整合全岛“共同购买”运动的生活消费合作社才开始筹备工作，并从绿主张公司的组织架构转型而来。2001年，经台湾“内政部”核发登记证，主妇联盟合作社作为一家“社会企业”正式上路。
　　前后对比，在1996年台北成立绿主张公司时，共有17位股东，每位入股6万新台币，起步资金102万新台币，后来增资两次。2001年成立生活消费合作社时，社员人数1799人，出资额为978.81万新台币。发展到2010年，社员已经超过3.2万人，出资额超过1亿新台币，39个站所分布台湾各地，员工人数200多人，相当于一家中型企业的规模了。
　　陈秀枝说：“我们是不小心长大的，社员们因为要买好东西所以踊跃加入。我们不是会经营的人，单凭一腔热血，但感动了大家。我们不是为了营利，是为了社员的福利。”台湾法律因鼓励合作事业而给予合作社免税，这是“肯定人民愿意透过结社自主改善生活，并热心关怀社会公益”。
　　曾担任绿主张公司董事长的黄利利回忆，早期最常被问：“你们会不会倒?”他都答：“只要继续坚持环保、本土作物、扶持弱势，我们绝不会倒。”2001年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取名，台湾主管机关原本不许用“生活”二字，她们要展示的是“我是生活者”这个价值。后经“强烈表达”和公关说服予以通过。
　　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创社理事主席陈来红，曾在2007年庆祝“‘共同购买’运动15年”活动中追问同仁：“过去台湾合作事业失败，是因为变成营利的公司。不晓得合作社会不会变成公司?”“不会!”现场有人大声回应。陈来红追问：“用你的生命担保，愿意吗?”“愿意!”现场一片呼应。陈来红鞠躬含笑下台。
　　在“共同购买”初期，是陈来红、谢丽芬、翁秀绫、林碧霞、赖青松等人，脑体并用，既要上山跑产地与生产者沟通，又要载送食品到家给会员，经年累月才开创出合作社这个“社会企业”的正规军平台。
　　主妇们得到的回报是，与传统商品由“卖方定价”不同，她们是“买方定价”，由买方寻找可靠的卖方，再由双方共同磋商价格。比如，多台风的台湾每遇台风来袭全台菜价都会大涨，但生活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们却依旧享受“不涨价”待遇，这成为吸引会员的一张“招牌”。
　　
　　有机农耕支持者
　　
　　在台湾合作界前辈孙炳焱眼里，这群“娘子军”是一群合作运动推手。
　　孙炳焱是台北大学合作经济系教授，他称这是“一种志业”――让消费者与生产者共同思考“食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下消费者与生产者面临的困境问题”，一方面保障了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保护了本土的农民，让农业与农村的永续经营，成功地摆脱了外国农产品进口倾销问题，协调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了消费者可以亲眼“看到生产者的脸及生产过程”，具体实现了兼顾“安全、健康、环保”的理想。
　　在民主化的脚步逐渐稳定的台湾，“生活消费合作社”作为一家社会企业，肩负着如何带领社会孕育“消费改变社会”的正向力量的使命。“在追求食物安全时，在意的不只是个人的健康，如何让环境永续，人与自然间和谐相处，更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价值。”曾任主妇联盟合作社台南分社经理的叶杏珍如是说。
　　主妇联盟合作社寻找合作农民的条件并不是一般有机商店采用的“认证”系统，而是由产品部的工作人员实际花时间去接 触、了解，寻找理念契合的“对的人”，甚至花两年的时间来观察并建立双方的信任感，一旦关系建立就不会轻易破坏，若农民破坏了“信用”，合作社将说拜拜。陈秀枝说，合作社信仰合作主义，不仅“团结农民”，而且致力于改善有机农耕者的出路和生活。
　　为了支持有机农友及避免偏食的习惯，主妇联盟合作社采取一篮菜的配菜方式，藉由固定的需求量，支持农友计划性生产。“如果没有合作社，资本家只会依营利目的攻占市场；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可能会因为初期不能获利而经营不下去。”陈秀枝说，“如果没有主妇联盟合作社，台湾的有机农业大概不会如此顺利发展。”
　　主妇联盟合作社不仅作为台湾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者”，更是台湾有机农耕的良师益友，除了将农业专业人才带到农村，还将消费者直接带往农地。合作社每季都会办一次农地参观活动，取名“生产者之旅”。而农民在3月、9月有农民大会，7月有果农大会，其它时间则不时举行一些教育课程，提供常态化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台湾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小农，耕地面积不大，产量不多，可以透过共同购买的方式，解决土地因过度利用而造成的地力流失，并克服中间商的剥削与囤积，甚至哄抬价格，更阻断了他们对销路的垄断。”高雄农民张肇基说。
　　
　　民主的种子
　　
　　陈秀枝强调，主妇联盟合作社不是像宗教那么伟大，不顾自己照顾别人，而是从利己出发，希望农人种植安全食品，同时保证农人过稳定的生活，利己利他。
　　在合作社，社员兼具出资者、利用者和参与者三种角色。“合作社的本质就是具体而微地落实民主精神，”陈秀枝说，作为消费者团体，买东西就是一种合作，不是纯粹的买卖关系，因而生活消费合作社秉持四种价值：“民主、尊重、学习、理性”。尽管社员出资额可以从2000～50万新台币不等，但每人都是一票，公正平等地对待每名社员的民主权利。
　　“不论出资多寡，不同于一般公司以出资额决定表决权大小，此为合作社民主的珍贵。”第二任理事主席、2009年因病辞世的谢丽芬生前亦称，“没有社员的参与，合作社就会像一家公司，从绿主张公司转型为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最大的目的就是将经营权回归所有利用的社员手上，我们不仅在推动环境运动，也要推动合作运动，更要推动民主运动。民主的种子要在合作社发芽成长，才会有民主的社会及国家。”
　　主妇联盟合作社运行10年来，一路吵吵嚷嚷，问题不在不实行民主，而是民主远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没有充分展现“积极参与”的魅力。“在台湾还缺乏民主合作的素养，我们要学习把开会、参与组织视为生活的一部分。”陈来红向社员们强调。
　　在主妇联盟合作社，每个社员都可以票选社员代表，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2008年2月合作社举行换届选举，选出93位社员代表，再由93名社员代表票选出实际执行合作社经营管理决策之理事，以及执行监督任务之监事，同时审核新年度方针、往年预算、结余分配及其它提案和章程修改等议题。不过这年大选，社员投票率仅为55％，社员民主热情尚低。
　　建制中，“班”是共同购买的基石，几个社员通过组班，协助订货、配送到班、理来分货，而班员也可以自主讨论班的营运，此外因班而延伸出的班员互助、信息交流、共读学习，甚至关怀小区则是更宽广的合作共好生活。“站所”则是社员取货点，也是合作社扎根小区的根据地。
　　最近，合作社又提出“地区营运”的理念，意在邀请社员一同来讨论大家的需求及规划在地生活蓝图。她们的理想是，由“站所”→“区会”→“理事会”，层层讨论不断汇集共识，反映及建议社员需求、提出产品需求与建议，最后经理事会提交社代会决议后，再回到站营运委员会执行。
　　“买是一个力量，拒绝也是一个力量，目前如何一一感知这些力量，合作社还常常出问题。”陈秀枝非常直率地告诉记者，未来，决定合作社生死存亡的是“民主发展”与“合作价值与原则的实践”。
　　主妇联盟合作社寻找合作农民的条件并不是一般有机商店采用的“认证”系统，而是由产品部的工作人员实际花时间去接触、了解，寻找理念契合的“对的人”，甚至花两年的时间来观察并建立双方的信任感，一旦关系建立就不会轻易破坏，若农民破坏了“信用”，合作社将说拜拜。

相关热词搜索：力量 消费 生活 生活者的消费力量 许巍来自生活的力量 生活的力量作文